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小说网 > 其他小说 > 长征前后的岁月 > 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1部分阅读

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1部分阅读

    下来认真地查一查。几天下来,清查的情况使谢觉哉愤怒难忍:瑞

    金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光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公款、群众退回公债、谷

    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没款等就有三十四项,合计大洋达二千余元,

    其他小数目的贪污浪费情况就更多了。这简直是一本罪恶帐,苏维埃政府竟混进

    这么一个可耻的家伙,干部群众,上上下下都在勒紧腰带节约,却养肥了这个贪

    官污吏,谢觉哉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这天晚上,谢觉哉将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和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留下来。

    灯光下,谢觉哉的脸绷得紧紧的,慈善的眼神突然冒出一股火焰,两撇花白

    胡子一抖一抖的。杨世珠和蓝文勋见状,知道谢觉哉要发火了,他们呆呆地坐着,

    等待着谢觉哉的批评。

    “你……你们还算是共产党员吗?你们还配做苏维埃干部吗?现在大家都在

    节省每一口粮食、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你们这里却存在这样大的贪污和浪费,

    你们都知道吗?会计唐仁达所造的帐目是真是假,你们都检查过吗?

    身为领导干部而不了解情况,这是犯罪呀!“谢觉哉越说越激动,责令他们

    向组织作出深刻的反省,并要他们立即将唐仁达关押起来。

    回去后,谢觉哉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也十分气愤,下令将

    唐仁达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蓝文勋撤职查办,杨世珠受到警告处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谢觉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

    为》的训令。《训令》颁布实施后,一些贪污犯罪分子被检举出来了,反对浪费、

    厉行节约的风气形成了。谢觉哉的脸上又浮现出乐呵呵的笑容。

    在苏区,工作非常紧张,生活十分清苦,毛泽东的生活标准和大家一样,每

    天三钱盐、二钱油、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每餐这么一小碗饭,伴着清汤菜

    水,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仅几口就吞喝完了。每当此时,谢觉哉常强忍着饥饿,笑

    着将自己碗中的饭拨一些给毛泽东。

    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谢觉哉常常陪他办公,夜以继日,又困又乏。一天晚

    上,毛泽东看着胡子花白的谢觉哉那清瘦的脸庞,深情地说:“谢胡子,你白天

    吃这点粮食够吗?”

    谢觉哉乐呵呵地说:“够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去弄个南瓜,你去弄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

    于是,他俩分头弄来南瓜和柴草,在月光底下煮南瓜,吃了后又接着办公,

    直到深夜。

    谢觉哉不但是毛泽东的好助手,而且是人民政府的好秘书长。他在担任苏维

    埃中央政府秘书长和内务部部长期间,经常深入基层民众中调查了解情况,并参

    与主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建设工作,制定了根据地第一部《选举法》,领导

    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选举,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倾注了心血,

    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谢觉哉随大部队告别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有两个好助手,一个是“贤外助”谢

    觉哉,一个是“贤内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她不仅人长得窈窕秀美,而且学问很好,干起工作来

    大胆泼辣,百折不挠,有一股巾帼豪气。1931年9 月,贺子珍随同毛泽东来到中

    央苏区瑞金,住在叶坪村。在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里,贺子珍更忙了。在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一方面

    军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贺子珍除了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外,

    还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机要科科长。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各种电报、文件、信

    函、报纸等像雪片般飞来,每天一大叠。这些材料,很多都须贺子珍首先过目,

    然后报毛泽东处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但贺子珍从未有过怨言。

    贺子珍除了做机关工作,还要做群众工作。当时,群众工作人人都要做,贺

    子珍还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苏区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传、动员

    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队伍,壮大红军力量,几乎每年都有几次扩红

    突击。

    一次,贺子珍身穿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红五星的军帽,背着一个竹斗笠,

    腿上打着绑带,来到叶坪村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她把青壮年、老婆婆、媳妇分

    别请来参加座谈会,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

    想,细细地做工作。

    叶坪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新婚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家里剩

