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挨批后，拒不承认“错误”，并给正在瑞金叶坪的毛泽东写
信，反映情况。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博古那里。他说：“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覃、谢唯俊
也犯了错误。他们都很顽固，不但不认错，还对党发泄不满，互相通信，这是派
别活动。”于是乎，博古提出要亲自主持一场批判会。
博古把罗迈找去，说：“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总结会，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县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书记李富春谈话。
自中央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来，李富春及省委一直采取消极回避态度。《斗争》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江西省委却不表态，党内亦未讨论。2 月28日，迫于压力，李富春不得已违心地发出对会、寻、安的指示。究其根本，是想帮邓小平过关。不料，这竟引起中央的大为不满。在江西虽未直接点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郑重其事地告诫李富春说：“作为省委书记，你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态度
是非常错误的。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经验主义！中央的路线，
是进攻路线；进攻路线，就是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怀疑中央路线，我只是对反罗明路线斗争不太理解，反
江西罗明路线是不是要这样大张旗鼓，我觉得……”
没容李富春说完，博古就厉声训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还有江西
省委，若不悬崖勒马，立即转变态度，向罗明路线开展猛烈冲击，将受到党纪制
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畅吐露了与博古谈话的内容。他们思索，进攻路
线不单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代表国际路线。国际的背后
是斯大林，难道斯大林还会有错吗？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怀疑了。
4 月16日的省委工作总结会由博古亲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会议一开始，罗迈代表中央组织局宣布决定：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罗迈在宣读决定之后，大声说道：“把邓小平、毛泽
覃、谢唯俊、古柏的枪缴了！他们不配带革命的武装。”
省苏保卫局局长葛耀山率人上来缴下了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和古柏的手
枪。会场气氛瞬时森严起来。
作为省委书记，李富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眼前这一切，使他万分忧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妇
女部长，站在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会议基调后，人们开始发言批判。
危秀英，当时是省苏妇女部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专门为主席台上的领导
倒茶（解放后，她曾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省妇联主任）。她
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
上厕所，我也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
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
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畅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话，要
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
央组织局工作。
会议开了数日。博古接急电返回瑞金。临行前，他让罗迈留下主持会议，并
又把李富春训导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总结。
罗迈发挥着博古的调子，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
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
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
主义的道路。”
李富春的总结报告称江西党内有“三个怪物”，即所谓“江西罗明路线”、
“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式”。邓、毛、谢、古“就是这一怪物的代表”：“省委实际对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调和态度”，官僚主义这个怪物“简直在全江西横行，从省委直到区委都一样”。李富春不得已说了一通违心话。
这场由博古亲自发动、主持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尽管“布尔什维
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
；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
的话：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
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双
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年，邓小平在
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
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年1 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号施
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
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定项英、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个人，组成苏区
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年4 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
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
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权，
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想到，
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方针是“拒
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
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
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周
恩来却在6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红军
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上企图翻案，说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当
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际路线
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年5 月8 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
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 月8 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金遥
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就觉得周恩
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之意。
1933年1 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 月3 日，周恩来、
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对前
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
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胜威胁南
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
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他再电中
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
斗力，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
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
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守，一
面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
加以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
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 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
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
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
个消灭之。“
从14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
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五万人则
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算盘
来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
军取得辉煌战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
“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
的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事家。他要推
行积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
科上下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战争
中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中央
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共产国际
的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完全
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将此电告瑞金的
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争。
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
中央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年6 月13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长电批
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
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
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
“两个拳头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然
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
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至少歼敌
一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开嘛！”
接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的电
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打，
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
的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