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承担的。
孔庄位于大炉南面十来里的地方。大地主杜若堂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装备有机枪在内的武装，历代官府也奈何他不得。115师进驻大炉后，曾争取他抗日，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从枣庄引来100多名日军袭击八路军。孔庄成了抱犊崮山区的一颗钉子。12月初，八路军攻克孔庄，击毙了在土围子里顽抗的杜若堂。
攻克孔庄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大炉周围的反动地主武装。他们知道115师不是好惹的，因此有的向八路军靠拢，有的转向中立，这样115师在鲁南的影响扩大了。
实践证明，“强龙”还是能压住“地头蛇”的。但这要靠实力，如果“强龙”不强，那么“地头蛇”也会骑在“龙”的头上。
罗荣桓的六字经
115师采取行动，打击了对八路军充满敌意的地主武装，但在抱犊崮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于学忠部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状况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打开局面，是115师领导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之前，八路军曾考虑过与国民党建立共同根据地，并为此做出过努力。首先是在1938年6月，国民党第10军团石友三部进入山东时，中共山东党组织曾同他讨论过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随后石友三部北调，实行反共政策。
在鲁南，中共山东党组织也曾有过与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共同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同样也没有成功。多次失败，打破了共产党人在山东与国民党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幻想。
如何打开鲁南的局面呢？罗荣桓和陈光苦苦地思索着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发动群众，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步是把抱犊崮山区全部拿下来，然后采取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发展自己。
插，就是插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到腹地；
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
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j武装。
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加强团结，保持统一战线。
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显然，罗荣桓在桃峪会议上提出的这六字方针，同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是一致的。这是罗荣桓把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同鲁南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经过认真考虑而得出的结论。随后，在1940年，115师在罗荣桓和陈光的领导下，灵活自如地运用这六字方针，终于在日、伪、顽、友、我各种矛盾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的新局面。
“仁义之师”
共产党要在山东站住脚，必须树立好自己的形象。如果八路军不能在当地群众中建立起威信，即使暂时夺取一些地盘，也不能长久保住。115师坚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赢得了根据地群众和有识之士的信赖。
在鲁南地区，有很多股势力同时存在。有亲日的，有亲国民党的，当然也有愿意同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的，但所占的比例较小。在抱犊崮地区，只有大炉的万春圃和滕县的孔昭同主张与共产党、八路军联合抗日。
万春圃是大炉地区的开明士绅。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为了保境安民，当地组织了民团，万春圃是负责人之一。他性情豪爽，非常讲义气，人称“万三爷”。“九·一八”事变后，他的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先后加入共产党，因此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但他只是对共产党怀有好感，了解并不多。自从115师到达以后，万春圃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更多的接触。
1937年9月，临沂第3区专员张里元要万春圃恢复临沂、费县、峄县、滕县四县边区的联庄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派郭致远以地方名流的身分，同万春圃一道去见张里元。经过协商，决定由万春圃恢复联庄会的抗日武装。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万春圃便建起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
陈光和罗荣桓一行到大炉后，万春圃盛情款待。万夫人做了鲁南风味的全羊席，外加羊肉馅的锅贴。席间，万春圃热情邀请陈光和罗荣桓住在他家里。
陈光和罗荣桓刚刚住进万春圃家，万家的人都小心翼翼，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生怕惊动了这些“大官”。罗荣桓主动地接近他们，和他们一起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成了一家人。
万春圃每天总要到罗荣桓的房间里来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和传统。他感到茅塞顿开，深受教益。
住的时间长了，万春圃常常看到罗荣桓教勤务员认字、写字。他还听说，罗荣桓对马夫、炊事员亲如兄弟。马病了，有时罗荣桓会亲自动手与马夫一起给马灌药。这些是特别平常的事情，但对万春圃来说，却是非常新鲜的。
万春圃看到罗荣桓和陈光与战士们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补钉的被子，吃的是高粱煎饼和咸菜，官兵们同甘共苦，心里非常感动。
115师的“大官”们如此清苦，万春圃觉得过意不去，便吩咐夫人做一些好吃的给罗荣桓送去。万夫人知道罗政委爱吃辣椒，就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端过去。小王不敢，万夫人便说：“这是万三爷的一点心意，你尽管送去。罗政委说你，由我‘兜着’。”小王只好给罗荣桓送去。罗荣桓一开始认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动了两筷子，便问小王：鸡是从哪里来的？小王说明了原委。罗荣桓立即让林月琴拿出钱来叫小王送去，并叮嘱小王给万家讲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规矩，不要让他们产生什么误会。这件事使万春圃感慨万分，说：“俺活了50多岁，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啊！有了八路军，国家就有了希望。”
万春圃在与罗荣桓的交往中，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与共产党的感情更加亲近了。国民党顽固派曾扣押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作人质，要拉他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他却说：“我的儿子和闺女可以不要，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一再向罗荣桓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惨淡经营了多年的几百条枪全交给八路军指挥。1940年3月22日，万春圃的四县边联武装和苍山游击大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孔昭同至死不悔
与万春圃部几乎同时加入八路军的，还有孔昭同率领的部队。
孔昭同是滕县人，是孔子的后裔，曾在北洋军中当过中将师长和福建泉（州）兴（化）永（定）镇守使。北伐战争后，他解甲回乡，开药店，办学堂，济世育人。
1938年切，日军占领济南后继续南下，占领泰安、兖州，滕县告急。滕县城中土豪劣绅怂恿他出面组织亲日的维持会，他却说：“咱扛把子（指刀枪剑戟）上街卖拳、要饭去，也不能当汉j！”
当年1月底，孔昭同与曾经当过阎锡山军长的杨士元组织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任司令，孔任副司令。
3月，日军进攻滕县，孔昭同的儿子孔宪尧和孔宪纲遭日军飞机轰炸而遇难。不久，抗日自卫军也遭到日军的袭击而溃散。失败反而更加坚定了孔昭同的抗日决心，他变卖家产，重组军队，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缎带，在滕县山区为组织武装而奔走呼号，队伍又稍稍恢复。1938年夏，国民党第10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驻扎在山东，孔昭同是石友三的结拜兄弟，便接受了石部的暂编第6师的番号，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和费县之间。