    下一个老母亲和一个耳聋的弟弟。刘香发经常到别的有困难的军属家里帮助做事,

    自己家里反倒顾不过来,贺子珍就把她家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的

    活都捡起来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就笑着说: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媳妇

    工作忙又顾不了家里的事,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

    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

    女儿。”

    在扩红运动中,瑞金有的干部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件有点意见,要求把

    男女结婚年龄从男20岁、女18岁改为男18岁、女16岁。他们说:“要兵就得有人,

    要人就得生崽,这样就不愁兵源啦!”

    贺子珍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她对云石山乡苏维埃主席李赞海等人说:“赞

    海同志,你也有你的理由。依我看,你们动机是好的,办法却不大妙。要知道,

    过早结婚,对男女双方都没有好处,发育不完全,像个老鼠仔,又瘦又小,大了

    如何能上前线杀敌拼刺刀?打个比方,刚灌浆的稻子,不等它长饱满,长成熟,

    你就把这稻子割下来,一晒干,一把空壳,风吹四处飘,这种谷子做不得种,长

    不出米。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教训。

    不讲科学,早婚生下的伢崽身体都不大好,所以常受帝国主义的欺侮,骂我

    们是‘东亚病夫’。我们现在不单要考虑眼前,还要想到子孙万代,振兴民族。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席话说得李赞海等人直点头,说:“贺子珍同志,你说的话在情在理。

    我们收回目己的意见,拥护婚姻法,绝不影响扩红。“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

    毛泽东也不禁由衷地称赞道:”子珍,你还真是内外一把手哩!“

    “是吗?这还要谢谢你这位‘先生’呢!”贺子珍也笑了。1932年10月,苏

    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处置,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

    委的职务,离开前线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时,贺子珍在长汀福音医院分娩,

    生下了小毛。三个月后,毛泽东来到福音医院附近的老古井休养。贺子珍看见毛

    泽东虽然目光仍是那么炯炯有神,却消瘦多了。眼窝下边有一道黑圈。贺子珍心

    痛地说:“润芝,你受苦了。”

    “受苦?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到桃花源了。”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贺子珍从毛泽东爽朗的笑语中,却体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忧愤之情,她轻轻

    地叹了口气。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苏区,毛泽东在于都随“红星”

    纵队先行出发了。临行前,他让警卫员通知贺子珍,说中央已批准她随总卫

    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嘱咐她把小毛留在江西苏区安顿好。贺子珍接到通

    知后,匆忙把小毛送给妹妹贺怡收养,便赶上长征的队伍出发了。在长征路上,

    她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走完了长征之路,胜利到

    达陕北。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中央苏区为数不多的妇女干部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以其睿智过人但又质朴无华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和敬重。

    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由于她在爱国学生运动

    中的出色表现,1925年天津地下党组织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她曾任中共中央

    妇委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

    年5 月到达中央苏区长汀,随后到了后方瑞金,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

    组织干事,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邓颖超到瑞金时,身体状况不好,常常吐血。但她一直忠于职守,顽强地带

    病坚持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的生活很清苦。由于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红军战士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吃不饱饭,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

    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在全苏“二大”发出号召:“财政的支

    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

    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

    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在动员全苏区掀起一个节省运动的高嘲。

    为了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号召,身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立即

    和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陆定一等同志商量,带头节省,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

    第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第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

    他们纷纷在决心书上签名。邓颖超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

    了节省运动。

    1934年3 月20日,《红色中华》表彰了他们的模范事迹。

    邓颖超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经常关注苏区各部门的工作,逢有重要会议

    和纪念活动,她都要抱病参加,并撰文纪念,热情宣传。

    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备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颖超以喜

