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阔的天地里发挥才能，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到毕业就递申请。”周云把话题岔开：“这样吧，这片林子该有个名字，你是文化人，名字由你起。”吴小兰稍加思索，她说：“叫青年林怎么样？”周云没表态，把目光投向刘强。刘强说：“行，这个名字好，既表达了这片林子是我们青年人栽的，也表示这片林子象青年人一样朝气蓬勃。”周云点点头，当即拍板：“用吴小兰起的名字，就叫青年林。”
收工后，青年们陆陆续续都走了，荒甸上剩下刘强和吴小兰，他俩来到大柳树下，吴小兰说：“天还早，我们坐一会再走。”两人挨着坐在树根上，互相看了一眼，便沉默起来。
过一会儿，吴小兰拍着大柳树说：“我们栽下的树苗都长成这样，那该多好。”刘强笑笑：“如果都长成这样大的树，我们都变成白发老人了。听孬老爷讲，他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棵大柳树，主干被雷劈过，从旁边长出新枝，今天又这么粗了。”吴小兰也听过很多关于大柳树的传说，而且都和刘屯的灾祸连在一起，没人靠近它，也没人敢砍它一个树枝，大柳树得以长期生存。如今树干下已经腐蚀成一个树洞，洞口有很多黄鼠狼的脚印，四周分布着很多无主的坟，乱坟被削平，栽上了柳树、杨树、榆树和松树。松树是常青的，青年们用它表示青春常驻，也是对逝去亡灵的悼念。在刚刚发芽小树的映衬下，大柳树显得高大而苍老。
一群山雀落在树梢，看见领地里来了陌生人，在树上不满地吵叫。刘强催促吴小兰：“鸟都回巢了，我们也回家吧。”吴小兰欠了身，又坐回，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件事情拿不定主意。快考高中了，学校号召返乡，我是往上考，还是回乡呢？”
“考高中。”刘强斩钉截铁的说：“一定考高中，上大学，学了知识，才能更好的建设国家。”
吴小兰痴痴地看着刘强，半晌，她才摇了头：“我怕考不上，还不如报了名，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刘强不解的问：“你的成绩不是很好吗？”
吴小兰说：“升学率太低，又有保送生和政治推荐生，学校领导号召毕业生主动回乡，比我成绩好的同学也有打算报名的。”
“付老师同意你这样做？”
“付老师不同意。”
“我说呢，付老师是位很有见识的人，人也正派，你听他的没有错。”
吴小兰把头转向南，南边是贺家窝棚中学。
刘强见她不说话，又问：“你父母的意见呢？”
吴小兰说：“我妈只听我爹的，我爹和我放过风，说丫头念到中学就了不错了，认几个字能找到家，丢不了就行，也不指望有啥出息。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也得让他们认几个字，如果都去上学，上哪整粮食吃？都得喝西北风。”
“旧思想，重男轻女。”刘强提高嗓门儿：“别管太多，你听付老师的，只要考上高中，你爹就得供。”
吴小兰说：“付老师在学校不吃香，人虽老实，但老实人嘴直，和你爸爸一样，不知哪句话得罪了范校长，范校长在学校大会上点名批评他。说上级号召有知识的青年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付家兴只强调学习成绩，指使学生只顾个人前途，盲目学习，不关心国家，不响应号召，把学生推到白专道路上。范校长嫌我们班写申请的学生太少，说付老师拖学校后腿，说这种行为是和学校领导唱反调，要求全体师生从政治的高度看待这个事情。范校长让付老师立刻写检查，公布在学校的报栏中。”
刘强说：“这范校长真不讲情面，他们在小学是同事，又一起调到中学，有错误应该批评，总不该在学校大会上点名。”
“他是把付老师当做反面典型，借此推动学校的政治工作向前发展。现在全国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中学生返乡，范校长是个很有上进心的领导，这样大的政治活动他不会落后。”
