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别重逢，母女二人紧握双手，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泪花在眼前闪动。
1939年，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杨振德同武汉的工作人员一道撤退转移，几经
周折，于1940年到达重庆，住在红岩村。
几十年的奔波、劳累，杨振德——杨老妈妈的身体已愈来愈衰弱了，加上环
境的险恶，老人家经不住折腾，终于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却又不让相距里许的
女儿知道。
一天，女儿去看她，她拉着女儿的手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
要难过啊！”邓颖超知道母亲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经与组织商议，决定把
母亲接回办事处来住。当警卫战士们用椅子抬着她回办事处，问她感觉怎样时，
她连连说，空气真好！
她高兴极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东奔西跑四海为家，没有家庭生活，这一
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亲人们的爱抚中死去，她感到由衷的快慰。
在重庆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同邓颖超的母亲之间，有着一种特
殊的真挚的感情。岳母的去世，周恩来无比哀伤，他站在不断流泪的邓颖超身边，
站在杨老妈妈的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在场的同志看着
这一切，都不由地落下泪来。后来，周恩来还对美国著名记者李勃曼专门介绍了
自己的岳母，予以很高评价。
在办事处的小楼里，悼念祭礼在极其浓重的悲壮气氛中举行。追悼会上，熊
瑾玎代表办事处同志致祭文：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早入社会，
艰苦备尝；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
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土，尽力相将。追随革命，
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传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
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
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
呜呼哀哉尚飨！
这悲切豪迈的悼词，概述了杨振德坚毅奋进，高风亮节的一生，寄托了革命
同志对杨振德——杨老妈妈的无限敬佩和深深的怀念。
追掉会之后，一百多人的长队，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带领下，随灵柩
朝重庆小龙坎伏园寺葬地哀进。
1958年11月，遵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嘱托，将周恩来父亲的遗骨和邓颖超母
亲的遗骨火化并就近深葬。
1984年6 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又将杨振德的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以志
纪念。
刘伯坚摆酒送剑英1934年10月18日，暮色苍茫。在惨淡的月光映照下，宽阔
的于都河面上架起一座座长长的浮桥。浮桥上，军委“红星”纵队的队伍，正在
源源不断地通过。纷沓的脚步、散乱的马蹄踏踩得它发出“扎扎”的声响。河岸
边，有着数不清的火把，数不清的人。苏区的父老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渡口，
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呼喊，为出征的亲人们祝福送行。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
斗笠，有的帮着挑担，有的往战士怀里塞鸡蛋，有的则高唱《十送红军》等欢送
红军出征的歌曲。
随着涌动的队伍，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好不容易挤到“红星”纵队司
令员叶剑英跟前，两位多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紧握双手，依依惜别，热泪盈眶。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回想起当年出征时的悲壮场面，为怀念刘伯
坚于都河边热情相送的感人情景，慨然命笔，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
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刘伯坚，四川巴中（今平昌）人。曾留学法国、比利时、苏联。192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早期党员。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
作，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并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在策动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
政治部主任，是红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叶剑英非常了解刘伯坚。
早在苏联留学时，他们就已相识。回国后，又一起在中央军委工作。当时，
一个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一个任军委秘书长。同志又同事，使之结下了深厚的
战斗友情。
1934年5 月17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设立赣南军区，下辖第一、二两个作战
分区和信康、南雄两个游击区。刘伯坚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并被“左”
倾领导者指令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附近的黎板桥，担负着于都河的架桥任务。对于工作，
刘伯坚没有二话，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每天来到架桥工地，筹划着
架桥和后勤支援等事宜。但对于留守，他的心情是闷郁的。
他很想和主力红军一道远征，也希望有人能替他说说话，争取争取。
他首先想到了叶剑英。叶剑英时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参谋长，他的话应该是起作用的。
刘伯坚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四局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请求你向
军委反映我的要求，我还是随主力红军走吧！”
叶剑英很同情刘伯坚。他知道，伯坚在苏联留学时，曾顶撞过王明、博古等
人。博古到苏区不久，便将伯坚调离了红五军团，这次将伯坚留下，又是博古亲
自圈定的。他更知道博古一惯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善用“无情打击”之手段。
但是，不管怎样，于情于理于道义，叶剑英还是向博古转达了刘伯坚的请求，
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不出所料，博古一听，立刻将脸拉得老长：“那怎么行？留下刘伯坚是中央
的决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不留下，地方工作谁来做，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怎么
开展？”
叶剑英知道多说无益，一转身，默然而去。
刘伯坚似乎早就料到结果，他准备了一桌酒菜，有鱼有肉，还有几样新鲜蔬
菜，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丰盛的了。两位老战友把酒问盏，相对而坐。他们为中央
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内“左”倾错误继续推行而担忧，为分离后的前景而
挂虑。什么话都讲过，又好像什么话都没有说，三番四复地相互祝愿，总觉言犹
来尽。因为他们知道，留下来固然生死难卜，但随军远征同样是艰险重重，要冒
很大风险。
主力红军转移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猛扑过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
1935年2 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狭
小的于都南部山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险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分局决
定分路突围。
刘伯坚被安排在最后一批行动。3 月3 日午后，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立六
团开始突围。当时的领导分工是：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丕显率领
前卫部队先突围，省委书记阮啸仙和刘伯坚在后随机关前进。突围战打得艰苦激
烈。由于敌众我寡，苦战了一天一夜，蔡会文等冲突了重围，