    悦的心情,撰写了《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的文章。

    她在文章中热烈赞扬了苏区妇女“在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中,在四次粉碎敌人

    的‘围剿、中,发挥了她们的积极性,贡献了她们的热情,表现了她们的英勇和

    伟大力量。”她号召广大苏区妇女“坚决的为保卫与发展苏维溪而战斗”,“一

    分钟都不要放松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完成三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她还要求普遍地建立和健全苏区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织,检查了解妇女的生

    活,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邓颖超的这篇文章在《红色中华》发表后,对苏区各

    省的妇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3年8 月10日,正值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百期纪念之际,博

    古、洛甫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撰文纪念,邓颖超也撰写了一篇题为《把< 红中

    > 飞舞到全中国》的文章。文章回顾了《红色中华》在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领

    导与号召之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还客观地指出了《红色中华》存在的一些缺

    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扩大发行网,组织叫卖,建立代售处,训练通讯

    员等,以把“《红中》活跃到各苏区,活跃到各边区,活跃到环绕着苏区的白区,

    活跃到中心城市,活跃飞舞到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中去”。

    邓颖超这些文章中的话语,像一阵阵温馨的春风,吹拂在苏区的红土地上,

    流淌在苏区人民的心坎里。

    1934年10月,邓颖超离开中央苏区,随主力红军长征。

    张闻天夫人刘英刘英是个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

    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后又转至国

    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毕业后回国。1933年6 月受组织派遣到了中央苏区瑞金。

    一到瑞金,刘英就和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联系。她们早在1928年在上海时就

    认识。时隔五年,一见面,邓颖超就认出了她,亲切地叫道:“哟,小杰回来了。”

    刘英原名叫郑杰,“刘英”这个名字,是到中央苏区才起的。

    开始,博古要刘英到电台去工作。但刘英生性好动,而且能说会道,喜欢做

    群众工作,她就向组织局局长罗迈提出去干群众工作。于是,罗迈便派她到少共

    中央局担任巡视员。

    一次,刘英前往福建省委巡视工作,发现福建团省委的工作比较被动,便主

    动帮助团省委的负责人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把发展团员的工作开展起来,完成了

    任务。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强,表现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为福建省委常委、

    团省委书记。

    1934年1 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二苏”

    大会。会后,她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并向他请教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毛泽东对她

    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

    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

    湖南人的口音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俵学说话呐!”

    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刘英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

    干事训练班,系统地进行团课教育,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并到马克思主

    义学校(党校)去讲授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课程,充分显示了她较强的宣

    传能力和组织能力。

    1934年4 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极为不利。

    为了支援前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了扩红运动,并派刘英到于都任扩红

    突击队队长。

    刘英受命后,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于都。她决定首先开展轰轰烈

    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于是,在县里召开了

    突击队员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刘英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了第五次反“围剿”

    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扩红突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将突击队员发派到

    各区,层层动员,落实分工任务。在扩红中,特别强调党团员带头,起骨干模范

    作用。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于是,一

    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的热潮掀起来了。由于苏区群众觉悟高,刘英的扩红工作

    做得很好,原定三个月完成的任务,仅一个半月就超额150 %完成了。

    6 月2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称赞刘英的工作实现了“于都县的破天荒”。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

    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并说这是项英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的。

    后来,在扩红运动总结时,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刘英扩红突击队一面

    光荣旗,上面写着“干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中和

    书等奖品。

    1934年8 月底,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敌军已逼近兴国、会昌等中心区域。

    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研究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动员,在9 月份再扩

    大红军六万人。9 月2 日,《红色中华》发出动员令,在9 月27日以前动员三万

    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于是,中央局再次派刘英到于都扩红,任务是动员四千五百

    人参加红军。

    刘英立即骑马赶到于都,当地才动员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的任

    务差距很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她把这些情况向正在于部养病的苏维埃中央政府

    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愈,身体还很虚弱。他靠在床上听完刘英的汇报后说:

    “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刘英焦急地说:“再开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