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刘晓、张
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党政军负责人一致拥护、支持毛泽东
的主张。
会后，罗明作为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具体领导游击战争，省委
由组织部长刘晓主持工作。
罗明辗转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
当地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检查、部署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在杭、
永、岩前线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福建省委如此不折不扣地搞毛泽东那一套，而把临时中央的新指示、新精神
撂在一边，自然引起了“左”倾领导人的极大不满和恼怒。博古刚到闽西，就觉
得“空气”不对，一见到罗明，就一肚子火气。
1933年1 月，博古从上海向瑞金转移途中经过福建上杭白砂村，秘密交通站
负责人告诉他，省委代书记罗明也在这里。
博古很奇怪，问：“罗明在这里干什么？”
“主持前敌委员会，很长一些日子了！”
“胡闹。”博古一听就不舒服，“你去把罗明找来。”
博古等人到达白砂，罗明还不知道。听说总书记来了，他匆匆赶到博古下榻
处。
见到博古，罗明很兴奋。尽管这位总书记比自己年轻四五岁，但罗明仍然毕
恭毕敬。一坐下，罗明就准备详细汇报闽西的工作。
还没等罗明开口，博古便一本正经地问道：“罗明同志，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在省委领导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岩来干什么？前敌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罗明未加思索，开口就搬出了毛泽东。
“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见博古有些茫然，罗明赶忙解释：“就是毛
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开过会决定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开展闽西的游击战争
……”
“游击战争？”博古又皱了一下眉头，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个词，更不满连
省一级领导干部都这么热衷于毛泽东的一套。临时中央早已推行新战争原则，即
进攻路线，下面却还这么津津乐道游击战争。
“你对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么意见？”博古又问道。他没有具体指哪一方
面的新指示精神，以为这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罗明有点摸不着头脑，支吾着：“新精神？……还没有听到传达。”
博古颇为不悦。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博古又问了
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
争，或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显而易见，博古是指后者。这能检测一个人
的政治嗅觉是否敏感，立场在哪个位置。
罗明未能领会年轻上级的真正含义，脱口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
斗争结合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关于抗日、民主、停止进攻苏区三个
条件很明确。我们要同各党派、各军、地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很不耐烦：“不谈了，吃饭罢！”
罗明与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会晤，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罗明给博古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从瑞金传到福建省委，要罗明立即纠正错误，彻底改变“退
却主义”的游击战术，执行中央新原则的进攻路线。
福建省委和罗明未执行博古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瑞金后，正值第四次反“围剿”决战时刻，为了实行进攻路线，变被
动为主动，临时中央提出了“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
命令如山倒。整个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热火朝天。罗明领导的闽西苏区被硬性
分配了3000～5000个扩红指标。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地区被迫把各县、区独立
团、营、连，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
地方武装全给拉走了，一时来不及补充，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闽西苏区又被
敌烧杀劫掠，损失惨重，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闽西苏区干部群众对这种
改编地方武装，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
针对闽西的实际情况，1933年1 月21日，罗明在新泉给省委写了一封信，即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又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由省委转呈中央。
不约而同，闽西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封意见信。
罗、杨的报告，省委很快呈送给了中央。
罗明、杨文仲的报告认为：要在闽西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
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不太愿意
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群众这种低落的情绪，必须靠我们很艺术地组织胜利的
武装斗争来提高。
罗明强调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
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罗明在信中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
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围剿’；二是防止龙岩敌十九路军向连城、
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
罗明在信中说：“我拥护、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反‘围剿’斗争的各项指示。实践证明，毛泽东向志总结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指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是完全
正确的。杭永岩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
把守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1933年1
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运动战，在湘口消灭了由漳州
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
正确。
“我们总结了五个月来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其
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
所谓十六字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毛
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创造。
罗明的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中央的，在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报告和意见
的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说，罗明尽了一个党员、下级的应尽之职责。然
而，这些意见却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大唱反调。博古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
看了罗明的意见信，博古十分恼怒，在中央会议上说：“这是对革命的悲观
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罗
明路线。这条路线的形成，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省委要在组织上开
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博古所指的“罗明路线”实质上是指“毛泽东路线”。慑于毛泽东的地位、
声望、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博古不便公开点毛泽东的名。
1933年2 月，在博古的发动下，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及
邻近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3年2 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决定》指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的一小部分
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