听了吴小兰这番话，刘强摇摇头：“不是我的思想不积极，我不同意这种做法。领导们保送和推荐干部子女和政治生，又让进步学生写回乡申请，本身就是矛盾，是个别人用谎言掩盖政治上的肮脏。把一些学习好的学生都打发回农村，对将来的建设没啥好处。”吴小兰盯着刘强，她说：“你真敢说，其实付老师和你的观点一样，他可不敢直说，就是这样，范校长也没放过他。”
“付老师也可以批评他。”刘强说：“有意见可以摆在明处，中央还号召提意见呢，他范校长也不见得一贯正确。”
吴小兰说：“你是知道的，付老师是个胆子非常小的人，自从那次挨了批，好长时间都不说话，上课只是讲题，下课回办公室闷着，见不到一点儿笑容。”
“范校长搞得是官僚主义！”刘强为付老师鸣不平：“在小学时，他靠整人起家，当上校长就一手遮天，教学好坏他不管，也不问升学率，只强调政治斗争，不少人受过他的害。现在讲民主了，真该给他提提意见，让他改正作风。”
太阳钻进地平线，他俩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吴小兰告诉刘强：“咱俩不能一起回家，我怕被我爹看见。”
一群小鸟迎着霞光飞来，见大柳树下有人，它们急着拐过去，你追我赶。吴小兰发出感慨：“这些鸟看起来成双成对，但它们并不是终生厮守，只有我们人类才会对爱情忠贞不渝。”
刘强说：“爱情是神圣的，而爱情往往被现实扭曲，具体为什么，我也搞不清，往往是有情人成不了眷属。”
本来轻松的话，吴小兰听得特别沉重，压得她要流泪。
刘强见吴小兰进村后才动身回家。
家里的晚饭已经做好，只等刘强回来吃。刘宏达也在家里，全神贯注地写着材料，外面的天还没黑，他就点起了煤油灯。刘宏达没有责备儿子回来晚，因为他忘了饭时。
这些日子，刘宏达非常兴奋。
形势喜人，报纸上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还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边下来指示，让大家畅所欲言，有话实说，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学校领导传达了上级精神，并规定每名教师必须提出五条意见，少者视为对社会不满，多者受表扬。头脑灵活的教师，提的意见都是浮皮潦草，有些批评实质是歌颂和赞扬。刘宏达头脑没开窍，把明明白白的陷阱当成机会。他给教育局领导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他要让领导知道，现在的中学校长范国栋，没有教学本领，是个利用权势搬弄是非的人。他触及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问范国栋，让那么多好学生写申请回乡，为啥不让自己的亲戚写申请？那么多优秀的人材回家乡种地，而他的亲戚并不优秀却保送高中，就让学生响应这样的号召吗？刘宏达要求调回贺家窝棚小学，表示在原地爬起后努力工作，报答组织和伟大领袖**的恩情。他给教育局提出好些建议，他认为建议都是善意的，一定会得到领导的重视。然而，他不知道，反右强风骤然刮起，有的地方准备抓人。
刘宏达的老母亲从儿媳嘴里知道儿子写一些惹祸的东西，凑过来摸着儿子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千万别再捅娄子，上次你出的差错，把这个家差点毁了！”刘宏达慢慢推开母亲的手，一脸委屈地说：“妈，你儿子冤屈，心里憋个疙瘩，不说出去难受！”他母亲仍然相劝：“啥事都要想得开，忍忍就过去了。先人告诉过我们，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乐。我们现在有饭吃，也有房子住，该知足了。你在学校只管教书，千万别说长道短，祸从口出，哪朝哪代都是这样。”
刘宏达安慰母亲：“我的一些意见都是善意的，不会出什么事。”
“唉！你以为是善意，别人不一定这样看，过去有很多教训，你也该吸取了。”
