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风，短小精悍的文章，鲜明的观点博得了广大指战员的一
片赞扬。
文如其人。《红星报》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也鲜明地反映了邓小平的政
治态度。《红星报》复刊第二天，邓小平就前往距白屋子约四华里的元太屋——
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所在地，他要向毛泽东约稿。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左”倾领导者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保留中央
政府主席一职，对军事工作无权过问。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
战略战术十分钦佩，邓小平不顾自己因为是“毛派”
而横遭打击的处境，勇敢地向毛泽东约稿。
见到邓小平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博古等人批“江西罗明”，批邓毛谢古，
毛泽东知道是指桑骂槐，冲着自己来的。对邓小平等人无端地当了自己的“替罪
羊”，毛泽东又是气愤又是愧疚。他拉着邓小平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同是
落难之人，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毛泽东说：“听说你到红军总政治部去了？”
“是的，主要是办《红星报》，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这事，希望主席为我们
撰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实例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慨然应诺：“好啊，我一定写，吉安一仗对我们现在反‘围剿’有借
鉴意义，我就写打吉安吧，你明天来取稿。”
邓小平没想到毛泽东会这样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高高兴兴地回到白屋子。
在几天以后出版的《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
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长篇通讯《吉安的占领
》。该文详细介绍了1930年10月4 日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过程，特别是文
中总结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不硬拼，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
一举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
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篇文章在广
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称赞邓小平办报办得好，盼望着毛泽东重
新回到红军队伍来指挥。
善于抓典型，是邓小平办报的又一特色。
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扩红热潮。
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在苏区党政机关中第一个
报名上前线。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亲自采访李富春，并连夜赶写了《扩
大红军的领导者的消息》。文章刊出后，在苏区党政机关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兴
国县县委书记谢名江和水丰县县委书记钟循仁等也积极报名上前线。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苏区广大群众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掀起了参军
参战的高嘲。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由于“左”倾领导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被迫打阵
地战，被动应敌，每仗都伤亡惨重，唯独1934年9 月1 日至3 日，朱德
亲自指挥的温坊战斗是运用运动战术，打得主动、漂亮，大获全胜。邓小平
敏锐地抓住此战例，立即约请李聚奎等战地指挥官提供战斗情况，然后综合整理，以《温坊战斗的胜利》为题在“前线通讯”栏目发表，既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又批评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
邓小平还采用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
等栏目，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教育、
生活娱乐等方面的情况，使广大红军通过报纸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文化知识
和生活知识，使红军部队中的文化生活更加生动活泼。
邓小平对红军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贪生怕死等不
良现象深恶痛绝，为此他在《红星报》开辟了“铁锋”、“自我批评”
等专栏，对上述现象进行曝光，为加强红军政治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作出了
贡献。
在邓小平卓有成效地组织编排下，《红星报》犹如战火中绽开的奇葩，在苏
区大地争芳斗艳，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
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在苏区数十种报刊中，仅次于《红色中华》和《青年生活
》，名列第三。
1934年9 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编排第六十七期槁件的邓小平突然被告知，《
红星报》暂时停刊。
原来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
邓小平将随红军一起转移——长征。
长征开始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将《红色中华》和《斗争》停刊。这样，《红
星报》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唯一的报纸。身为
主编的邓小平，感到担子更重了。
邓小平将来不及编发的稿件及一些必要的参考书和文房四宝，收拢整理好，
装入行军挎包。他准备在突围途中出版《红星》专号。他还专门准备了蜡纸、油
墨、纸张，以代替不能搬走的印刷设备。
10月10日，他跟随“红星”纵队，从云石山田村出发，踏上了漫长征程。
在长征路上，邓小平不顾行军作战的劳累，边行军边编排《红星报》，每期
印刷七八百份，成为红军战士的主要精神食粮。红军进入贵州后，《红星报》以
大量篇幅报道了红军连战连捷的消息。邓小平职务变动后，《红星报》由陆定一
继任主编。
这段办报生涯，令邓小平永生难忘。三十八年后，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前
夕，于1972年重返赣南中央苏区。在瑞金，他专程前往当年《红星报》社址——
白屋子……
第六章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掌管经济的林伯渠1933年初，中华苏维
埃政府国民经济部成立，刚从苏联回国进入苏区的林伯渠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
长。不久，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原部长邓子恢受王明路线打击改任副部长，林伯渠
又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之职，担当起苏区财政和经济建设的重任。
林伯渠原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他毅然参加了南
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林老化装潜入
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崴，与徐特立、何叔衡、叶剑英等同志一道进入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后来留在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
1933年初，林老决定放弃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回到国内参加第一线的战
斗。由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为党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
党内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因此，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把他和先唇来到苏区工作战
斗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尊称为苏区“五老”。
林老一上任，便制定了领导苏区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条原则，一是集中力量保
证战争的需要，二是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此，他首先狠抓了粮食问题。
当时，中央苏区有三百多万人口，红军已扩大到十万，粮食需求量很大。中央苏
区虽然盛产粮食，但存在时多时少、时贱时贵的现象，一些j商乘机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因此，粮食问题成了苏区财政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林老一面采取得力
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布置开展粮食的收集调剂工作。1933年5 月，
国民经济部相继发出第一、二号训令，布置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联席
会议，发动群众节省谷物卖给粮食调剂局，倡导筹办粮食合作社，制定《谷仓管
理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根
据地内粮食的收集和贮存起了重大作用。
其二，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为了推动苏区经济建设运动的迅速开展，
1933年8 月，林老在瑞主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林
伯渠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发行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
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健全粮食调剂局、开展对外（白区）贸易、筹款、
