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4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就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的‘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李贞乾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罗荣桓的到来，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这就好像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随后，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向你们表示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这些话，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是发自对党的感激，是失去亲人后的悲痛，是对刽子手的愤恨。
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时他更感觉到对不起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复生了，但这一事件给生者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弥补。罗荣桓有一种负疚感，他恨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责任能够涉及到的范围内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ab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4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ab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ab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12师师长萧克也有“ab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4军政治部通知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100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12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12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5战区第2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起初，2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1941年2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115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j。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2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j政策，在115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940年，鲁南的第3地委曾开了一个70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2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1941年，115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2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72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第九章 纵横捭阖
第九章 纵横捭阖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存在着多种势力，有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方武装。而国民党军队又分为抗日派和有严重反共倾向的顽固派。115师到山东后，置身于当地的各种势力之中，要生存下去，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他的势力在山东已有一定的生存基础，而115师则是新来乍到，虽有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相配合，但势力太弱小了，不能同其他各种力量相抗衡。这是山东党组织请求中央派主力到山东的主要原因之一。115师在山东争取生存权时，充分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既联合，又打击，纵横捭阖，逐步赢得了主动。
“强龙”能压“地头蛇”
115师到山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前提条件。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115师首先遇到了来自当地地方武装的阻力。同不太正规的地方武装相比，115师无疑是强大的。但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115师要站住脚，费了一番周折。
1939年12月间，罗荣桓从湖西返回位于鲁南的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
大炉在抱犊崮山区。所谓“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平坦的山头。在胶济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72崮，抱犊崮为其中之一。和许多崮一样，它的顶部很平，可以种庄稼，然而，要想爬上去却很困难。人们可以沿着凿出来的石窝攀登而上，可耕牛却赶不上去。相传古时候有个王老汉想出一个办法，他把一头小牛犊抱到崮的顶部，喂大后用以耕地，抱犊崮因此而得名。
1932年，土匪孙美瑶在临城车站抢劫火车，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便押送到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将抱犊崮作为其窝藏人质的场所，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的地势非常险要。有了大名鼎鼎的抱犊崮，峄县、临沂、费县、滕县之间的鲁南山区，就常常被人们统称为抱犊崮山区。
当115师进入抱犊崮山区时，绝大部分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他们的人数少则三十、五十，多则成百上千，队伍规模不论大小，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没有人统计过这里的地主武装有多少，但传说这一带的司令同崮的数目一样，也有72个之多。这些地主武装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对于八路军115师的到来，除少数开明地主之外，其他的人或是因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或是因其立场反动而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关门闭寨，不让八路军进村，不让老百姓同八路军来往。
115师面临着“地头蛇”的挑战。
为了在鲁南打开局面，在抱犊崮山区站稳脚跟，在罗荣桓赴湖西期间，陈光就决定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来个“下马威”，对这些“地头蛇”还以颜色，随后115师就实施了两个作战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派部队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大炉东南的郯（城）码（头）平原进军，支援当地抗日武装，打通与华中地区的联系。郯码平原是苏鲁边界上的富庶地区，它控制着沂、沐两条河流的中段，直逼陇海铁路。南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9年11月18日，东进支队由115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给了“地头蛇”当头一棒。
码头镇是鲁南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当时比郯城县城还要繁华。八路军打开码头镇后，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且补充了大量军需物资，还筹款20万元。这时，已是小雪季节，指战员们在码头镇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棉衣。
这一仗115师既震慑了对八路军怀有敌意的地方武装，又获得了给养，还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政权，可谓是一箭三雕。
1940年1月1日，在码头镇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人民政府，实现了毛泽东的“放县长”的目标。随后，罗荣桓把从湖西调出的由梁兴初率领的原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进驻于此，并改称东进支队第2大队。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了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的外围阵地。
就在115师东进支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罗荣桓又喜得一“千金”。师里的很多干部都来给罗荣桓道贺，说这预示着115师又有好运气。由于此时正值东进支队南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时期，罗荣桓就把女儿的名字取为“南下”，希望这位小天使的到来，也会同儿子“东进”的出生一样，给115师带来好运气。
115师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行动是打孔庄，由大炉成立的后方司?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