刘宏达听不进母亲的话，他说：“妈，你不要讲过去的事，现在让说话了，人人平等，号召大家提意见，学校的板报栏儿都成了意见栏儿，你不用担心。上级有明确指示，对提意见的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他母亲也坚持自己的看法：“上级什么时候也没说不让讲话啊！话说多了，就是没有好处。日本人统治那会儿，你也该记得。满洲国有两大罪名，一个是政治犯，一个是经济犯，都是要杀头的。经济犯就是吃大米，政治犯就是多说话。咱不图吃大米，只求粗粮别断顿，经济犯和咱沾不上。嘴上可要有个把门的，你要不是和范校长犟嘴，何苦坐大牢。”
母亲的话刺到了刘宏达的痛处，他提高声音：“妈，求你不要嘀咕了，你儿子不是小孩儿，知道怎么做。”
李淑芝见娘俩说话的声音都高起来，过来解劝：“刘强回来了，我们吃饭。妈坐到炕里去，大家快点儿吃，省点儿灯油。”她顺手把刘宏达跟前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倒扣的碗底上，对丈夫说：“妈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还是少掺和事有好处。让你提意见，那都是糊弄人，从古到今，都乐意听好话，没有乐意挨骂的。“
刘宏达拿起的饭碗又放下，李淑芝赶紧岔开话：“你该拿出精力管管你的儿子，小刘志的作业本成了擦屁股纸，作业说不定写成啥样子呢？”
刘宏达拿过刘志的书包，掏出作业本翻看一篇作文。字写的还算端正，内容也说的过去，可是满纸都是错别字，把“知识分子”写成“知诗分子”，老师在批改的过程中也没纠正，只在作文下面潦草地写个“良”字。刘宏达拽过吞咽秫米饭的刘志，大声问：“这些错别字咋回事？”刘志正顾吃饭，被父亲问的一愣，抬起头说：“我没写错，谷老师就是这样教的。”刘宏达问：“什么叫知诗分子？”刘志解释：“谷老师说，有文化的人都懂诗词，懂诗和知诗是一码事。”
刘宏达见儿子不认错，气呼呼地吼：“你再说！哪个老师会教这么多错别字？”
李淑芝赶忙劝丈夫：“是我多说话，饭时还闹个不痛快，都过来吃饭吧，灯快没油了。”
全家人吃着饭，刘宏达问刘志：“你刚才说的是哪位谷老师？”
刘志说：“谷长汉。”
刘宏达想想，疑惑地问：“我认识谷长汉，他没上过几天学，怎么会当上老师呢？”
李淑芝告诉他：“人家有本事呗，在学校也是大红人，说话老响了。别看他教不好学生，向上巴结有一套，最势利眼。你出事那阵子，他欺负刘志，咱家老二好长时间都不敢上学。”
刘宏达吞了几口饭，放下碗沉思。李淑芝催促他：“快吃饭吧，事情都过去了，以后有时间，给刘志补补功课，让他赶上去。”
吃完晚饭，李淑芝立刻熄了灯，全家各找各的位置去睡觉。刘宏达睡不着，摸黑从墙上摘下胡琴，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拉起来，传统地方戏“小过门”的乐曲从土房里飘出去。
由于夜静，琴声传到吴有金家，吴有金骂一句：“又他妈还阳了！”
吴有金骂刘宏达还阳，完全是因为女儿吴小兰。
只从刘强砍了马向春以后，吴有金对刘强有了根本性转变，由以前的喜欢变成刁难，在马文等人的挑拨下，还有几分仇怨。
吴小兰怕父亲知道她和刘强接触，可越怕越有鬼，这事偏偏让马向勇碰到。马向勇一瘸一拐地跑到吴家，进门就问：“吴大叔，你家小兰去哪了？”吴有金正急着吃饭，随口说：“响应号召，义务劳动，栽树去了。”
马向勇说;“栽树的人都回家吃饭，这么晚,她也该回来。”吴有金没理会马向勇的用意，只是说：“还是没饿，饿了她就回来。”
马向勇凑到吴有金的耳边，认认真真地说：“吴小兰和刘强在一起，别人收工了，他俩还不走，坐在那棵大柳树下，挺近乎，像是谈情说爱。”
吴有金知道马向勇嘴损，什么事到他嘴里准难听。对马向勇这些话，他没往心里去，装了一袋烟点着，满不在乎地说：“小兰还是个孩子，懂什么说爱不说爱，俩人从小就在一起玩儿，没那些闲杂事儿。”马向勇非常严肃的说：“现在兴自由恋爱，特别那些念过几天书的人，更喜好这些。你还真得管住小兰，别让那小子给糊弄住。”
吴有金不爱理马向勇，为了早点儿让他离开，便说：“行，等小兰回来我说说她。再者说，这事应该她妈管。”吴有金看一眼在锅台忙活的王淑芬，又说：“看你姨那个熊样，啥事都依着闺女，哼，这个事，还得我操心。”
