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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8部分阅读

    后,考入湖北美术专科学校,因在校领

    导学潮被逮捕,后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1933年4 月,苏区中央局委任他代

    理中共湘赣省委书记,5 月任省委副书记。陈洪时和任弼时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

    学曾是不同届的同学。任胡子看起来很深沉,而陈洪时却有点阴沉,谭余保不喜

    欢陈洪时,尤其是陈洪时任代理书记期间,整湘赣省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择手段

    的,这给谭余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个人主义严重,

    喜欢自以为是,和许多同志关系也处得不好。

    因此,当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确定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时,任弼时、张子意、

    吴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谭余保还专门向任弼时请示过这个事,但

    最后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决定把陈洪时留下来往省委书记。

    “留就留吧,不想那么多了。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我尽力同他搞好协调就

    是了。”谭余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谭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脑袋,走到屋内用

    冷水擦了把脸,草草地吃完早饭,没有休息也没有搭理劝他休息的警卫员,就重

    新开始了工作。

    8 月7 日,红六军团大部队九千多人从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在红独立第

    四团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红六军团的突围,并没有减轻湘赣苏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致力“围剿”

    中央苏区多年,很清楚湘赣苏区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意义,要彻底打垮中央苏

    区,对处其右翼的湘赣苏区不进行彻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国民党当局在

    湘军大部追击红六军团的同时,并未给湘赣苏区留下喘息的机会,仍然用重兵

    “进剿”湘赣苏区。

    9 、10月间,国民党正规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罗

    霖的第七十七师,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分别驻扎在吉安、安福、

    遂川、泰和、莲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动武装的全力协助下,以六七万的

    总兵力,在湘赣边四周形成了对湘赣苏区的新包围圈。

    然而,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并没意识到形势的恶劣,他仍然乐观地认

    为:目前苏区形势开始趋于好转,红军主力牵制着几十万的白军尾追而去,苏区

    的活动中心可以暂时平静。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部队应四处出击,扩大影响,

    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再一举恢复失去的根据地。作为湘赣苏区一把手的陈

    洪时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种思想形成决议,用以指导湘赣苏区的斗争,而丝毫

    不接受谭余保、彭辉明他们的立足打游击战争的劝告。

    在这个“左”倾决议指导下,苏区红军四处出击,和敌人死打硬拼,虽英勇

    作战但终因力量悬殊,以卵击石,恶果就立刻显露:红独一团、红独二团被打散

    ;红独三团被迫从永新石灰桥突围,转移到泰山根据地,中余被阻,团长刘启明

    牺牲;红独四团则被迫转到桂东,在汝城、资兴一带活动。

    这样,湘赣苏区便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成了十几块。省党政军机关所在

    地牛田圩与上下左右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党政机关在牛田圩难以立足了。

    10月中旬,垂头丧气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召集谭余保、彭辉明等党政军领导在

    牛田圩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转移问题。

    当时形势十分紧迫,对转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对向哪里转移还稍有争议。

    部队转往何处的问题一提出,会场内便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向老根据地井冈山转

    移,谭主席当即起身表示反对,他说:“井冈山离牛田很近,游击条件也很好,

    但现在不能去。1930年王佐、袁文才被杀,其旧部一夜之间全部反水,既打国民

    党,也打共产党,我们在那里已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能去!”

    谭余保望了望在座诸位,然后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挺进武功山。”

    说完,他疾步走到墙上那幅破旧不堪的地图面前,指着地图说:“武功山位

    于湘赣两省边境,与罗霄山脉交叉而过,由东北向西南横跨赣西、湘东,延绵一

    百六十多公里。山高体大,丛林茂密,山峦重叠,山势险要,周围还伴有太平山、

    柑子山、棋盘山、铁镜山、五里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方圆八百余里,回旋余地

    很大,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进行游击活动的理想天地。”

    停顿片刻,谭余保接着说:“这里还盛产粮食,山上还有野菜、竹笋、蕨根

    等充饥之物。更重要的是,这里山民纯朴,又是老苏区,人心向着共产党,有很

    好的阶级基础。”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此刻接上话茬补充说:“在武功山区游

    击,我们还可以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的内部矛盾,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省委书记陈洪时没有作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对,一

    来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借机回家看看。

    二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的确也不知道部队应该往哪里走,更何况“三巨头”

    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为众矢之的呢!

