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打到闽南去。
毛泽东首先把这一设想告诉了老部下林彪和聂荣臻。几番考虑，林、聂支持
了毛泽东。
林、聂立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中路军为东路军，进军闽南。苏区中央局
和中革军委连开两天会议，最后同意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
东征征何方？毛泽东看好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
毛泽东确实很想打仗，他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赣南会议以来，有近半载不在
军中。他决意要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的大仗。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直
喊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也就选一个大城市来打。当然，毛泽东心里有数，他不会
打赌气仗，更不会干赔本买卖。要打，还是老经验——“雷公
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毛泽东在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文中说：”
漳州地形易攻难守，于我有利，“”守敌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实力较弱。“周恩来
批准了毛泽东的方案。
漳州战役共分两步：先打龙岩，再取漳州。
1932年4 月10日，东路军发起攻击。从拂晓到傍晚，一个白天，攻克龙岩城。
这场漳州外围仗，共歼敌一个多团，俘敌近七百人，缴获步枪、机枪九百余
枝，炮两门，子弹七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
漳州之役，同样快捷。4 月19日发起总攻，20日凌晨，林彪即把告捷电话从
漳州城打给了毛泽东。
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化装出逃。这一仗，红军共俘敌二千六百七十人，
缴步枪、机枪二千三百余枝，山炮、迫击炮、平射炮六门，子弹十三万余发，炸
弹四千九百发，飞机两架，电话机十部。
红军伤三百四十九人，亡一百零三人。
漳州一战，是聂荣臻进中央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胜仗。他十分高兴，在
缴获的敌机旁照了一张相。
漳州之役，中共福建省委功不可没。福建省委不仅把守敌的兵力、部署调查
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苏区群众保障了数万红军的粮食供给。
因为打漳州，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与毛泽东相识。罗明与毛泽东一见
如故，相见恨晚。
不到一个月，连克龙岩、漳州，打了两个胜仗，毛泽东很痛快。4 月22日下
午，红三军、红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戏院开祝捷庆功会。毛泽东十分风
趣地说：“有人说，我们只会关上门来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打仗，可你们
看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1932年7 月，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线，中央局书记由任粥时代理。
当时，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指挥红军作战，这对前方
统一指挥十分不便。为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便利作战指挥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
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
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此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 月29日，周恩来又单
独写信给中央局，陈述如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
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
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在周恩来的一再建议下，苏区中央局最后同意。
1932年8 月8 日，中革军委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作的
命令》，向全军宣布了这一决定。《命令》还决定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会议，由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计
划与作战方针。毛泽东一上任，即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上，与中央局的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一贯的作战原则是不啃“骨头”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后，毛泽东
又把攻击目标对准了赣东宜黄、乐安一带孙连仲部高树勋第二十七师。
该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曾被红军歼灭过半，遇“朱毛”有惊弓之鸟之恐
惧。这一选择，也正是江口会议毛泽东所提及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
的战略目标。
乐、宜战役，完全在周恩来、毛泽东意料之中，进展顺利。8 月16日凌晨发
起攻击，17日拂晓乐安城头便飘起红旗。
19日傍晚再接再厉，20日晚高树勋率残兵弃宜黄而逃。
乐、宜两仗，歼敌五千，缴枪一千七百枝，高树勋师基本被歼。按中央局的
意图，紧接着应打南城，这也是原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南城守敌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个师十七个团两万余众，且构筑工事，防备
红军攻坚。
红军兵临城下，试图引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之，但守敌龟缩不动。南昌方
面，陈诚迅速集中二十个师向南城开来，企图与红军决战城下。
旷日持久，屯兵坚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和前线总部当即立断，决
定撤离南城，分散兵力，待机而作。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从实际出发，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
胁南昌。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万，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看法。
9 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
陈述看法：“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的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
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第二天，周恩来又从宁都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强调前线总部的观点。
这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9 月25日，任粥时、顾作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复电周、毛、朱、王，不同意
前线总部分散兵力，待机歼敌的做法，认为这是退却，而不是积极进攻，并指出
这样做可能造成严重错误。
前线总部接到电令的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任、顾，坚持原看法。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
令》，提出对第四次反“围剿”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
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之敌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总部失控，其行动方针屡与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相违背，几乎
是顶着于，于是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
9 月29日、30日和10月、日，中央局连续三次致电前方，指出“我们认为这
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坚决不同意，也不准执行朱总司令、毛总
政委联名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前
方“停止一切行动”，等待中央局赴宁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几天后，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从瑞金赶赴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全
体会议，这就是宁都会议。临走时，还拉上了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等，让他们列席……
这次宁都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之所以能占上风，把毛泽东压制得喘不过
气来，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左右为难”，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尚方宝剑”
——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会议所涉及的关于打赣州、江口会议、打漳州、乐
宜战役、南城撤围、朱毛训令、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准备等一系列重大军事
行动，对毛泽东的“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革命胜利估计不
足”，“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而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毛泽东离开军队，交出军权。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是留在军中，还是调回后方问题时，争论进入了高嘲。
