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紧张而又神秘的
气氛。
9 月23日，正好是中秋佳节。贺子珍特叫住在塔下寺村的爸妈做了一桌酒菜，
准备请毛泽民、钱希钧及妹妹贺怡、妹夫毛泽覃，连同心爱的小毛，一家人热热
闹闹吃顿团圆饭。菜都上桌了，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到。
贺父贺焕文正哄着小外孙——毛毛在玩耍。
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早年当过安福县县长。因替穷人讲了几句好
话，办了点好事，被革职。回到永新后，在县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替打官
司的老百姓写状子。后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坐了班房。出狱后，看透了尔虞我
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租了一个店铺，名曰：“海天春”，开起
了茶馆。
小毛是在中央苏区比较安定的环境下生的男孩。这是个奶名，大名叫毛岸红。
“岸”字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已经两岁多了。毛泽东
受到“左”倾路线排挤时，没有多少事可做，小毛给他带来了很多欢乐。
不一会，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俩匆匆赶来了。毛泽民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国家银行行长，钱希钧亦在银行兼做会计工作。银行与财政、后勤编在十五大队，
他俩特来见个面，要贺父贺母多加保重。钱希钧送给贺父贺母一块布料，还给小
毛一件夹衣、一包糖果，连饭桌都没碰一下，就走了。
一对前脚走，一对后脚进，毛泽覃、贺怡来了。他们被通知留下坚持斗争。
当毛泽覃听说哥哥泽民刚走时，便急着追了出去。
贺子珍急忙叫住，劝他吃了饭再去也不迟。
贺母说：“边吃边谈，菜都凉了。”
贺怡知道贺子珍要走，问：“小毛怎么办？”
贺子珍心情沉重地说：“爸妈年纪大了，随军不便，只有留下。组织上规定
不能带孩子，小毛也只能留下，交给妈妈去管吧！”
贺怡赶紧接话：“姐，你们放心，我和泽覃，还有爸妈都在，小毛尽管交给
我们。”
“只有这么办了。”贺母应允道。
10月8 日，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
很快就要出发了，时间迫在眉睫。这时，随着一阵得得的马蹄声，毛泽覃和
贺怡来了。贺子珍来不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走了，小毛就拜托你们
了。”
“珍嫂，你们放心，家中诸事我们自会照料的，请你转告哥哥不必挂念！
你们自己路上要保重！“毛泽覃这个未到而立之年的红军独立师师长，颇有
几分像他哥哥毛泽东，器宇轩昂，也是粗嗓门。
转移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他们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
据地。
贺氏三兄妹，除贺子珍随军远征外，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均留守苏区。
贺敏学在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跟随陈毅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红七十一
团参谋长、湘粤赣边游击总指挥。其间，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贺
敏学负伤被俘。后设法逃了出来，在一老乡家养好伤后，四处寻找
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挑着担子游街串巷，探听消息。无论他走到
哪里，都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后，贺敏学随赣粤
边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在陈毅的领导下，转战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
打击日本侵略者。建国后曾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华
东建筑工程局局长，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福建省副省长等职。
贺怡，原名贺银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与毛泽覃结为伉俪。
1935年4 月，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贺怡又临近分娩，组织上为了她的
安全，决定让她同其父母一起到当时还是根据地的于都一个红军战士家暂避。于
是，贺怡领着两位老人在组织的安排下，与原瑞金武阳党支部书记赖芝湖装扮成
夫妻，同船下赣州。
船至于都梓山石灰窑下安全停靠后，即与设在梓山附近的红军联络站取得了
联系。站长黄跃亮说：“国民党军队已在对岸封锁航道，不能通航，要等候时机
再走。”并立即上禾丰办事处汇报了护送情况。
项英、陈毅听了黄跃亮的汇报后，联想到贺怡走时仓促，没有开具组织介绍
信，预料这将会带来许多麻烦，便立即派王贤选（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
央委员会委员长，赣县水西人）携带介绍信赶赴梓山，将信交给贺怡，并转达项
英的瞩附：“到赣后可与赣县河西支部取得联系，他们会很好安排你们的。”项
英交待完到赣后的任务外，还特别强调说：“胡招娣的真实情况，绝不可外传，
若他人问及，只说是同事的家属。这应作纪律对待，切记。”
“胡招娣”即贺怡当时的化名。到达赣州的第二天，先由党员刘家发到水西
去联系，找到王贤选的胞弟王木生，再经王木生与河西支部取得联系，找到河西
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商妥接待等事项。
贺怡装扮成一老妪，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相见。
交谈中间清情况后，贺怡方出示介绍信。
在何三苟、王木生的陪同下，贺怡一行沿河直下，很快就到了王木生家。
贺父贺母隔日相继上岸，来到水西王家，暂且住下。
约一星期后，贺怡召请王、何前来商量。她说：“三个外乡人长居于此，会
使外人生疑，要另想办法，找个较隐蔽的地方。”
何三苟说：“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为人忠厚老实可靠，大家习惯叫
她毛笃姆姆，曾在九江为人做保姆多年，无儿无女，夫死年老归里，可否拜她为
干娘，就说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以携亲生父母来赣探亲为由，可久居于她家。”
贺怡思忖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就领着叔母来到王家与“胡招娣”
相见。经过一番寒暄，贺怡认为尚好，从此，贺怡就拜李为干娘。贺家三人
即搬至水西石人前村居住。
在水西，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贺怡挺身而
出，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从1936年起的一年多时间里，水西各村先后
发展党员近三十人，建立了十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中共水西区委会。
贺怡常以“闺女”身份深入山坑指导斗争。长而久之，当地的几位长老，见
贺家三人清苦伶仃，便产生了“恻隐”之心，提出要替“闺女”作媒，牵线联姻。
迫不得已，贺怡只好借故迁居，搬到水西岗边排村的宝经堂，落住
于庙内空间的僧房里。庙内有位罗斋公，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贺父
贺母也吃斋信佛。就因势利导，搞些朝神拜佛的活动，热热闹闹，掩人耳目，一
直隐蔽到1937年7 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 月间，项英、陈毅等同
志，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下榻于赣州城内中华大旅
社第二号房间。谈判的消息登载在赣南《民国日报》上。贺怡闻讯，欣喜若狂，
好似重见天日，旋即赶至赣州中华大旅社。
陈毅会见了她，并听取了她的“贺氏三迁”及组织发展工作汇报，非常赞赏。
以后，贺怡往来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出生入死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6 月31日，贺怡在韶关被特务逮捕。被捕时，她宁死也不愿落入敌人
魔掌，急吞下一个金戒指以图自尽，结果倍受痛苦又遭敌酷刑，胃部严重下垂，
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出面
与顾祝同谈判，用国民党高级战俘换回了贺怡。
出狱后，贺怡来到延安，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
取出。按规定，手术前须有亲属签字，可当时贺怡身边并无亲人。毛泽东去看望
了她，并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几个字我来签吧！”
于是，提笔在手术单上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张充满了兄长厚爱的手
术单，贺怡曾珍藏多年。
术后，贺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工作
着。
贺氏父母在贺怡离开于都后，因年老体弱，不能随女奔波，但在当地人面熟
悉，相处亲近，便留在岗边排村。
1938年2 月，贺父因病去世，葬于原住宅附近的后山上。项英、陈毅、杨尚
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务未能亲临吊唁，便各凑了一百银元作为丧葬之
用。1984年清明节，贺敏学曾来扫墓，缅怀父亲。
贺父去世后，贺母孑然一身，甚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同贺
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去了。毛泽东对她很
关心，亲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贺母病逝于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