马向勇向外挪步，回过头说：“该操心就得操心，这可是大事。老刘家看着挺不错，美不了几天。如果小兰真让那小子骗了去，一辈子都不得好，还会牵连亲属，你这当父亲的可要慎重。”
吴有金被马向勇说愣，睁大眼睛问：“什么事你总是先知道，现在都好好的，那老刘家又要遭什么灾？”
马向勇脸上露出笑：“现在提倡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啥玩意儿？咱说不清，我想都是假招子，让人们把心里的话掏干净，然后……”马向勇把两手狠狠地合在一起，他又说：“现在什么人都敢说话了，连从朝鲜跑回来的逃兵也吹起了大牛。还有那些读过几天书的人，更是胆大包天。往上提意见，这不是要反吗？我们无产阶级政权决不能容忍这些！”说到这，马向勇笑脸上露出狰狞：“革命运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等着看好吧！”
吴有金觉得马向勇的话不是没道理：“这几年大小运动没少搞，又是肃反，又是镇反，人们都谨慎起来，说话都讲究分寸。怎么突然间人们就这么胆大呢？上边真的让老百姓随便说话吗？或者真的像马向勇说的那样，还要抓人吗？”吴有金搞不清楚，他也不想搞清楚。闻着锅里香喷喷的饭味儿，吴有金感到饿。王淑芬把饭端到他的面前，吴有金谁也没让，自己操碗吃了起来。
马向勇刚走，吴小兰就进了家门。吴有金劈头问：“干什么回来这么晚？”吴小兰见父亲生气，小声说：“任务量大，刚干完。”
“以后不许和那小子往一起凑乎！”
吴有金大声说完，端起碗又往嘴里送饭。吴小兰看一眼父亲，爬上炕挨着弟弟吴殿发坐下来。吴有金扔下饭碗，到院里站了站，进屋装了一袋蛤蟆烟，叼着倒在炕头儿上，骂了刘宏达“还阳”后，一会儿就发出呼噜声。吴小兰觉得父亲睡着了，问母亲：“我爹为啥生气？”
王淑芬告诉她：“刚才马向勇来了。”
吴小兰嫌恶马向勇，对母亲说：“以后别让他来咱家，我爹也不喜见他。”
“你爹不是和他生气，是因为你。”
“和我生气？”吴小兰摸不到头脑：“我没惹他呀！”
王淑芬问：“是不是和刘强在一块儿了？”
吴小兰没说话。
王淑芬说：“别人都收工了，你和刘强坐在大柳树下不走，这事让马向勇看见。”
吴小兰解释：“是晚走一会儿，那有啥呀？我们说的都是正事。”
“唉！妈是看着你俩一起长大的，刘强是个好孩子，妈喜欢他。可是，小时候在一起没人说啥，你们长大了，相互间要有分寸，别让人家说闲话。”
吴小兰问母亲：“马向勇跟我爹说啥了？”
“倒也没说啥，就是告诉你爹，让你离刘强远点儿，还说要搞运动，刘家又要遭灾什么的。”
听到这，吴小兰心里“格登”一下，她从学校那也听到一些类似的消息。形势在变化，有些提过意见的老师大多闭了嘴，可刘宏达还痴迷不误。写申诉材料，梦想让领导认错，难道刘宏达真的要给刘家带来灾难吗？
刘强家的事牵动吴小兰的心，她睡不着觉，睁着眼在漆黑的屋里不停地翻身，被搅乱的头脑里回绕着一句话：“爱上了刘强，两人的命运真的要连在一起了！”
吴小兰刚感到困意，突然响起敲门声，孙胜才一边拍门一边喊：“吴社长，大事不好，出人命了！”
吴有金跳下地，推开门问：“咋呼啥？”
孙胜才喘着粗气说：“老黑把刘笑言打了。”
吴有金长出了一口气，大声说：“刘笑言是地主，打就打了，拉开就行。
“打死了，躺在老黑家的地上吐白沫，劝架的马荣没了主意，让我来叫你。”
吴有金骂了声：“娘的，狗日的亲哥们打生死架！”提上鞋，和孙胜才去了老黑家。
听到孙胜才说打死人，吓得吴小兰倚到母亲怀里。吴有金走后，她问母亲：“刘笑言是刘有权的儿子，老黑是沟西的，我爹为啥说他俩是亲哥们儿呢？”
王淑芬抚摸闺女的脸，长长地“唉”了声，小声告诉吴小兰：“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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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芬问：“你是不是和刘强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