    这样,1934年10月18日,湘赣省委党政军机关和红独五团在高度保密的情况

    下,离开湘赣苏区长期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武功山方向移动。经吉安的天河、敖

    城,越过安福的金田、严田、浒坑等地,突破了多条封锁线于31日进入泰山根据

    地,与先期突围到达的独立三团会合。省党政军机关驻安福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区之后,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湘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

    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没有把当初进军武功山区的初衷

    放在心上,在军事上也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

    倾路线的那一套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白天作战,夜晚宿营,烧碉堡,打民

    团,斗恶霸,分粮食,贴标语,搞宣传,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使部队目标显露。

    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极防御手段,对整个斗争前途

    缺少一个总体的把握,总寄希望于“红军打几次大胜仗,敌就会撤走,苏区就得

    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结果,千里迢迢奔赴武功山区的湘赣

    红军游击队一进武功山就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败绩不断传出:11月中旬,江西保

    安团二个中队偷袭袁家村,红军进行了阻击战,省委机关暴露,转移到安福境内

    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部纠集莲花、萍乡诸地保安团,直扑湘赣

    省委机关驻地长源头、芦台村。独立三团、五团与之展开阵地战,从上午一直打

    到夜晚,终因寡不敌众,趁黑撤出,至此,湘赣苏区全部失守;

    1935年1 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放火烧山,采取

    蓖梳战术“进剿”红军游击队。2 月初,省委派到山外指挥作战的军区司令员彭

    辉明,在莲花境内的虎头岭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2 月9 日,省委率领独立三、

    五团在观音形、双树坪一带活动时,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四六○团偷袭,在撤

    退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损坏,从此湘赣苏区便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战斗连接失利,被敌人称为“丧家之犬”的湘赣苏区部队已是疲惫不堪,军

    威荡然,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的牺牲,在部队中产生了沉重和巨大的冲击波。

    彭辉明,广西人,中共党员,1929年12月参加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领导

    的百色起义。1931年随红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并留在湘赣边区工作,任永新

    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

    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是个文武双全的红军指挥员,打仗冲

    锋在前,平时对部下十分和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

    威望。

    彭辉明司令员的牺牲,在湘赣红军中引起了一种悲观失落的情绪,部队中的

    “反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一些重要负责人的叛变。先是省苏副

    主席肖行麟,再是红五团政委谭富英,红四团政委旷珠权,红四团团长李宗保…

    …这样,不到半年,红六军团转移后的五个独立团的领导干部,或牺牲或叛变,

    便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红三团政委刘培善,一个是红五团团长曾开福,兵力也

    从当初的五千人退减到几百人。

    整个湘赣部队迷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

    1935年5 月,湘赣省委常委会在湘赣党政机关临时驻地——太平山召开,省

    委书记陈洪时(此时已兼了军区司令员)主持会议,省苏主席谭余保,省委宣传

    部长谭汤池,妇运部长旷金媛,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团

    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在太平山上参天古木下用毛竹临时搭起来

    的茅棚中召开。与会者个个正襟危座,表情严峻,气氛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省委书记陈洪时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首先开腔,他说:“同志们,当前情况

    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红军还不知在哪里,和党

    中央联系不上,看来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斗争的方式。”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不利

    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人,开展

    城市斗争!”

    话音刚落,省苏主席谭余保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他指着陈洪时,说

    :“当初,部队还有实力,你要死打硬拼,现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却要往白

    区转移,你这算什么?”

    谭余保显得很激动,声音宏亮,双眼圆睁,接着厉声斥道:“你这是逃跑主

    义!省委机关搬出武功山,决不是斗争,是逃跑!党中央要我们留下来,就是要

    湘赣边区坚持红旗不倒,就是要让苏区群众看到希望!红旗卷起来了,还谈什么

    斗争,还谈什么希望!武功山这么大,湘赣苏区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到白区去?”

    团省委书记王用济也立起身,用缓和的语调责备说:“老陈,那样做是不对

    的,将来是要犯错误的!”

    面对谭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济的责备,陈洪时冷汗直冒。他强打笑脸申辩道:

    “老谭,不要那么大火气嘛,这咱们不是在商量吗?况且,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

    想法,如果不行,我们再另行打算嘛!”