为她立了一块石碑。
邓颖超母亲落入敌手1940年旧历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浓雾笼罩着
山城——重庆。
往日繁忙而紧张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肃穆。
在红岩嘴路上，一群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杨振德女士的葬仪。
杨振德，曾用名宝峰、梦醒。人们怀念她，不仅因为她向人民奉献了自己全
部的身心和热力，还因为她无私地培养并向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一个真正的好女
儿——中国革命的女杰邓颖超同志。邓颖超每当回忆起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
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
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
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年，杨振德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就酷爱读书，祖父
因吃错中药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又可救人。到了青年时期，
她进入社会，奋发钻研医学，渐渐地能够给人医病，并以此作为自己谋生自立的
手段。后随着家业的破产，父亲在长沙流离失业，举家来到广西。不久，父母先
后去世。从此，杨振德只身一人，孤寂地走进了无依无靠的社会，步入了一条布
满荆棘、风雨飘摇的独立奋斗的人生之路。
1901年，25岁的杨振德与一位死了妻子、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结了
婚。邓庭忠时任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杨振德作了镇台夫
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荣华富贵和有权势的丈夫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
是自己。
1904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这是她的独生女。
文淑3 岁时，父亲因与上司关系不好，以回家扫墓为由，自行离职，到云南
昆明另谋了一份差事。谁知被人向朝廷告发，说他犯有欺君之罪，结果被流放到
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违抗的，诏书一到，就得启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杨振
德不能带着年幼的女儿随夫充军。她强忍悲痛，将所有的首饰衣物变卖成二百两
白银，给丈夫作盘缠。谁知从此便与丈夫永别了。
丈夫的死，她感到无限哀伤，并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了。
为了母女的生存，为了把爱女抚养成|人，她横下一条心：纵使千辛万苦，也
要自食其力；任凭风吹浪打，也要宁折不弯。她要带着女儿文淑走一条中国人应
走的路。
文淑即邓颖超，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天津女师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
爆发，她和周恩来等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她是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年龄最小的会员，当时只有15岁。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是天津最早的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女儿的出类拔萃，做母亲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杨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独漂泊
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儿邓颖超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了人民革
命的战车上。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邓颖超已无法在广州
立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的工作一度转入地下，杨振德便在党的地下秘密
工作机关安了一个伪装的家，以行医为名，掩护党的工作。后党的地下工作机关
几度遭到破坏，她严守党的纪律，几经转移，躲避敌人的盯梢和搜捕。直到1934
年5 月间，党组织才把她接到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杨振德到红军总司令部当了一名医生，她给战士们治病，
有时还亲自熬药。她为同志们日夜操劳，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将个人溶于集
体之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1934年9 月，主力红军准备突围，组织上决定让杨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转移。
10月10日，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但谁也没有
掉一滴眼泪，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团聚，但彼此都
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转移途中，杨振德不幸于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动派很快把
杨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当时，邓颖超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
直到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才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北根
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那里得知母亲同许多同志一
道，如陈潭秋的爱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关押在九江感化院里。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杨振德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情深，
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也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狱中，她还不
忘宣传革命，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读鲁迅的书。当
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
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
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环境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
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
情说：“像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
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
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
的一切生死安危……”
杨振德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战士，她自己亦以同样豪壮的气概和行动，
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感化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给周
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地说：“儿女之事，
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他不是也管不
了他的儿子吗？”
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谈判时，提出
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说：“我无
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她才最后一
个被放出来。
1937年6 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得知岳母出狱后住在九江一个尼姑庵
里，即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
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法把
杨振德接到了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一天，邓颖超开会回来，传达室的同志告诉她：“你母亲来了，在你的房子
里。”
邓颖超惊喜异常，一口气跑到房间，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圆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