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同盟的幻想。两个民族系同盟，主要是要互相了解。对未来文明构成威胁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他连忙说，这不是幻想出来的恐惧，而是现实的危险。因此，西欧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对西班牙内战表示关切，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掌握西班牙已到异乎寻常程度的担忧。“我为何要如此忧心忡忡呢？我并不是怕俄国人进攻我们。但是如果我周围的国家都布尔什维克化了，那末，从经济观点看，我国会成个什么样子？这里的一切，都处在千钧一发中。”
客人走后，希特勒对另一个家人海因斯·林格说，前首相对他说过，在战争期间，英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差点投降。“我告诉劳埃德·乔治说，这我同意，但是，德国的灾难是，他是在‘十二时差五分投降的’。”他的客人同意，德国投降得太早了。“不过，我告诉他，若德国与英国再战，只要我还是元首，德国就会打到十二时过五分。”
施密特陪同首相返回旅馆。在进口处，劳埃德的女儿讥讽地喊了一声“欢呼希特勒！”前首相并未发笑。“自然要欢呼希特勒！”他一板正经地说：“我也这样说，因为他实在是个伟大人物。”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纪念，可以预言，给劳埃德·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纪念活动比先前的更加壮观不说，它还以两大运动为标志：为达到自给自足而实行的“四年计划”和以反对“混乱力量”为名，实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进军。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纽伦堡庞大的体育场上，希特勒对集结在该处的16万名褐衫党徒和党卫军发表讲话，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车（“麦塞蒂斯”）回城，不时向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和站立在阳台上朝他喝彩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合众社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小汽车紧跟其后。与赫尔姆斯同行的还有五六名各报记者，他们均应邀前往纽伦堡城堡与元首共进午餐。
“待我们抵达时，赫尔姆斯回忆道，”我也得了妄想自大狂。我觉得，即使欢呼声不是为我而发，自己的身高足有10英尺！“
客人们被请到城堡的塔楼上。在那里，他们看到的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使赫尔姆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早些时候的那种炫耀的表演不但已完全消失，相反，他显得手足无措，双脚不停地前后摇摆。很难相信，正是此人片刻前在向疯狂地欢呼的冲锋队挥动胳膊，大声疾呼：“这个时代的奇迹是，你们发现了我——千百万人中的一无名小卒。”然而，一当某人提起布尔什维主义，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再次成了演说家。他攻击说，莫斯科正在想方设法统治欧洲，但德国不答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疯狂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意大利，都是现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的过来人。”下面街道上，人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元首！”，于是，他只好步出塔楼，向他的慕名者致意。
赫尔姆斯走了。对于他在塔楼之所见，比诸在体育场所看到的一切，他印象尤为深刻。他觉得，在这里，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计划也是合理的”。
大会的最后一天，人们观看了大型军事表演。在模拟空战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枪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场上表演了一场真如实战的机械化战斗。党的生日纪念结束了——一方面保证实现和平，宣布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胁。相信元首一贯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实信徒，连劳埃德·乔治对自己在德国之所见所闻也几乎置信不疑。在《每日快报》的一起文章中，他写道：希特勒单枪骑马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他是天生的领袖，是具有坚强意志和英勇无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轻一代的崇拜。
新踏上的征途使劳埃德·乔治受了愚弄。在此以前，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谋求谅解。他派汉斯·弗兰克前往罗马，邀请他访问德国——不但以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分而且也以法西斯创始人的身分来访。此时，墨索里尼真心实意要与德国联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于10月21日飞赴柏林，为他的出访作初步安排。齐亚诺首先与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磋商。据意大利人的报道，牛赖特对里宾特洛甫建立有意义的英德友好关系的幻想曾进行过嘲笑。齐亚诺对签订新罗加诺公约也同样表示怀疑，建议意大利留在国联内，以便从事“破坏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三天后，齐亚诺会晤希特勒于贝格霍夫。为了迷惑对方，希特勒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头号政治家，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他进而说，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相互了解，若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民主中就会所向无敌。
