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炸弹击中了伦敦的水管，所有在地铁站里掩蔽的无辜市民全部溺水身亡。这样的战争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在我们看来，布尔什维克无疑是邪恶的；但我们的敌人却坚信着这项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的事业，并为此主动将自己交给死亡，死亡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某种纯洁自己信念的仪式。这是连队里一位老兵告诉我们的，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到宪兵那里告发他发表失败主义言论，而这足以让他被原地处决（2）。
但我没有这么做。我甚至仔细思考了他说的话，并将其列入真理的范畴。这就是我必须把这份初稿藏在一个隐蔽角落的原因——不管怎样，死在自己人的监狱里总是屈辱的。
那天中午，妈妈到街上买了些食材，用战争时期并不富足甚至可以说是单调的材料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她的手艺可比炊事连那些连土豆都煮不好的糟糕的厨师们出色多了！
我就像最尊贵的客人一般享受着家中最高等的待遇，但要是整天无所事事的话，我会深感愧怍的，因为我的朋友们还在前线流血流汗。我必须给自己找点事做。
一开始，我打算去一趟比特费尔德。但我知道我无法以幸运的生还者的身份面对埃里希心碎的父母，所以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就是我拿起钢笔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我要为这场战争留下一些回忆，虽然这些回忆中的一部分可能会令我感到痛苦和窒息，但这些正是我希望告知后人的东西。我的意志在前线被逐渐磨灭，我的精神在那里被逐渐摧毁，以至于我认为我已经发疯了。而有过同样遭遇的士兵在军队中比比皆是。
在德绍的十天里，我哪儿也没去。从早上醒来恢复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拿起我的笔在空白的纸上写下这些语句，直到晚上睡觉为止。在写到最痛苦的片段时，我需要中断数次来做深呼吸以使我平静下来，或是腾出手揩去眼角溢出的眼泪。
我在家的这段日子，就连德绍这样的小城也遭受了两次轰炸。在那两个本来平静如水的夜晚，突然间，有如火车出发哨般刺耳的空袭警报响彻夜空，接着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走出房门，拿着自己最重要的宝物躲到地下室去。我在黑暗的地底听见美军飞机的怒吼，紧接着是炸弹掉落到附近发出的巨大的响声，这颗炸弹距离我们一定不超过三百米远。我紧紧抱住怀中的钢笔和笔记本，在没有我的随身步枪和心上人的时间里，它们俨然成了我最珍贵的东西。
今天下了很大的雨，我坐在卧室的窗边呆呆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点争先恐后地拍在邻居波尔曼一家的红屋顶上，我的思绪突然飘到他们家的晚辈身上：波尔曼夫妇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家的男孩马丁比我小一岁，从小就同我和赫尔穆特一起打闹。根据我的记忆，他应该还在上高中，但这次回家我却没有捕捉到他的踪影。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家门突然被打开了，妈妈收好被淋湿的雨伞，告诉了我们一个遗憾而不幸的消息：“今天早上，波尔曼太太收到了儿子的阵亡通知书。上帝，她哭得撕心裂肺。”
我记得马丁还不满17岁，但他的生命却已经停止了，就像埃里希的生命停滞在18岁的第一个月一样。儿时那个总是夹在我和赫尔穆特中间劝架的小男孩，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这突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