    此时,茅棚中又一片寂静。当时,其他同志心态如何,已无法考究。

    过了片刻,陈洪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腔了,不过这次语气上显得更加谨

    慎。他说:“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个方案,提出供大家讨论。鉴于当前的恶劣

    琅势,为了湘赣红旗不倒,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避免作战目标太大。一路由我

    和龙承绪、旷金媛、刘炳高几位同志留守太平山,联络北路,开辟白区;一路由

    老谭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同志前往湘南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寻找失去联

    系的红五团,收拾残局,整理武装再图发展。另外,谭汤池、王用济几位同志可

    到莲安萍特委去开展群众工作。”

    这个建议最终被与会同志接受。

    会后,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都离开省委朝计划的目标而去。

    谭余保他们走后,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做群众工

    作,把旷金媛派往攸县温水地区工作,还把几位女同志如易湘苏、段初英等安置

    在山上交通员家中。1935年6 月上旬,他自己便带着老婆张运秀、秘书长龙承绪

    和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十二人离开太平山来到萍乡、攸县边界的蛤蟆山。6 月

    14日陈洪时便在老家萍乡投敌叛变。

    当时任秘书长的龙承绪有个回忆,较详细地描述了陈洪时叛变的经过,文中

    这么叙述:谭余保走后,陈洪时带我们在南山住了五天……农历初五这一天,陈

    洪时带领我们从太平山的茅棚里出发,到了离茅棚不远的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饭。

    中饭后,陈洪时找到我和译电员,说这次行动是到萍乡去组织省委,转入城市地

    下活动,并要我和译电员就地留下,等萍乡那边搞好了再下山去萍乡。于是……

    我俩被留下,当天傍晚,陈洪时便带着他的妻子张运秀、特务班长、医师以及士

    兵共九人,夜行到萍乡陈洪时的家里。

    农历五月初十晚上,陈洪时便派了一个便衣到了龚家。便衣说是陈洪时要他

    来迎我们去的,说那边已经搞好……

    这天晚上,我俩在便衣的带领下,连夜往陈家赶,天亮时到达……吃完饭,

    陈洪时叫我、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长、士兵等一起谈话。陈洪时说:“红军离

    开这里很久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只有向国民

    党投降。”

    十一日,在陈洪时的家里杀了猪,摆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们外,还有

    ……国民党政府官员。早餐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排的军队,一个排陪同我们

    步行到老关站搭火车到萍乡,向萍乡县政府投降。另一个排则留在陈洪时的家里,

    进行保护工作,深怕谭余保派红军来抄陈洪时的家。

    我们到达萍乡的第二天,危宿钟(萍乡县长、江西省第二区“剿共”司令部

    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专员)便专程去南昌请示我们投降的有关问题。

    等了二十多天,却未见危回萍乡。据招待员说,我们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

    人,陈是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也处理不了,要报

    告南京政府才能解决……

    后来,陈洪时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过问,并电令危宿

    钟,准委陈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留在保安四团工作。陈洪时便鞍前马后,

    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天天带着地方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上山“清剿”

    红军游击队,并专做“招抚”工作。

    陈洪时就这样叛变了。长征途中的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重地

    对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下,我们

    没有听他的意见……”

    由于陈洪时的叛变,中共湘赣省委原来的“三巨头”到现在只剩下谭余保一

    人。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也都被破坏,湘赣的革命斗争陷于混乱、溃散之中,湘

    赣地区的革命火焰行将熄灭!

    然而,湘赣苏区这面红旗是歪而不倒,最终却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

    太平山常委会以后,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就往湘南寻找蔡、方部

    队。6 月20日,他们来到了茶陵县尧水花棚村边的山上。刘发云借口回家看看,

    便一去不复回了。谭余保意识到南下的行动已经暴露,同时又担心太平山上的省

    委机关,于是日夜兼程赶回武功山。当他在棋盘山与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会合

    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于是他就留在棋盘山,并派吴金莲下

    山,联系失散的同志。7 月,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

    的湘赣边“棋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撤销原省党政军机关,成立了以谭余保

    为书记的临时省委和以谭余保为主席的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开福为司令员的游击

    司令部。新的领导机构重新确认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开展游击战

    争的斗争战略。

    从此,湘赣边区斗争走出低谷,由衰转盛,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8年2 月,湘赣边区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9 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十几年,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谭

    余保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肺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