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是占领莱茵兰的恰当时刻。但政治的发展又使他怀疑心理上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他在问自己，是否应找墨索里尼，建议他以罗加诺公约受到违反为借口，谴责罗加诺公约，接着他便予以效仿。”
不管是何种情况，希特勒此时正在下决心采取行动，但又向法国人保证他是有和平意图的。“两国保持友好，此非明显地有利于两国吗？”2月21日，他对记者贝特兰·德·尤弗纳尔说，“我希望与法国缓和紧张局势……你仍认为德国有可能侵略，这太离奇了。”听了这番话后便安静下来的法国人，本应注意元首后来对尤弗纳尔批评《我的奋斗》一书时的回答：“你要我修改此书，好像我是个作家准备重版自己的作品似的。我不是个作家。我是个政治家……我将在历史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加以修改！”
直到次日，赫塞大使才将希特勒对可能批准法苏条约的严重关切转告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回答说，他是不同意这份条约的，但它与意大利无直接关系。这至少表明，如德国谴责罗加诺公约，墨索里尼将会袖手旁观。于是，元首便下令开始“冬季训练行动”。3月2日，勃洛姆堡向三军司令下达预备令，于“z—日”将部队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3日后，勃洛姆堡将“z—日”定在3月7日，星期六。舞台已布置好了，但因某种缘故希特勒丧失了胆量，问他的军事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行动日期是否仍可推迟。回答是可以。希特勒接着说的话更有意思：找到能取消“冬季训练行动”的最近日期是哪天。
那天下午，英国外相艾登回到伦敦。当晚，他便向内阁汇报说，法国人拟求助于他们对莱茵兰的权力。“对英国人民来说，这是个值得怀疑的事业，”他在回忆录里评论说，“那时，为反对德国占领莱茵兰而主张与法国一道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在英国千里挑一也难。”
的确不错，对元首表示关切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而元首当晚也“彻夜难眠”。“我反复问自己”，他后来向霍夫曼私下透露，“同一个问题：法国会做些什么？会反对我几营小兵力的前进吗？如果我是法国人，我知道该怎么干：我会痛击之，不让一个德国兵越过莱茵河。”
星期五，即“z—日”前一天，有关人士宣布，国会将于次日中午举行会议。柏林外交界猜测，眼下必然有事。当晚，德国主要报纸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被请到宣传部开会。
记者们摸不着头脑。戈培尔通知他们，由于他们次日就要秘密出发，只好将他们集中扣押，以待天明。元首又一晚不能成眠，在简朴的小铁床上辗转反侧，脑中不停地在考虑法国将作何种反应。英国并不使他发愁；他之所以选择星期六这天，是因为这日没有一个官员上班。“他们要到星期一才上班”，他对魏德曼说，“到那时激动情绪已成过去！”
星期六一大早，一支特殊先遣队便向坦贝尔霍夫机场进发。那里已有一架“容克”运输机在等候。飞机器飞后记者们仍不知他们飞向何方，连驾驶员也不知目的地在哪里。驾驶员要在规定的时间才能打开锦囊，那时他才知目的地在哪里。
上午10时，德国大使拜会了艾登。在讨论了一阵另一个英德协定后，霍希突然说：“我要告诉您一件极重要的消息。消息的前一部分恐怕不适合您的口味，但后一部分却比近年来提的重要得多的建议要好。”他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攻击法苏条约违反了罗加诺公约。因此，德国便决定收回莱茵兰非军事区。霍希继续读道，希特勒提出与东西方国家分别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他也愿意重返国联。
艾登对莱茵兰行动深表遗憾，但又说，他将慎重考虑德国的建议。他说，德国对国联的态度如何，这是最重要的。此时，霍希说，德国返回国联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然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说，“至于莱茵兰，德国不过是派几支小先遣队到哪里去罢了。霍希一走，艾登便召见法国大使，对德国的行动深表遗憾。艾登说，对罗加诺公约进行谴责，这是”可叹的“，但这需要由英国内阁进行考虑。由于大部分阁僚都在乡间别墅，此事需待星期一。
在与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外交代表进行简短的会见后，艾登便给首相鲍尔温打了个电话，之后便立刻前往首相官邸向他汇报。“他个人虽然对法友好”，艾登回忆说，“但他心中明白，如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是不会予以支持的。我只能同意。我告诉他，关于罗加诺问题，，希特勒真诚地与我谈过。我不能再相信他了。”“鲍尔温也不再相信希特勒，但他同意等待，看法国人，将作何反应。”
上午11时30分许，载着先遣队的“容克”在科隆着陆半小时后，记者们便与数以千计的德国爱国者站在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霍亨佐仑大桥上。18年前，被缴械的德军从法国后撤，垂头丧气地打这里走过。突然间，人群听到了脚步声，铁轮的隆隆声，以及马蹄声。当首批德军上桥时，人群中爆发了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在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其它部队也至少从5座桥上越过莱茵河。“冬季训练行动”共有19个营的兵力，但只有3个营越过莱茵河。即使如此，这一小部队带来的热情（对德国人而言）和恐惧（对法国人而言）都是异常巨大的。
在克罗尔剧院内，希特勒正在对国会发表讲话。他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外交代表席除外）。他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合众社记者、新近才从威廉斯学院毕业的学生理查德·赫尔姆斯，“像老鹰一样”盯着希特勒。元首长篇大论地论述凡尔赛条约如何不平等后，讲演的速度缓下来了。他神情紧张，在讲台后把手巾在手中换来换去。他脸色苍白，很不自然，好像吃不消似的。之后，他缓缓地，用压抑的声调说：“此时此刻，德军正在前进。”
剧院顿时成了疯人院。
事实上，那3个营德军已跨过莱茵河——但有令在身，即，若遭法军挑战，便边打边退。
第十四章 “带着梦游者的保证”
19363—19371（1）
1936年3月7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斯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奇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有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起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25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48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作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作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3月12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3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进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24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6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4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作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其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得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作决。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上有“兴登堡”号轻气球（画满了卍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末，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3月29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知名人士交际极广的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的简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5月17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1880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它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律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几乎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格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3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个时期，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特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二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7月22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