培养干部、加强新区与边区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于
促进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组织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林老在苏区主持财政经济工
作时期，经常深入群众，调查情况，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他和国民经
济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来到一老百姓家，这家老百姓见他们是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同志，便端出鸡汤请他们喝，林老尝了一口，没有咸味，
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当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的食盐特别困难，广
大的干部、群众经常吃不到食盐。林老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
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成立对外贸易局，
加强与白区的贸易工作，采取各种手段从白区进口盐、布、药品等苏区急需品，
进口的盐既供给红军部队也供给老百姓；
二是发动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林老的意见，说
：没有盐不好吃饭，就是有鸡汤也吃不下去。
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林老带头和群众一道动手
熬制，并把节省下来的食盐送给红军部队。
其四，抵制王明“左”倾领导者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王明等“左”
倾领导者不但在军事上推行其“左”倾路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制定了一套“左”
倾政策。如认为战争年代无闲工夫搞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占领一切；反对和限制
导白区的贸易往来，战争的保障和供给全靠向群众征粮和发行公债；对稍大点资
本的商店实行没收封门，老板当作资本家打倒，等等。
林老在理财实践中深深感到“左”倾领导者的一套做法不切实际，说：“吃
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
们的财政收入”的财政工作方针十分赞赏。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东制定的
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林老一方面通过财政部配合和协助
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抓了纸币的
发行，建立金库，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财政制度，
开展“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的运动等。通过这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在极端
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并使前方部队、后方机关和群众生
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34年1 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林伯渠出席大
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此后，他根据全苏“二大”制定的
经济建设方针政策，领导财政经济部门，发动和组织群众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展
对外（白区）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为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做出了积
极贡献。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林伯集随着红军部队离开了中央苏
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董必武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苏区“五老”之一。
他功高德重，但从不摆老资格，总是虚怀若谷，严于律己。
1928年夏，董必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叶剑
英等同班学习。这时，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学习很努力刻苦，深得中国同志
和外国同志的敬佩。学习期间，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和工人、农民
一起劳动、生活。他常对人说：“要演好一场戏，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龙套
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和人民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
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由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分派，
经汕头、大埔、长汀，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就找到毛泽
东、周恩来等请求分配工作。周恩来说：“红军大学有一个军以上干部组成的高
级班，班长是彭雪枫同志，你去担任该班的政治委员吧。”
董必武二话不说，携行李就去报到了。
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城东北约十五华里的一片丛林中，学员们给红军大学起
了个雅号叫“森林大学”。一天中午，留着胡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来
到学员中间，他风趣地说：“小伙子们，你们欢迎我这个长胡子的新兵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董必武丝毫没有畏难情绪。每天一大早，
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操场，皮带系得紧紧的，绑腿打得利索结实，穿着草鞋，军容
威武，精神抖擞，下巴上两撇八字胡随晨风飘舞着。学员们见了，心中油然升起
一种敬佩之情。
在红军大学期间，董必武承担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和时
事政治等七八门课程，他的讲课内容充实，别开生面，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1933年3 月，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办了。校长任弼时对董
必武说：“你来这里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领导积极建议过，你来最合适。”就
这样，董必武调到了中央党校，先任教务长。不久，副校长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
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
中央党校是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训练工农干部，提高广大干部
的马列主义水平创办的。学员有苏区和白区的工作人员，有党、团、苏维埃和工
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各省委、省苏领导干部，人员庞杂，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为
了搞好教学，帮助学员们实实在在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董必武费尽脑筋，广泛
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设置了一系列适合苏区革命战争和工作实际需要的课程；同
时，他还很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把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
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朱德、任弼时等请到学校来上课。这种现身
说法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不久，校长任弼时调往湘赣苏区，校长由博古兼任，党校的实际工作全部落
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来党校后，要求改变教学内容，要以苏联共产党党史为中心，将中共党
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压缩下去。董必武反对说，中国人不研究中国的革命史，
不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怎么能搞好中国革命？
董必武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执行的
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当有的学生受人煽
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事非，不可盲从，从而使一些
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受“左”倾领导者排挤、打击的干部，董必武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
待，从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
“左”倾领导的打击，被撤掉了职务，调任党校教务长。董必武没有歧视他，多
次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开导，鼓励他大胆工作。罗明为难地说：“我这个犯有路
线错误的人当教务长恐怕不合适，我的水平也不胜任。”董必武说，遇到困难不
干，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员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要有“三顶”精神，即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
顶得住困难。董必武的话言辞恳切，充满着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使罗明肃
然起敬。从此，他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协助董必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