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你两个克朗，但希特勒用这句宗教上的陈词滥调换来的却是麻烦。对于其他，希特勒的运气也差不多坏。于是，他又只好再次求助于教堂——他能得到3块小肉饼。修道院院长在听到“赞美耶稣”的问候语后就给他一个克朗，并叫他日后去找“圣文生协会”。
汉尼希不明白的是，像希特勒那样受过如此好的教育，又有这份天才的人，为何要到处流浪。他问希特勒在等待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希特勒没精打彩地回答说。汉尼希从未见过如此痛苦，如此令人同情的脸孔，便决定尽点微薄之力。
但他并不是纯粹为了他人。他看出骨瘦如柴，愁肠百结的希特勒身上未来有饭票可取，于是便力劝他去画明信片赚钱。希特勒说，他衣着太破烂，不好在街上卖明信片，也不好挨家挨户去兜售。没问题，汉尼希说，明信片由他去卖，得款对半分。但是，因为没有摊贩证，两人均会遭到警方的马蚤扰。没有问题，汉尼希会装成瞎子或痨病者，在小酒店里出售。希特勒还有一个问题：他已把画具连同衣裳一起卖了。善于出谋划策的汉尼希说，这也不成问题，你阿道夫不是有亲戚吗？阿道夫又强调他没有画笔了，这也没有吓倒汉尼希。与西里西亚的一位小贩一起，汉尼希陪阿道夫来到阿德伯餐馆——位于海德林车站对面。希特勒用借来的一支铅笔，按照两位推销员的意思，给家人（大概是约翰娜婶婶）写了一张明信片，要她用平邮寄些钱来。几天后，希特勒在邮局里领到一封信，里边封有一张50克朗的银行支票（“在那些日子里，那是一大笔款子”）。希特勒大喜，于当晚在收容所站队时向众人炫耀。他的狡猾朋友要他将钱藏好，否则，他会遭劫或遭受“借”债的人的“打击”。
平时，希特勒咳嗽日益加剧，所以，眼下之急是买一件冬季大衣。他的朋友建议到犹太区的旧货商店去买，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卖自己的大衣时曾上当受骗。后来，他在政府办的当铺里以12克朗的代价买了一件黑大衣。汉尼希要希特勒立刻开始作画，但他坚持要休息一星期。另外，收容所里也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工作。曼纳海姆有座单身汉公寓，房子虽然很小，但每人各占一间，还有公共房间供大家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说，设备较好。
这座单身汉公寓坐落在多瑙河彼岸。1910年2月9日，希特勒穿过维也纳市中心，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由于汉尼希宁愿当一般的仆人而不愿当希特勒的侍者，所以他并未陪他前往。这个区是维也纳的第20区，叫布里吉特瑙。由于它是工业区，居民混杂，犹太人之多仅次于利奥波德区，它也是个过路区，许多居民用此地作为向上爬的落脚点。曼纳海姆离多瑙河约半英里之遥，是一座大楼，座落在梅尔德曼大街25—27号，可容纳500名单身汉。
这是座现代化建筑，建成不到五年。由于设备较好，维也纳的某些中产阶级的居民竟然为其“豪华”而感到吃惊。主楼内有一个大型餐厅、灯光明亮；墙的下半部还用绿瓷砖镶嵌，给人以温暖感。食物全在柜台上供应，只要将餐券塞进当时极先进的设备——自动机即可。食物的价格很便宜，质量好，量也足。一碟蔬菜加烤肉只需19个铜币，再加4个铜币便可饱餐一顿。
隔离房间内还有10多个煤气炉，专供付不起饭钱的人使用，客人可免费“用最好的厨具”烹煮自己的便宜的饭菜。主食是马铃薯；人们最喜欢做的是有肉或无肉的马铃薯饼。他们联合起来，无工作的在公寓里烧饭，有工作的则购买原料。
厨房外，只3步楼梯远，便设有一个阅览室，里边放有10多张阅览台。此外还有许多阅览室、娱乐室；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间“写作”室——在那里，10多个人可同时从事自己的事业：一个匈牙利人将硬纸板切成明信片，并在游艺场的各酒厅出售；一个老人将报上登载的已订婚的夫妇的姓名抄录下来，卖给商店。
宿舍有好几座，与收容所一样整洁；但是，大多数单身汉都喜欢独占一间小房——长约7英尺，宽5英尺，仅能容纳一张小桌、一个衣架、一面镜子、一个夜壶、一张很窄的小铁床。床上用品包括一张分成三段的床垫，马棕充填的枕头，两张毯子。床单一星期换两次——对任何一个在此居住的下层人说来，这都是奇迹中之奇迹。这些小房可不是毫无生气的牢房，除了足够的人工照明外，每房皆有窗户。每层楼内均有许多洗碗台、洗脚槽和洗手间；在地下室内还有10多个淋浴室。公寓里还有裁缝店、理发馆、补鞋器和洗衣间。此外，还有长长一排干净的物皮箱，供需要存放衣物的住客租用。
公寓的总管以严明著称。他坚持住客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白天必须离室；娱乐室内只能玩跳棋、象棋和骨牌；大声吵闹或喧哗者，不管是争论还是欢笑，均可能被开除；公寓内可饮葡萄酒或啤酒（毕竟，这里是维也纳），但烈性酒则一律严禁；必须爱护市府的财产（“不准在床上站立”）。公寓内的住客犯纪律者很少；大部分住客均真诚地努力工作，以期有朝一日重新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1910年2月来到这座专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居住的住宅的。他交费后（每天半个克朗，若以星期计则更便宜），经消毒和淋浴，便住进了一个小室（据现在的住客讲，是在三楼）。收容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由于这个慈善机关不像收容所那样正规化，他觉得自己较像个人。
不到一星期，汉尼希便来到了曼纳海姆，因为一星期当四天仆人便足够了。于是，他又重新照管希特勒，令他在“写作”室内靠窗的长台前坐下——当然是带着作画的各种原料。很快，希特勒便画成了不少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画儿。他画得很慢，但很用心，将画中或照其中的维也纳市景摹下来。
没费多大气力汉尼希便将这些画在游艺场的酒厅里卖了出去，并将半数收入归己。但是，他很快发现，大画卖价更高。
于是，希特勒便转画水彩，画的是维也纳景色，每天一幅，画幅约等于两张明信片大小。
几个星期后，两人合伙所得的果实，以及曼纳海姆的较舒适的生活条件，便拯救了这两位青年，使他们免受寒冷和穷困的折磨，也使他们不再带着咕咕叫的肚子上床。希特勒满心欢喜，因为他可在用瓷砖砌的淋浴室里洗得干干净净。由于他只有一件衬衣，每隔几天，便在洗澡时将它洗干净。他虽然较先前富裕，但仍买不起衣裳，他穿的依旧是粘的消毒剂的破衣。加上长发和胡子，他的外表还是很不体面的。
温暖和食物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某种兴趣。他常把“写作”室变成争论或演讲的场所。这里是曼纳海姆的知识阶层，就是说，那些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稍为熟悉的人们，一般是高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约15至20人）常常聚首的地方。
“举止正派”的工人也可进去。阿道夫成了这群人的领袖，他长篇大论地抨击政治上的腐败，就像世界各地住在平民街上潦倒的人们之所为者。这些讲演（有时蜕变为叫骂比赛）有时也在工作日里举行。如果在公寓的另一尽头的房间内发生政治争论，尽管希特勒在工作，他也不能抗拒这一战斗号召，便挥舞着丁字尺或画笔像武士一样前来参战。每逢此时，若汉尼希卖画回来，他便会将希特勒缴械，用好言将他哄回小屋。然而，只要汉尼希一走，阿道夫便又起身，大声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丑恶行径，或称赞卡尔·卢格这个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他对群众的兴趣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激动”，汉尼希回忆说，“希特勒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大喊大叫，坐卧不安，两手不停挥动。但是，只要安静下来，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很能节制自己，行动威严。”
