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来。大家全
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
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
你怎么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
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西也
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
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
干力量。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次反
“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字，他责
备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
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
“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苏区
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能走路，能跑，就没
有什么问题了。”
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
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
没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
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训令”使命，项英
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只
是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算。
1934年10月20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 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的群
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
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接到
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
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
斗争。1931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立二师师
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年9 月叛变投敌，率
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
赴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苏区
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此，与会
者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
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战术对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
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
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也还在。敌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
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
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
来了，我们就要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
区，还有一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南
省都有
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陈毅同志鼓励我
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是一定会被我
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是10月下旬。这
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于都县宽田的龙
泉迳。“
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赖
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厂子喽，必
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
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多机
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中央苏区
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要动员，不要
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那时已是11月，已经割了稻子，把稻根
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
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独立
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山区。赖
绍尧回忆说：“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被
四面围困。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游击战争。
但是，我作为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营很快被敌人打
垮，铜钵山也失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后来我
转移到崇义、上犹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
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信丰赤卫队总队长、红四军十三
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邮电总局局长。解放战
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财政厅、交通厅厅长、省
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年于南昌病逝。
惨败面前，项英终于实行战略转移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除薛岳、周浑元
十万大军追击外，其他各纵队二十万人依然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
剿”军。陈诚对蒋介石说：“中央苏区必须彻底荡平，不然后患无穷。”
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陈诚军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中
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
攻占瑞金县城的是敌东路军李默庵第十一师。1935年1 月，国民党第十一师
特别党部编辑的《收复瑞金纪事》中这样描写此战的经过：长汀克复后，本师回
驻蔡坊，构筑河田黄管公路。十一月六日下午奉总司令电……第十、第三十六两
师归李师长指挥，收复瑞金等因；于是定八日第十师集结长汀城，九日第十师为
第一线，先向古城前进，并以有力之一部占领古城西之大岭隘，以为翌十日直下
瑞金之准备。八日晚，细雨沉蒙，九日晨，大降滂沱，官兵振奋前进。至九时，
与伪古城独立团溪口独立营等股匪在古城东之牛岭接触，当击攘之，毙匪百余，
获枪数十枝，旗帜戈矛无算。惟沿途要隘，均经
砍倒大树又遍布地雷以为障碍，行进颇为迟滞。
十日本师遂向瑞金前进，伪中央苏区模范营、壬田游击队、九堡独立团、梅
坑赤卫营，及昨日残窜部队共约人枪两千余，扼守大怜隘，顽强抵抗。经数度冲
锋，始于晨刻攻占之，残匪向会昌于都方向逃窜。已刻我先头第三十旅克复瑞金，
此沦陷五年匪之军事政治中枢，进入于我军之手矣。
攻陷瑞金，国民党不可一世，《中央日报》作了大肆渲染，连篇累牍。
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从北、东、南三方面向内收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县城和
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广大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将红军围困在越来
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割“清剿”，进而彻底消灭。
敌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恶棍，
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活埋、挖
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空前。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杀害的人数多达七十余万！
就在瑞金失陷两天后，留下来的唯一的红军正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从福
建汀州撤回至瑞金九堡一带。这里曾是中革军委所在地。
红二十四师原是罗荣桓等负责组建的。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主力长
征后由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接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
红二十四师有三个团的建制，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每团有三个营，
武器装备较好，兵员充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多次配合红一、三军团
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温坊大捷，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道，歼敌近一个
师，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作战唯一的一个大胜仗。长征时，红二十四师作
为唯一主力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可谓留守部队中的“王牌军”。后来，项英
又决定将大部分留守伤员痊愈者，补充给二十四师，全师有近六千人。
师长周建屏行伍出身，江西省金溪县人。早年投身滇军，参加过辛亥革命、
护国讨袁及北伐战争。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
1929年后历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红十军军长，参与指挥赣东北反“围剿”
作战。1933年1 月后，历任红十一军军长、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师长、红军独立第
二十四师师长等职，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中
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可谓红军名将。
占领瑞金，李默庵第十一师气焰嚣张，趾高气昂，继续向会昌推进。
红军第二十四师指战员，眼看“红都”遭受敌人蹂躏，气得直跺脚，纷纷要
求狠狠打击敌人。
师长周建屏召开了团级干部会议，他征求大家意见，打，还是不打。与会者
都擦拳磨掌，说打。
项英也主张打一场大仗，他说：“要用胜仗来振奋一下苏区群众，提高大家
的信心。”
一场大仗就这么定了下来，战场选择在了瑞金与会昌之间的谢坊，打击对象
选择了攻占瑞金的李默庵师。
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忆：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东路第三师
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二十四师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
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
全进入伏击圈内（主要是福建
的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战斗就打响了。这在军事上叫犯了“过早
突击”的错误，因而未能全歼敌人，只消灭敌人半个旅，把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
这次战斗虽然是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可以消灭更
多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
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虏。原来
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马牲口。战斗
结束后，我挑选了两匹骡子带了回来。
谢坊伏击战，虽然打击了猖狂嚣张的敌人，振奋了苏区人民的斗志，但同时
也暴露了红军的实力。
项英开始认识到了“独立作战”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干部派到各地区去领
导斗争。于是，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钟循仁回闽赣；胡海回东固；李鹤鸣回
公略。
当时，这种认识的转变受到局限，还只限于地方，也还只是部分地区，军队
这一块没有动。项英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这种转变仅
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师和几个基于团，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仍然进
行消极防御，阻止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筑垒推进。于是在丁陂战斗（即
敌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线筑垒）中，阻止筑垒敌人而受到一点损失。二十
四师经常辗转各地区待机，企图截击和阻滞敌人筑垒前进，但均未获得成就。这
时敌人已进占于都并由岭背向于都河上游构筑封锁线以与瑞林寨衔接，便把我们
的联系截断了。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陈毅一再向项英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但项
英仍不同意。
项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师和其他独立团分散打游击，其指导思想，还是
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主力红军
返回中央苏区。
主力红军从粤军陈济棠部防地突破防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责令陈迅速
向会昌进攻，截断留在中央苏区红军南面的退路。
粤军颇能打仗。赣南红军和地方武装曾几次与之交战，都退下阵来。
为了巩固赣南和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项英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立第
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粤军打一仗。
然而，出乎项英的意料之外，牛岭一战，竟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一次
惨败，也在周建屏辉煌的军事生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项英对牛岭之战追悔不已。他1937年给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写道：斗岭战斗是
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事前有侦察粤敌向牛岭坳一带游击（约一
营到二营之数），准备在其附近埋伏或袭击，可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敌已回到
约二十里地之牛岭，这时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劳，应该择地宿营，再行侦察情
况，决定行动。不料独立团团长徐鸿这个冒死鬼，要跟踪追去。当时二十四师师
长周建屏负总指挥之责，也不考虑便随意应允。
最儿戏的，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可是将兵力分散，
后来被敌各个击破。进攻牛岭的主力约四个团，到达牛岭附近，也不将部队展开，
仍以行军纵队（独三团为前卫）直向牛岭汗场冲去。敌人占据房子不动，等到我
们冲到面前，敌人即以反冲锋将全团冲垮。退回时自己将后续部
队冲散，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
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可
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是我
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戏的必然
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怕心理，同时
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惨败，项英对形势的估计清醒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认识到了局
势的严重性。
11月底，项英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今后的斗争方针。
会上，陈毅提出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不能再拖，二十四师要分散，
独立团也要分散。中央分局要给各地发指示，转变斗争方式，准备大风暴的来临。
陈毅的意见得到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项英也终于同意了陈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