在授于其女婿挑拨英德关系的任务后，墨索里尼将一份落入意大利人之手的文件交给了齐亚诺。这是英国驻柏林大使发给伦敦的电报。电报称希特勒政府为一危险的冒险者。读了这份电报后，元首愤怒地喊道：“在英国人看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是由冒险者领导的，一是德国，二是意大利。不过，英国人在建立起大英帝国时，其领导者也是冒险家。今天的英国，其领导者全是无能之辈。”他向齐亚诺保证，没有必要去为英国操心，因为德国与意大利重新武装的速度要快得多。到1939年，德国将备战就绪，在四至五年内，战备将远远超过就绪程度。
于是，齐亚诺与牛赖特便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确立了新的关系，并规定广泛地进行合作。数天后，在米兰的杜阿摩广场发表的一起讲话中，墨索里尼提到了这点，其所用的语言，在西方人听来，是相当不吉的：“……柏林与罗马之联成一线，这并不是隔板，而是一条轴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均可围绕这条轴心转动。”
1936年秋后，希特勒主要操心的是西班牙。在此之前，元首曾向佛朗哥提供给养，数量虽小，意义却重大。此时，希特勒正考虑给他提供大量援助。11月，一支可供起义部队战术使用的特种机群业已投入战斗。11月18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终于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正当外交部敦促希特勒要谨慎行事时，现在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是一场真正冲突的前奏。“我们业已处于战争状态中。”12月2日，他在空军军官会议上说——虽然，第一枪还未正式打。即使如此，从新年开始，“所有飞机工厂均需全力以赴，就像动员令业已颁布一样。”数日后，在柏林，在对一群工业家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他也同样直言不讳。他透露，战争已指日可待，德国即将动员。“我们之行将到来的战斗”，他说，“要求我们采取重大措施，提高生产能力。重新武装是不受限制的。可供选择的是非胜则亡。”
戈林这一番话公布后，佛朗哥的新任代表威廉·福贝尔将军便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除非立即派遣一师德军和一名教官，否则，战争便有可能失败。但是，威廉大街对此建议置之不理，福贝尔于是便将此事面禀元首。12月21日，他会希特勒于总理府。在座的有戈林、勃洛姆堡，霍斯巴赫、弗立契，以及刚从西班牙回国的在佛朗哥总司令部任军事代表的瓦尔特·瓦尔利蒙中校。福贝尔请求希特勒派遣三师援军，以结束旷日已久的战争。希特勒征求瓦尔利蒙的意见。瓦尔利蒙指出，由于这是一场内战，佛朗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这场战争。西班牙和德国两军之间是不能成功地进行合作的。业已给予的军援足以使起义部队免于失败。加之，佛朗哥正合其位，定能力挽狂澜。在座的军人均支持瓦尔利蒙的看法。
希特勒同意众人之所云。他说，德国不准备大规模派遣援军。他的理由并非出于军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接着，他便坦率地透露，他最不需要的是佛朗哥迅速地取胜。西班牙的长期苦战将使世界的注意力从德国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计划上转移开去。但他确曾保证继续援助西班牙以反共；若军事灾难有可能来临，他便会增加军援。他最后说的一段话可说是狡猾的一着。他将大规模军援的荣誉让给了墨索里尼。在西班牙问题上陷得越深，墨索里尼便越有求于德国；如果这场冲突久久延长下去，他便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要对轴心国承担义务。
在外交上，对希特勒而言1936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国已被弄得神魂颠倒，而意大利也即将就范，与德国进行不平等的合伙。他还说服了日本与之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包含了一项秘密协定（措词确很模糊），即互相支援，反对苏联。这项协定双方虽然承认并非绝对必须，但就使德国之重新武装合理化之宣传策略而言，却是重要的。
那时的唯一挫折是英国的立宪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英王决定与瓦利斯·瓦尔非尔德·辛普逊夫人结婚而引起的。他对首相鲍尔温说，“若我是以国王身份与她结婚，且一帆风顺则罢，否则，如果政府反对这门亲事——鲍尔温曾对爱德华表示，政府将反对——我便准备引退。”公众大都同情爱德华八世，但首相和教堂却一意孤行，坚决不允。
这场危机使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因为在行将到来的谈判中，元首靠的就是英王的支持。“我们的最大的希望就是他！”里宾特洛甫对德国新闻局代表在德国使馆任新闻代理的弗里茨·赫塞说。后者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并充当外交部的特别代表，接受外交部的秘密任务，即非官方地与英国官方人士打交道，尤其是首相的工业顾问霍拉斯·威尔逊。“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是个阴谋，目的在于剥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最终的地位？”过了不久，里宾特洛甫又把赫塞找来说。他刚与元首通完电话，元首对引退一说拒绝相信。这是一个烟幕，他已令德国报界对此说只字不提。希特勒的信心给里宾特洛甫提供了保证。“你瞧着吧”，他预言说，“事情将证明元首是正确的。这件事终将烟消云散，英王将对我们如此策略、如此谨慎地对待这场危机表示感激。”
12月9日晚，爱德华签署了《引退文件》，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王位的君主。当晚，在一起动人的广播演说中，他对他的臣民及全世界说，他觉得“没有我心爱的女郎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我有心，我也无力挑起作为国王的责任重担和完成我的责任。”
