，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
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
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
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
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
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
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
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
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
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
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
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
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
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
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
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
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
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
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
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
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
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
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
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
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
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
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
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
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记处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
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已达
成了共识。
九路突围，留下一串串血路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星，
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副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上，
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移的
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宁都起义
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对他
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句）。你
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分乐观的宣传是
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红军的战略
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苏维埃政
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个月或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回来，开个祝捷大会，大家欢欢喜喜。工农剧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严重和紧张。
贺昌同志将这个任务分配给袁血卒，也有关怀他的意思，因为他爱人在剧团
工作。
中央苏区的局势十分严重，但一般苏区的干部群众并不知晓，因为“内幕”
一直被掩饰着。“胜利的号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围前夕，不明真相的人
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陈丕显回忆道：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
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正是国民
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
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
的话，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
不能赶走他们？”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要检查检查了，
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碰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蔡会文同志对
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指示，陈毅同志说了，
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
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蔡会文，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支队政委。1930年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委，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布的二等红星奖章。
项英、陈毅等对集中在西江、宽田、井塘村的红军部队和中央分局、中央办
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赣南省委机关直属队作出了九路突围的计划：
（1 ）以独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战。
（2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
坚持游击战；
（3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汪金祥率领到寻南和平武一带进行游击战；
（4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李天柱、孙发力指挥，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
区向东江发展；
（5 ）以二十四师之二个连向云南挺进游击建立游击区，并与信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 ）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领导由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 ）派独立三团由徐鸿、张凯两同志指挥并派在湘赣和湘鄂赣工作的同志，过信河到湘赣传达指示，留在该地领导游击战。
（8 ）留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赣南军区蔡会文及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指挥坚持游击战；
（9 ）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帅二十四师七十团，周建屏、杨英兼团长、政委，在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和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
大突围就要开始了，人们即将离开中央分局，告别井塘村，各奔东西。
瞿秋白向项英提出，让工农剧社三个剧团作最后一次会演。项英同意了。
2 月7 日晚，下着凉雨，天气特别寒冷，但井塘村却火把通明，热闹非凡。
人们似乎忘记了数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
项英、陈毅、贺昌等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都冒着大雨与大家露天观看这最
后一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嫂》、《牺牲》等，编剧是苏区著名的戏剧家石联星。
晚会由瞿秋白亲自主持，他讲了话，并给优胜单位颁发了奖品。
两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一同离开井塘村，在一个排的护
送下，向闽西长汀转移。然而，这一去竟不能生还。
韩进，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长时间与瞿秋白共事，在
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后，他依然深切地怀念瞿秋白同志。韩进在回忆录
中满含深情地写道：主力红军长征时，五个编委中，任质斌和徐明正两同志随主
力走了，谢然之后来叛变了，编委实际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报纸的工作由我
们两人负责，当时也没扩大编制，也不允许扩大编制，增加人员。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游击队进行曲》，歌词分三段，每段四句
：我现在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我们不许一枝梭标不见血，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
中敌，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
这首歌词在报上登出后，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说：“这个很好嘛！谱一支曲
子让工农剧社的演员们去唱吧！”
我说：“我不会作曲，叫谁去谱呢？”
“让崔音波同志给谱吧！”瞿秋白同志说。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个套间，他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之间相处很好，
无话不谈。当时他也受“左”倾领导者的压制，但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对中央、
对党不满的话。瞿秋白同志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
2 月10日，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共办事处、
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围计划，2 月中下旬，各路部队分途突围。
2 月21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了中央军区各部突围的近况，请
中央给予指示。
23日，中央致电项英，给予指示，并要求“不应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除
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
领导一个独立团。”
但项英还是决定陈毅和自己、贺昌一起走，陈潭秋去闽西张鼎丞处指导工作。
突围，为时已晚。各部一出动，即遭堵截。北部陈诚部队近十万人由北而南
压过来，南部陈济棠部队六万人严加堵截，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的中央分局、中
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已不能久留。
陈毅回忆此时情景时充满悲愤：四个月时间浪费了，弄得军心涣散，军队瓦
解，没有战斗意志了。亡国了嘛！人家万里长征到少数民族区域，到了死亡边缘，几乎灭亡；我们这里也差不多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么大的国家亡了。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中国这么大，却没有地方去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
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咳，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遍野地
跑，没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认识我，问我怎么办？说红军不该走，红军不走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红军不走也不行。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回，跟着队伍走，越这样，越影响队伍。老百姓、伤兵大批跟着走，完全是敌人手上的战利品。真是一片国破家亡，很悲惨的景象。于是决定突围。
突围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莲所率独立第七团为第一路。第一路从瑞西的铜钵山区出发，原来欲往
闽赣边突围，可能的话转至江西省委、省苏所在地博生县（今宁都）领导该地区
的游击战争。但行至瑞金九堡时，部队即被打散。李才莲历尽艰难，收集溃部，
好不容易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联系上，但即在一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1986年，当索尔兹伯里写作后来脍炙人口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仍然对李才莲其人其事不甚了解。后来，人们请教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查阅了数不清的苏区文献和报刊，才略微查询到了李才莲的身世业绩。
李才莲，江西兴武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
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1934年接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
队长，红军长征后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等职。牺牲时年仅22岁。其妻池育华，自
1933年分别后再也未能相见。池已70多岁，现仍在其家乡兴国农村。
梁广，当时任全总中央执行部的部长，他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的特
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因此，他随陈潭秋一路突至闽西。
1979年，梁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陈潭秋和谭震林带了一个加强营，有四
个连，战斗力比较强。大约是春末的一天，我们从瑞金西南的一个地方出发。此
时，敌已在闽赣边境一带设置了重重封锁线，用六个整团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前堵
后追，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们仅有的一挺重机枪被打坏了，营长也牺牲了，震
林同志便亲自指挥。晚上，我们突破敌人的防线。插进旧县河南的一座大山里。
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见五指。为防止暴露目标，行军一律不准
打手电，我们一个接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同志一脚踏空，
哗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时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见他浑身血迹，左脚跌得趾断、
掌裂，耳朵也受了伤，他忍着痛，被我们搀扶着赶上了部队。
“根据情报，敌人正从四面包围上来，处境仍然危险。潭秋同志与我们商量，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由谭震林同志带两个连随潭秋同志走小路；一路由我带两个连从大路穿插掩护，吸引敌人。结果，我们这路先到预定的集合点。等了不久，谭震林同志带着两个连也赶到了，大家很高兴。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永定赤寨，与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会合了。潭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闽西南军政会议，研究确定了游击战方针。”
在闽西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原福
建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回忆说：“在我们这块游击区里，还剩有近两个
团的部队和三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在这严重关头，潭秋同
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召开闽西南党军政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就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劳和贡献。”
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苏区分局局长汪金祥和原湘赣军区副总指挥李天柱各率
红二十四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