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对“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讨论”，是因为5 月
书记处会议后曾致电向共产国际汇报，但共产国际却迟迟没有回电。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着手最初的准备工作。
“大转移”，在匆忙中加紧准备“三人团”中，周恩来负责“大转移”的具
体事宜。他从五个方面做了准备工作。
组织上的准备：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1934年9 、
10月间，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
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
“这些后方勤务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由军团干部中，任命一后
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于其转移中及配置中，负责管理。”
命令具体规定：一、三军团的后方部下应有“包括四个所的军团医院……
共七个所，其收容总数为三千五百人“：”一个中站三个小站“：”军团运
输队三百六十名。全军团内共应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两个充实的补充团
（10月1 日编入），新战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
等。
命令要求：“军团后方机关应于10月1 日组织好。”
这一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命令最后强调：“这一命令
完全是秘密的，只限于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应依此命令下达个别命令，分别施
行。”
兵员上的准备：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
月至9 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十万人。
1934年5 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召青年
踊跃参加红军。
9 月4 日，在“大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
布成立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师，组成了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
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
草，赶做草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在长征前几个月当
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 万个），翻造子弹（每月达70万粒），
修理迫击炮弹（共三千个）等，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
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
厂空前的成绩。8 月9 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
完成七万五千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9 月15日
前完成十万双。”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
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一百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
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1934年5 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二十五军突
围转移。
8 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
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
9 月，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
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 月17日
中革军委命令，重新划分了江西、福建、粤赣、赣南军区及所属分区，明确其目
前任务分两个方面：一要在敌远方创造、扩大游击区域，开始游击战争，牵制吸
引敌人高度兵力于自己方向……二要在敌近后方翼侧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强有力的
作战分区。新成立的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及军区司令员，指导党
政工作。
舆论上的准备：1934年7 月至9 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
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7 月4 日党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提高部队的战斗情
绪及加强部队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每一个赤色战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农红军与日
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期是更加迫近了。
7 月8 日，博古在瑞金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宣
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
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
定。”
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 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
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
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
起来共同抗日。”
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突出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中央政府、
中革军委命令“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
个战士中去。”
8 月1 日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受阅红军举行了
抗日宣誓。毛泽东讲话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随
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
这些舆论实际上作了红军主力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
主力红军大转移，谁去谁留的问题最复杂也最敏感。在“四面楚歌”的情况
下，谁愿意留下来呢？
党的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说了算。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
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
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
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
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
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
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
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
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
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个人，他们是
毛泽罩、周以栗、陈正人、贺昌。
毛泽罩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
他走。以后毛泽罩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罩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
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
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
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己在养
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
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
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
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也可
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
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
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
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
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
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
副部长都带走了。
中共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就这样被决定下来。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行。由于蒋介石
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
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蒋介石获悉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情报，是在破坏中
共上海局以后。李德这样回忆：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
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
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他们一
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被
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廓，因
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
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第
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8 、9 月分第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
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
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在9 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
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广昌战役后，蒋军的进攻速度尚不敢“长驱直入”，还是逐步堡垒推进，但
后来得知红军要突围，才各路军齐头并进，直驱中央苏区的心脏——瑞金。
李德制定的红军8 、9 、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依然命令红军全线抵御，分
兵把守，但前方接连而至的失利，令其惊慌失措。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一、七、九军团，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汤恩
伯第二路军六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红三军团与敌刘和鼎第九纵队四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
敌李延年第四纵队占领福建连城。
敌薛岳、吴奇伟第六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8 月的高虎垴、万年亭驿战役，彭德怀、董振堂红三、五军团仿佛又打了一
场“广昌战役”。红军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阻滞汤恩伯、樊崧甫第十、
第三纵队五个师近八万人的进攻。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红军与敌血战，
击溃敌军多次集团冲锋，虽杀敌数千，但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二千三百
人，其中干部就达六百余人。最终，广昌以南阵地全部失守。
10月6 日，石城沦陷。
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资源濒
临枯竭，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突围，——只剩下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大转移”乎？斯大林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大转移”非同小可，5 月书记
处会议虽然作了决策，但还不能最后算数，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还得斯大林点头。
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
报告。
5 月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即通过中共上海
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迟迟没有回
电。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贸然执行“大转移”
的计划。正因为此，李德在制定红军5 、6 、7 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丝毫
没有把“大转移”的问题考虑进去，战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试图“御敌于
国门之外”；战术上仍然是“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堡垒战”；提出的
口号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
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个月后，即6 月25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认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
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
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
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的
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决策上造成了失误。在8 、9 、10个
月的作战计划中，一方面作了“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依然同
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命令红军继续分
兵守关，与敌人拼消耗。
由于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使红军失去了几个月的时机。
博古和李德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果断的决策，抓住战机实行突围，而过于
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当1934年9 月中共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举破
坏，中共完全失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后，就立即显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仓
促实行“大转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
际和苏联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过于迷信
共产国际，过于迷信斯大林，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这也正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遥控指挥所造成的决
策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这一方面，“三人团”中，周恩来的感慨可谓最深。
周恩来不会忘记1926年3 月的中山舰事件。倘若当时苏联代表团和共产国际
的顾问不是那么软弱，主张退让的话，而采纳张太雷、周恩来、毛泽东等坚持以
武力对付蒋介石的主张，也许，那段历史就要改写，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飞黄腾达
的蒋介石。
1926年3 月，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抵达广州，视察和指导广东革命
运动。
布氏在苏联享有很高声望，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共
中央组织部成员。他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和攻占冬宫的五人小组成员。
在苏联内战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红军取得了多次战役的
胜利。在中国期间，他化名伊凡诺夫斯基。使团成员共十余人，其中有苏共远东
区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谢、苏联红军指挥员隆格瓦、苏
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和他的助手特利冯诺夫等人。
在广州，张太雷对布勃诺夫说：“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
试图在第四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