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
达了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
上杭的代表发言：“毛泽东号召打游击是正确的。我们打游击战，就打胜仗，打出了苏区。”
永定的代表说：“我们发动了群众，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
侦察估计得一清二楚，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打游击战，我们知道敌人在那里，而敌人找我们像大海捞针……”
没容永定代表把话说完，洛甫即把话打断：“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
员的常识，这没什么经验可言。”他觉得，再这么畅所欲言下去，批判会不但要
走题，而且还可能成为一场罗明路线的申辩会。
洛甫来时，口袋里已经装着中央的决定。他草草地作了会议总结，说：“由
于罗明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与中央进攻路线反其道而行之，经研究决定，撤销
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已在人们意料之中，总书记都作报告点了名。
在此会前，省委已有所传闻。但杨文仲也被打成罗明路线的人，大家还未曾料及。
洛甫继续宣读中央决定：“由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与罗明有小组织活动，同样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经研究决定，撤销其新泉县委书记职务。”
在罗明给省委和中央写意见信的同时，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信。博古认为罗
明和杨文仲联合向中央发难，存在着一个“小组织”。其实，杨文仲写信给省委，罗明根本就不知道。
根据中央的决定，福建省委被改组，陈寿昌任省委书记。罗明、杨文仲被遣送到瑞金中央局党校学习。
罗明被打倒被批臭，博古并未就此罢休，他说：“苏区不仅一个罗明，还有
很多。这场斗争必须长期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
1933年6 月，福建省委扩大会议和军区党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议的主题仍
是清算罗明路线。首当其冲的就是省委常委、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省委常委、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与罗明生死与共的战友。
在6 月12日省委扩大会议上，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开场白便称：“谭震林是罗
明同志的好徒弟，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
与罗明一样，谭震林非但不承认“错误”，反倒振振有词，说：“在井冈山
的时候，我们就打游击战争。从没有根据地，到后来打出了湘赣边界六个县。到
中央苏区，我们还是靠打游击战争，打出了几十个县，红军壮大到几万人。没有
游击战争，就没有今天的根据地。这难道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路线？”
谭震林又奋笔疾书，向省委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从战略战术角度，进
一步阐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术是正确的。
博古看了《书面声明》，气急败坏他说：“福建省委要痛加批判这份黑材料。”
接替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寿昌，亲自赶写了长篇文章《为加强党对革命
战争的领导而斗争》，登在福建军区的刊物上。与此同时，还具体指导筹划了几
场批判会。陈寿昌疾言厉色他说：“谭震林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是单纯防
御路线，是临事动摇，退缩畏怯，落后于时代及革命战争的急剧发展，阻碍了我
们创造铁的红军的任务的实现。我们必须发扬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火力，给以当头
一棒，让他清醒过来。”
不久，谭震林被撤销军区一切职务，调瑞金党校学习。
省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揭批斗争也紧锣密鼓。省委常委、省苏主席
张鼎丞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揪了出来。
张鼎丞拒作检讨，反而说“反罗明路线”是错误的。
中央代表恼怒万分，指着张鼎丞的鼻子斥道：“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
次又一次地教育，你就是不改，仍然坚持错误，搞机会主义，搞官僚主义。”
中央代表在省苏机关批判会上进而厉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要对张鼎丞机
会主义、官僚主义作无情打击，用铁拳粉碎……”
根据中央决定，张鼎丞被撤销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送瑞金中
央局党校学习。
福建6 月会议期间，除谭震林、张鼎丞外，省委常委、省苏副主席郭滴人，
被说成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对他进行了斗争。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军区政治
部主任李明光，不愿在连城前线“反罗明路线”，又不敢开展游击战争，在同优
势敌军的死打硬拼中英勇牺牲。省苏土地部长范乐春，省苏军事部长游端轩，省
军区的霍步青、杨海如，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武平县
委书记陈玉梅，永定县委罗禄山、关坤林，汀东县委陈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不
同程度打击，或批判，或调离，或撤职。
在这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临时中央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
—大改组、大换血——打击、撤换了福建从省到县党、政、军各级领导
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层和比
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幸免。
临时中央发起的这场残酷无情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在中央苏区持续了一
年多时间，直至红军长征时才不了了之。
然而，历史又何其富有戏剧性。“反罗明路线”的总导演博古，在十二年后
作了坦诚的解剖：“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正确
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
这是博古1945年5 月3 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个深刻的反思，一个彻底的检讨。
历史，终于给这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划上了一个公正的句号。
《红军人物志》这样介绍罗明的后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3 月因重伤留黔北地区养伤。后辗转去上海，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经同乡保释出狱回家乡，在大埔百侯中学当教员。1946年夏到新加坡任教。1949年6 月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民委主任等职，是广东省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87年4 月28日于广州病逝，享年83岁。
省委会上，邓小平等被当众缴枪。1931年8 月，邓小平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5 月，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又任会（昌） 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横祸飞来，邓小平被打倒了。他的“错误”，是
“执行毛泽东的退却主义”，是一条“江西罗明路线”。
当时，罗明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看到了中央宣
传部长洛甫的一篇檄文《罗明路线在江西》。文章不但批罗明，而且还把斗争矛
头指向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李富春力首的江西省委。
罗明大惑不解。他找到洛甫问：“我根本就没到过江西，怎么说罗明路线在
江西？我的‘流毒’，从福建跑到了江西了？”
洛甫回答很干脆：“江西省委的错误，邓毛谢古的错误，与你的错误一样，
都是搞退却逃跑，和中央唱反调，所以叫江西的罗明路线，也要痛加批判。”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江西罗明路线”之“四大金刚”。
毛泽覃，毛泽东的胞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八一起义，在井冈
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后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红六
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等职。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毛泽东参加过井冈山斗
争，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连党代表、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总前委秘书等职。1932年8 月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1929年10月