阮啸仙壮烈牺牲。4 日上午，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负伤，不幸落入敌手。
次日，敌人把他押至信丰小汾——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此前，蒋
介石曾以五万光洋悬赏“缉拿”共产党留下坚持战斗的军政领导，并将项英、陈
毅、刘伯坚等重要人物的照片发到官兵手中。因此，刘伯坚被俘后，即被敌人认
出。
敌团长假惺惺地说：“刘先生，你的一切我们都弄清楚了。眼下你可要顺潮
流，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只要你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再不要去为什么共产主义冒这
么大危险，去作那种无谓的牺牲了。”
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共产主
义事业必定胜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从来
就没有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敌团长听后，摇摇头惶恐地走了。
3 月9 日，刘伯坚被解往粤军第一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庾监
狱。
刘伯坚从被捕的那天起，就自知必死无疑。在狱中，他念念不忘突围的同志
和长征远去的战友：陈毅和同志们是否顺利地到达梅关？战略转移的战友们是否
一路顺利？王明“左”倾路线还要统治多久？
3 月19日夜，月明风清，牢门深锁，一抹苍白的月色透射在牢房外的高墙上，
反映铁窗一片虚白。面对这难得的狱中月夜，刘伯坚辗转床间，想起自己再也不
能与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了，他感情迸发，侧身坐起，借着这朦胧的月光，慨然
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狱中月夜》：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夜半皎
皎上东墙，反映铁窗皆虚白。
3 月21日，敌人终于对刘伯坚下毒手了。临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
办。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
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为什么要葬在梅关？”敌人问道。
“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人摇头叹气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只好给了他纸和
笔。
刘伯坚稍加思索，挥笔疾书，写下了临刑前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一封是给
凤笙大嫂的，另一封是给他尚在闽西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王
叔振的。信中说：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风笙
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
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12时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此致最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
3 月21日于大余这封信经过反复辗转，终于得以保存下来。信中文笔流畅，
字迹潇洒，正气凛然。
宋任穷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要上刑场了，还那样镇
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划，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真称得
上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遗憾的是王叔振最终都未能读到此信。刘伯坚殉难不久，她亦不幸去世。
信中提到的三个孩子——虎（生）、豹（生）、熊（生）曾寄养在赣南老百
姓家里，1936年底，由烈士的亲属找到后转交给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将烈士之子带回延安，由陈云、李富春同志抚养长大，后又
送苏联留学。
林伯渠赋诗别叔衡主力红军就要西征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出发，不是
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
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别
前各自为对方做点什么事，或留下点纪念的东西。
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因为不被“左”倾领导者喜欢，
被留下了。
何叔衡是迫切希望随军远征的。当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张闻天的文章《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的可能，他就在和董必武的闲
谈中，谈到了愿意随军转移的愿望。那时他和董必武在同一机关工作，有一天，
他这样问董必武：“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随军去？”
“若有可能，我愿意随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
苏区来时所经历过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
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还有半新。”
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被决策者
们圈入了留守者之列。
“左”倾领导者为什么不喜欢何叔衡？何叔衡和“左”倾路线有什么原则分
歧？最主要的就是何叔衡敢于坚持真理，公开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
“左”的肃反路线。
何叔衡的公开抵制及一次次“不听话”行为，“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和执行
者显然不会放过。
1933年初，“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他们为了
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了所谓的反罗
明路线的斗争。
不出所料，反“罗明路线”由地方而中央政府机关，何叔衡亦被作为“罗明
路线的另一种倾向”接二连三地遭到批判和打击。到1934年初，又被撤掉一切领
导职务。长征前，在讨论决定谁走谁留名单时，尽管毛泽东希望何叔衡和瞿秋白
等能一道随军出发，且何叔衡又作了行动的准备，但由于“左”
倾领导者不同意，何叔衡和瞿秋白等最终还是被留下了来。
何叔衡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当他知
道自己被留下后，特到集市上买了点肉、鱼，杀了只自养的鸡，还准备了清酒、
花生，在梅坑设便宴与好友们告别。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午饭后，何叔衡将自
己的两双草鞋送给了远征的战友。他还用马亲自将谢觉哉送回住地叶坪，并将自
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赠送给谢觉哉留作纪念。
当天晚上，何叔衡又备了一壶清酒，一碟花生米，请来即将远征的老战友林
伯渠。二人促膝对酌，彻夜畅谈，互道珍重。临别时，何叔衡又脱下身上一件女
儿何实山特地为他织的毛线衣，慷慨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
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和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等编在特别班。1932年回
国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是党内
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面对何叔衡的真挚情意，林伯渠感动不已，当即赋《别梅坑》诗一首：共同
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没料到，二老梅坑这次相聚，竟成永别。
红军西征后，根据地很快沦陷，何叔衡和其他同志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
中。1945年2 月，何叔衡的老友李六如在致谢觉哉的信中真实地再现了何叔衡等
同志坚持斗争的情景：叔衡同志于年苏区沦为游击区时，随队伍住在江西于
都县公馆乡一短时期。党派他帮助该乡政府作动员工作，他每天扶一根拐杖，朝
出晚归，虽很辛苦，但却无半点怨言。已近60的老人，还派这种工作给他，我们
当时虽不敢说，心里是很难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就在该乡派他同秋白、张亮、周
月林出白区时，脚上没有鞋子穿（穿一双破鞋子）。
当动身的头晚来问我：“六如，你有鞋子么？”话犹未了，眼眶就红而湿了。
我随即把江口贸易局局长陈祥生送的一双灰色新胶鞋给他，他长叹一声：
“唉！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