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一致认为，“前方同志以等待为中心，泽东表现最多。”而这种观点是“极不正确的观点”，“是动摇并否定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的错误”，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点的错误”。因此，提议：“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以求得前方战争领导能够“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
朱德、王稼祥不同意这一提议，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线。
毛泽东不愿意离开军队，不愿意放弃兵权。这不是从个人名利出发，而是以
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他据理力争，郑重地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过去
七个月的军事战略方针都是错误的。红军不能积极进攻，而应该积极准备；不能
冒险攻坚，而要打有把握之仗……”
毛泽东话音未落，便掀起了轩然大波，责难声四起。有人责问：“中央错了，中央局错了，就你毛泽东对了，红军听你的，还是听中央的？”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认为
后方同志太过分了，很不赞成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不赞成他们的提议。
周恩来竭力宣扬毛泽东的长处：“泽东同志的多年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
趣也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提出在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
然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两种办法都是一个目的，让毛泽东留在前方。
任粥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等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列席会议的刘伯承等也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见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便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提出的后一种办
法。
在周恩来一再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
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意，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
“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中
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又说：“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
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
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
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宁都会议后不久，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
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
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宁都会议，毛泽东兵权失落。
前方战事，他再也没有发言权。
残酷打击，醉翁之意不在罗明，而在毛泽东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剥夺了
军权。对“左”倾领导人说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他们也明白，毛泽
东苦心经营中央苏区多年，其思想不仅在红军中，而且在地方上也根深蒂固。临
时中央的路线要在苏区贯彻执行，还必须清除毛泽东在地方上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博古选中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拿他开第一刀！
罗明，何许人也，值得临时中央总书记大动干戈？
罗明，广东大浦人，原名罗善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 月任中
共闽南临时特委书记。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福建上杭，罗明前往迎接。周恩来、朱德指示他筹措物资，配合起义军作战。八七会议之后，特别是获悉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当即仿效，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等县，建立农村据点。1928年2 月，罗明赴厦门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同年4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1月，从莫斯科归国，深入闽西，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1929年1 月，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据地。从此，罗明归属了毛泽东。他的闽西游击队，发展成了主力红军；上杭、永定、龙岩等游击区，成了革命根据地。闽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罗明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成了毛泽东路线坚定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执行者。
1930年6 月，中央推行“立三路线”。为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不
顾一切地命令各地红军以攻取大城市为目标。朱毛领导下的闽西苏区被划归广东
省委领导。罗明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闽西红军主力向广东东江出击。出席在上
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回来传达中
央精神，要求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罗明反对，认为：厦门、福州工人运动正在恢
复，不同意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不同意将闽西苏区划归广东，不同意把红军主
力拉去打东江。几个不同意，与中央唱了反调。李立三看了罗明的报告后大发雷
霆，指责福建省委“右倾保守”。
1931年1 月，罗明奉命到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
会刚刚闭幕，王明、博古上了台。临时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找罗明谈话，说：
“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错误，严重的是你们福建省委犯了右倾错误，在农村搞游击战争！
你承认路线错误，中央就给你分配工作；你不承认错误，中央就不给你分配
工作。
罗明立场依然如故，自然未能被委以重任留在中央，而被派回闽粤赣特委任
组织部长。
福建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巨款潜逃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任命罗明
为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3 月，在福建省苏区党代会上，罗明又一次被推举为省委代理书记。崇拜毛泽东，热衷于搞游击战争，这就是罗明！无怪乎博古要拿他开第一刀。此时，毛泽东离开红军，来到闽西汀州傅连暲的福音医院疗养。
说来也巧，罗明也在这里治伤。这年4 月，罗明在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进攻
漳州时，跌伤了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
真可谓因祸得福，罗明与他敬仰的毛泽东住进了同一所医院，难得这么好的
机会与毛泽东再次相逢。此时，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较劲的时候。蒋介石亲率
五十万大军，已兵逼中央苏区北大门，寻求与红军作战。
人在“休养”，心系战事。毛泽东牵挂着前线，牵挂着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罗明常到毛泽东房里坐坐，聊聊。一天，毛泽东竟和罗明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毛泽东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不少仗。第一、二、三次‘围剿’，他都失
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实践证明，这些经验都是正确的，比
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
力量等等。”毛泽东掰着指头，详细地总结了几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经验。
“福建和江西一样。”毛泽东渐渐把话题移到罗明负责的工作上来，“应该
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打运动战。在上杭、永定、龙岩
老苏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牵制和打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部队，保卫中央苏区的后方，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把想到的都谈了出来，谈了很久，很多。
罗明听着听着，后来干脆拿出纸笔，把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他觉得，毛泽
东说得很对，很重要，应该让省委其他同志都知道并把它贯彻到省委工作中去。
第二天一大早，罗明再也等不及了，伤还未痊愈，就匆匆告别了毛泽东。
回到省委，罗明立即召开会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