希特勒不明白，为何竟有人爱美人不爱江山。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据赫塞说）闷闷不乐地通知他的大使，他也不如卷金金金铺盖走人，甘心失败，放弃这种游戏。“英王既已逊位，英国肯定不再有人愿与我们来往。将您的活动情况报我，如您无所作为，本人将不加罪于您。”
（5）
尽管希特勒大失所望，1936年仍给他带来巨大成功。据他对戈林夫人说，这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真正使他愉快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尽管他害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他们过得很愉快。12月25日，通过霍夫曼即那个摄影师的介绍，他挑选了一个医生作为自己的贴身医生。医生叫德奥·莫雷尔，是位皮肤病专家，在柏林库尔费尔斯坦达姆大街开业，生意兴隆。他的病人多系电影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长着一副圆脸，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纳垢。在施治时，他有时也粗枝大叶。有人说，他曾用一块刚擦完桌子的绷带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经消毒便用同一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
德国的医生很多，希特勒为何单挑选了他，其原因也许是莫雷尔太太与爱娃·勃劳恩之间的友谊之故。自退伍以来，希特勒脱掉所有衣服进行体格检查，这还是首次。希特勒之上腹痛，莫雷尔诊断结果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给他开了“母达弗罗”和“加勒斯托尔”两药。希特勒还身患teoris，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渐加剧。莫雷尔医生下的药是科氏去毒丸。这种药丸含番木鳖碱，但莫雷尔医生并不明白它含这种成份，竟让希特勒每餐吃2至4片。此外，莫雷尔还让他大量服用维他命，也常常将它与葡萄糖混合进行静脉注射，以增强希特勒的体力。
国内最有威望的两名专家，一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格洛维茨医生，一是柏林慈善医院的贝格曼医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之胃痉挛和痛得他无法穿靴子的湿疹。然而，莫雷尔医生却保证在一年内治好这两种病。只一个多月时间，他便给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位医生创造了奇迹，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维茨和贝格曼二人都让我挨饿，只许我喝茶和吃饼干……我的身体虚弱到连案头工作都不能支持。后来，莫雷尔来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将身体的康复完全归功于莫雷尔，连牙床情况的改善也是注射母达弗罗所致，而不是他的牙医雨果·布拉希克的处方——勤刷勤按摩——使然。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的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是一起许诺而不是威胁的演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吹嘘却也有些现实基础。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罗斯福一样，他也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与罗斯福一样，他凭直觉得出结论，那些被传统理论搞得六神无主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衰退知之甚少。因此，两位领导人均藐视传统，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政策”，1973年，经济学家j·肯尼斯·加尔布莱斯评论说，“……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的国家，会响应希特勒的号召，一如美国人之响应罗斯福，这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他并不懂多少经济，不知自己之所为。“但是，在经济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平时可将全国联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用轮子走路”，他发展了“人民车”。此车坚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买得起。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40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以及严格控制污染。出于他个人对清洁的关注（也许与害怕长癌有关），对污染问题尤其令他关心；他鼓励工业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鲁尔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装了消除污染的设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对亲信们说过，最主要的是空间（另一个关切之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在制订规划时，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这令我高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毋需兴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拥挤不堪的市镇，如同我们在茨维考和格尔申基尔申等地看到的那样。如果我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市镇，我将大失所望，将失去快乐，如同我被我的祖国发配出来一样。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