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193o年5 月，协助毛泽东作著名的寻乌调查，后长期在毛
泽东身边工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有毛泽东第一任秘书之誉。1931年
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
“四大金刚”，邓小平为首。临时中央拿他开刀的借口是所谓寻乌事件。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苏区南部紧逼。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
我弱的情况下，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但
是，“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的地方武装编
入正规红军。同时又命令守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师离开会昌和筠门岭，开
往北线。1932年12月，粤军大举进攻，敌我力量悬殊，寻乌城失守。
临时中央负责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陷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面前惊
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江西苏区党内坚持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正确路线的人，同“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斗争的总爆发。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邓小平对其路线持保留态度，结果被指责为“散布
对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毛泽东受到排挤打击，毛泽东的路线被斥为“富农
路线”、“狭隘经验论”，并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毛泽覃、谢唯俊、
古柏却对那些身居大城市“洋房子”、不深入实际、专门给各地找岔子的教条主
义者的无理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驳斥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
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结果，他们被指责为“拿‘洋房子先生
’的口号反对中央局的领导，拿‘找岔子’的口号，反对中央对工作的批评。”
后来，邓、毛、谢、古又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王明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后提出的“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左”的口号，认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主张“向敌人弱的地方发展”，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作战原则问题上，反对王明冒险主义所鼓吹的“正规战”、“阵地战”，继续坚持游击战、运动战、“诱敌深入”等战略战术原则，因而被诬为“实行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反对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主张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因而，他们负责的地区，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和征粮等实际工作中，反对脱离实际、指标过高、强迫命令等错误做法，主张体恤民情民力，减轻群众负担，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诬为“对扩大红军怠工”，“借口苏区群众负担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邓、毛、谢、古等人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有力
抵制，是临时中央在江西苏区全面贯彻“左”倾错误的障碍，因而他们无疑要被
当作反“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打击目标。
1933年2 月20日，即中央作出“反罗明路线”决议五天后，中央局机关刊物
《斗争》刊载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弼时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进攻路线》。
文中点名批判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毛泽
覃领导的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
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2 月28日，根据中央局指示精神，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自己的部下，进
行了不上纲不上线、低调的批评。博古对此很不满意，认为江西省委给属下定的
调子太低，没有直接指出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并对省委进行了严厉批评，表示极不满意和极不信任。
3 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没有同江西省委打招呼，撇开省委和李富春，直接跑
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洛甫刚从福建开
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回来，便马不停蹄再赴会昌。临行时，还拉上了刚进苏区
的罗迈（李维汉）。
邓小平不在县委，还在乡下布置工作。洛甫向县委负责人说：“整天忙于事
务，能不犯路线错误？快把邓小平找回来。”
邓小平连夜赶回县委。在路上，他问县委负责人：“洛甫来干什么？”
“说是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直接部署的，要批判什么‘会寻安罗明路
线’”。
邓小平忐忑不安，他见省委书记李富春也来了，便想探个究竟。邓小平与李
富春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私交甚深。邓称李夫人蔡畅为蔡大姐，称李为李
大哥。这位李大哥，在中央批评会寻安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之时，为了保护
邓小平，决定调他到省委任宣传部长，并于3 月初派他代表省委处理宜黄、乐安
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今天，这位厚道的兄长，却对邓小平的询问难以答复：“我以普通党员身份
参加会议，准备听取批评意见……”
罗迈主持会议，洛甫作报告。洛甫的开场白便点了邓小平的名。他说：“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
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群众与党员同志的力量
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张惶失措，退却逃跑。这一
路线，显而易见，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
明路线。”
与会者大多是农民党员，文化程度不高，见识也不广，只会做具体工作。
听中央领导谈什么路线呀，什么罗明路线呀，还有什么会寻安罗明路线呀，
稀里糊涂，议论着：“我们搞得不错嘛，怎么还批邓书记，还斗争呀！”
洛甫继续说：“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三县党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损失。
党中央决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
这个斗争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个支部。”
洛甫把目光转向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李富春。“省委2 月28日的指示信是错误
的，是对纯粹防御路线的调和，根本没有指出邓小平同志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
路线。因此，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洛甫作报告，作总结，说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划下，会议对邓小平
进行了蛮横的指责和无情的批判。
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并决定立刻改组会、
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常委，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开展反邓小平纯粹
防御路线的斗争。
洛甫、罗迈返回瑞金，分别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试看邓小平同志
的自我批评》，登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
毛泽覃、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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