阿道夫对政治兴趣之浓，常令他在“众议院”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他倾听形形色色的辩论，听得如痴似呆，虽然这些辩论常常蜕变为多种语言的混杂声，甚至是叫骂声。此时，他便回到自己的“书房”，独自大喊大叫——他的独自演说，实际上是泛德主义与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无神论的谴责和对他们攻击国家、企图夺取整个国家政权的谴责的人杂烩。
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汉尼希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他坚信，希特勒（他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阿道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由曼纳海姆结识的知己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
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鲜廉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时，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时，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反犹的。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出现于后来，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奥地利的首都，几乎每个异教徒都是反对犹太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嗣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s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却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滛猥的插图。（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发现这种偏见后，一定会很痛苦。他会说，在反犹太主义后边，隐藏着阉割的危险，因为犹太人有割包皮的传统。）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发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女郎拥抱黑人的滛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焦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
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即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何况，这又牵涉到一个犹太医生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一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戒口的方法（水果和蔬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需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艺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
（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h·b·b私人档案”。）
到了1910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行成——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他寻欢作乐了5天，后来，6月26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拚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便再次独立。
同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他背着一大包画，找到了霍夫博物院里切尔教授的办公室。里切尔教授是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希特勒恳求他助一臂之力，以进入美术学院。虽然教授承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他的画画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却未能使他产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没精打彩地返回曼纳海姆，继续在书房作画。不过，没有汉尼希的合作，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着要钱，他只好求助约翰娜婶婶——不是写信就是亲身前往希皮塔耳。
几年前，他们是在激烈的争吵中分手的；现在，她已是个快死的人，对先前如此粗暴地对待希特勒，心存恐惧。12月1日，她将全部存款从银行里提取出来。这笔款数目相当可观，共计3，500克朗，她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几个月后，即1911年年初，她与世长辞，没有留下遗嘱。
当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遗产比谁都多时，便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申诉，要求将阿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她是个新寡，不仅要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还要抚养保拉。大概是压力或耻辱使然，阿道夫同意放弃数年来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25克朗的津贴金。他自动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出庭，声明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意将全部孤儿津贴金转给妹妹使用”。法庭立即令梅洛福先生以后将阿道夫应得的那份津贴转给保拉。在此之前，孩子们的这个监护人已收到希特勒来信，信中声明他此后不再需要那份津贴（梅洛福对女儿说，这件事希特勒处理得当，“他对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未听说别人有什么怨言”）。
即使没有津贴，希特勒过的安稳的生活也是曼纳海姆里的住客无从梦想的。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