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现了慌张失措。他们主张党应该放弃
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退却逃跑。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向了取消党，取消群
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
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 月16日，博古亲自到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
告的题目为：《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博古宣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
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
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
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
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
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博古还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
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
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
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极地为着党的路线
而战博占指责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拥护党的路线不彻
底“，”完全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等同
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为拥护党的路线而
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
主义的错误。“
2 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决定改组福建团省委，同时在苏区团系统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中央作决定，博古作报告，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登批判文漳，“反罗明
路线”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然而，作为这条路线“头头”的罗明，竟然一点也
不知道。发起这场斗争是突然的，中央没有人找罗明谈话。直至罗明从新泉回到
上杭，看到《斗争》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才大惊失色：党内开展了一场批判自己
的斗争。
接到通知，罗明匆匆赶回省委驻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从汀州来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罗明问：“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斗争》都发表文章批判？”
“中央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看来，
来势很凶，苏区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说要亲自抓这场斗争。”张鼎丞说。
罗明非常激愤。二人相对默然。罗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连夜赶往瑞金
进行检查。
罗明刚到瑞金，苏区中央局的几位负责人便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
罗明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替自己和省委作了应有的申诉、辩解。
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他谈话。洛甫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你却
唱反调，搞退却逃跑。”
“我没有逃跑。”罗明辩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敌委员会，省委开会同意的。我从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
洛甫不容罗明分辩，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观点
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是地地道
道的游击主义了。”
洛甫又把话题转到扩大红军上：“你说边缘县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
这实际上是地方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
“这不是富农路线，这是我们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总结出来的，是贫雇农
血的教训。”罗明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不得不搬出列宁语录：“群众本身的政治
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听说罗明居然搬出伟大导师列宁的语录来为自己辩解，非常恼怒：“罗
明懂什么马列主义！”
博古找到罗明，劈头就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引用列宁语
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宁的书？列宁是怎样
论述富农的？这个道理你能说出来吗？”
博古接着说：“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市无
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格
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说到这里，博古提高了嗓门：“还有比你
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显而易见，博古指的是毛泽东。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罗明竟然将毛泽
东列为“最好的领袖”的头一位，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在博古看来，毛泽东没出过洋，不懂外文，没有到过马克思和列宁的故乡，
是山沟里的土包子，顶多不过是一个农民领袖而已。有一次，博古和王稼祥在瑞
金沙洲坝中央局住地打乒乓球。毛泽东来向博古借马列著作，因为曾有人讲他不
懂马列理论。博古借给了毛泽东一本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毛泽东一边翻
阅一边出了门。博古嘲笑地对王稼祥说：“瞧，老毛也想读马列？”
博古训斥愈加激烈和轻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怎么
能比呢？作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一点常识也没有！”
罗明这一相提并论，后来遭到了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讽刺谩骂：“企图
将罗明与斯大林相比较，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
指桑骂槐，昭然若揭。
罗明在瑞金期间，批斗会一场接一场。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批；晚上，由
一般干部开会批，一连批了好几天，连轴转。
一天晚上，就在罗明住的中央局叶坪村的一个大屋子里，中央局动员了上百
人参加斗争罗明的大会。罗明一进会场，顿感气氛森然。口号喊得震天响，吓人
的标语贴满墙。发言者声色俱厉，长篇大论。
轮到罗明做检查，他实在忍不住，争辩了几句。
“太猖狂，太嚣张了，简直不可救药！”有人义愤填膺地呼道。还有一个青
年干部叫着：“再不认罪，就拉出去枪毙！”
一时间，会场上乱起来。
中央局党校副校长杨尚昆赶忙走上台，连声喊：“大家安静，不要激动。”
一番解释，才将人心安定，缓和了气氛。
罗明在瑞金叶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毛泽东也正好在叶坪。2 月中
旬，他从福音医院出院后，经周恩来多次斡旋，方回到中央政府所在地。
当时中央来了人，毛泽东满怀期望，但不料想，眼下却面临着更加难堪、尴
尬的局面。期望成了惆怅。
2 月24日，在临时中央的高压下，福建省委万般无奈，作出了《省委对（中
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被迫接受了中央不公正的指责，“全部
同意”中央对省委的估计，决心“迅猛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2 月28日，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福建省委在长汀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公
开批判罗明。中央局派洛甫及陈寿昌等参加了大会场设在长汀县城水东街龙岩会
馆内，到会者二百余人。会开了整整三天。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省分局派人设置
了专门警戒。
大会对罗明进行了批判。按照中央的意思，罗明含含糊糊“检讨”了一番。
对大多数与会者说来，根本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只知道中央说错的肯定是错了。
会议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批判会开始发生了分歧，各地代表议论纷纷，莫衷
一是。
也曾给省委写过意见报告的新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