1938年底，石友三部调往河北。孔昭同拒绝北上，坚持在家乡抗战。1939年3月22日，孔部在滕县龙岭山下同100余日军遭遇。孔昭同当时已年近花甲，但老而益坚，脱掉皮袍，光着膀子，面对日军，奋臂高呼：“尧纲两儿，魂若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随即带领部下冲向敌人，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孔昭同部中最早与115师建立联系的是第2旅。这个旅原是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一部分，旅长董尧卿是共产党员。1938年8月作战失利，与党失去联系后编入孔部，成为该部主力。115师进驻鲁南后，董尧卿即派人联络，恢复了党的关系，115师给他派去了参谋长。孔昭同闻讯后，便请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彭畏三（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帮他与115师建立联系。
彭畏三到大炉后，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宴席盛情款待。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于学忠和张里元都在拉拢孔昭同。孔昭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很反感，对共产党坚决抗日很钦佩。但是，他多少还有一点后顾之忧。为了解除孔昭同的顾虑，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八路军与孔部合作抗日，孔部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活动，双方要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去作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当即将在座作陪的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介绍给他。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与彭畏三一起离开了115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以后希望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黄玉昆到孔昭同的部队以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后来共产党改造这支部队打下了基础。1939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嘲，在滕县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即申从周）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部的第1旅旅长刘昭汉，也与国民党进行勾结，脱离了孔昭同的控制。为了帮助孔昭同，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打击申宪武，杀一杀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几次作战，申宪武狼狈逃命，他的两个团被消灭。战后，董尧卿旅即归还八路军建制，编入115师第686团。后来，686团改称鲁南支队，686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接着，孔昭同也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10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回到115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报告了他的这一决心。
随即，115师与上级取得了联系，经上级批准后，115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115师曲、泗、邹、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率人马，到115师驻地接受改编。115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在欢迎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的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还给孔昭同的部队补充了弹药和衣服。
1940年秋，孔昭同得了重病，在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1940年11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陈光和萧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115师在鲁南还团结了许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日伪军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和陈光所领导的115师，在团结进步力量的同时，还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强统战工作，打击顽固的反共势力。
在鲁南，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在国民党的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3区督察专员兼第3区保安司令张里元。他曾在韩复榘手下先后当过县长和专员。韩复榘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跑，并在临沂、费县一带建立了武装。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以后，与原韩复榘系统的张里元存在矛盾。1937年冬，共产党与张里元建立了统战关系，先后派童陆生、刘其人等去张部工作。1938年秋，张曾掩护过鲁南抗日义勇队。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嘲后，1939年下半年，张政治态度开始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里元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态度，罗荣桓和陈光决定与他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里元的部队联络。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大一样，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很多。为此，115师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统战于学忠部
在山东各种势力中，东北军是最好的统战对象，也是最重要的统战对象。从“西安事变”前后开始，东北军就一直是共产党的可靠同盟。115师一进入山东，罗荣桓和陈光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39年4月26日，罗荣桓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
于学忠是山东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师长，后转入东北军。1936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以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蒋介石把于学忠部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日伪的交战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提防蒋介石把他这个“非嫡系”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51军和第57军。当时，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51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57军的第111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112师驻扎在鲁南，与八路军的驻地呈犬牙交错状态，师部驻在石河和官庄，距大炉只有12里路。
从1938年春天开始，共产党在于学忠的第112师就设有秘密的工作委员会。1939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托，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负责人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112师的情况。该师师长叫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过大批进步人士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第112师334旅667团团长叫万毅，在“西安事变”中是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1938年3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667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共产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在听完谷牧的汇报后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以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于学忠的第112师的情况后，便与陈光商量决定，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秉璋原来在孙连仲的第26路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