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希特勒仍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烧的饭，穿的还是破衣裳——这使他老与管理人员闹别扭。希特勒从约翰娜婶婶那里得来的钱是否全浪费在剧场里，这我们无从知晓；也不知是否蚀在他的同伴们所制定的某项计划里——在这里，合法的、不怎么合法的或完全不正当的活动非常活跃；或像从前一样，傻头傻脑地在他人面前炫耀，结果被人抢去。更有可能的是，他将钱藏在别处，然后一点一点地取用；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们，为了维持生计，常常采用这种策略。
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发奋作画。同伴们尊敬他了，因为他已有那么一股艺术家的风度。他对人彬彬有礼，虽然常帮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但从不卑躬屈节以求与人相熟。然而，一旦谈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连头发也在飞舞。由于他常常如此，在住客中他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一天，他在厨房里烧饭，把两个搬运工人给弄火了。这两个工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组织，希特勒骂他们是“笨蛋”。为此“污辱性言论”他得到的报酬是头上一个大疙瘩，作画的手上一块伤巴和鼻青脸肿。
继库比席克和汉尼希后结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该，“因为你不听忠告，谁也帮不了你”。几个月前，当希特勒弯腰曲背在画一幅教堂的水彩画时，约瑟夫·格莱纳被吸引住了。格莱纳是个富有想像力的年青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既谈论经济、宗教，也谈论天文学和神学。他们长篇大论地议论人的易受欺骗性。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报上的广告。广告里画的是一个女人，其长发垂地。该广告说：“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有着莱茵河女妖式的长发。何来此美发？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发明的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请给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将免费得到一份说明书和一封感谢信。”
“这就是我所指的广告”，希特勒说——据格莱纳说，“宣传，只要人们还相信这种胡说有用，就要宣传。”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怀疑者变成笃信者。他相信，他自己就可将最荒谬的东西，例如保证使窗户打不破的膏药卖出去。
“宣传，只需要宣传。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1911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说，他的画可说是出自于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到1912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说来，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50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白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
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 ，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个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丨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尼希怎么也忆不其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末，这将是绝大的讽刺。
19135—191812
（1）
他下了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区。打从第一分钟起，巴伐利亚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缩也纳听惯了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洗涤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小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个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了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从科尼斯广场走过的。那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以及远处的广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着布林恩纳大街走去，来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酿酒厂，即罗仑酿酒厂。这里正是施霍宾区，即学生区的边缘，施莱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过两幢房子后，他便来到34号——这是波普缝衣铺。该店的窗口贴出一张手写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这张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床一张，桌子、沙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板画。“这青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筑画师，来自维也纳。”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他在某地拣来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4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之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于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史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本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皆大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106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列宁。10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二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文布洛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曾几次请他“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增加了困难。即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11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1914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尽管艰苦却也有报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胁。1月18日下午3时30分，有人在急剧地敲门。开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1914年1月20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30号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如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3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抖抖地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饥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2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1月20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1月20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