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在给库斯特尔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使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斯特尔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和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斯特尔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作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在竞试中，库斯特尔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
他作的歌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
7月上旬，库斯特尔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斯特尔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斯特尔，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便变得越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库斯特尔给希特勒写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说希特勒“工作一直很努力，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阿道夫答应，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给他写信，还试探着说：“如我姐姐前来，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为她与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两星期过去了，但阿道夫一个字也没写。到了7月20日左右，信终于到了。从信里说的和没说的来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单的：
亲爱的朋友：
你也许已经猜到我许久没给你写信的原因。回答很简单：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也想不出你对什么会有兴趣。我仍在维也纳，不打算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人，因为查克雷斯在她兄弟家。我过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过得相当不错。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历来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为了工作，我早已习惯早起，现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要库斯特尔给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轮船时刻表来。
……否则，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长串臭虫，它们在“我的”血中游泳淹死了。现在呢，我的牙齿“热”得打颤。我觉得，像今年夏天这样冷的天气是罕见的。
当月，他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房子里。8月，他再次给库比席克写信说，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样，充满了自怜。尽管满是语法和平写错误，在不爱挑剔的库比席克看来，这封信“写得很漂亮”——“也许是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内容的一封。”确实有内容，也富于感情，一开头便称“好友！”首先，他请求库比席克原谅，因为最近没给他写信。没写信，“是有正当，或者说，不正当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消息可写的。现在，我突然给你写信，这本身恰恰说明，为了找几件消息来向你报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找。现在，我写了。”他将房东老太太收到房租后的感谢转达给了他。希特勒粗枝大叶地将她称为“查凯斯”和“查克莱斯”，虽然在前一封信里他未将她的名字拼错。他透露说，他“患了支气管炎”，刚刚康复；还拿天气开心——“眼下天气良好，就是说，大雨滂沱。在天气酷热的今年，这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注意到，林嗣的当局不是去重建剧场（是他喜欢的工程项目之一），而是决定“将破烂的房子重新修补，”他攻击说，他们“要是有修剧场的想法，河马都会拉小提琴了。”
希特勒透露，他将离开维也纳去希皮塔耳，“可能星期六或星期天就走。”到8月底，他已在乡间呼吸该村的新鲜空气了。除此之外，可供欣赏的东西就没什么了。不断增加的压力气使他改变在维也纳的生活方式；这次呢，压力来自约翰娜婶婶。但是，保拉回忆说，“最后一次劝他当官的尝试也归徒然。”甚至连保拉也显示出生大哥的气的迹象。此时，保拉已12岁，对大哥的劝告反感，包括他给她开列的书单（其中包括《唐·吉诃德》，是他从维也纳寄给她的）。“自然，他是我大哥，我只是内心反抗他，外表上还要服从于他。事实上，我们是兄妹，虽然常常吵架，但还是互敬互爱的，不过，生活在一起时，互相都把对方的乐趣破坏了。”
兄弟姐妹之情是有的，但彼此间了解肤浅，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这样，现在与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发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勒的青春期的结束。家人劝他考虑一个比较实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家人的关系。此后，给他的童年带来诸多欢乐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9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画，这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第二次遭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所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很可能已耗尽了他所继承的财产。即使他也分得了一份母亲的遗产——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够维持他在维也纳再住一年的费用。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11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尽管他等候了库比席克片刻，但最后连一张条子也没留便搬进了座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地点在费尔伯大街，大楼俯瞰铁路场。
11月18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几天后，库比席克来到维也纳。在希皮塔耳时，希特勒曾寄明信片一张给库比席克，上边只有一句话：“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虽然此后库比席克未曾收到信，由于他已习惯了希特勒的长时间沉默，抵达维也纳时，他还以为希特勒会到月台上来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希特勒，在检查了自己的沉重的箱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29号。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为何连一张条子也不留。他将自己的新地址交给了查克雷斯太太。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来。库比席克不解。是否得罪了他，而自己又一无所知，分别时，他们是好朋友呀，而后来的信也没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时，库比席克见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说她不知道，他没给她写信。接着，她便批评库比席克，说她弟弟逃离现实也有他一份责任。他“强硬地”为他的朋友辩护，认为她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意思而已。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便走。
阿道夫与库比席克割断了关系，连一切会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的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至少是在目前。另外，库斯特尔取得了成功，自己则遭失败。1909年4月20日，希特勒在费尔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楼里孤零零地庆祝了自己的20岁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着周围毫无生气的环境，继续过着他在林嗣过的那种梦想生活。他孤独地、安静地打发着日子，可谓是深居简出。邻居们记得，他对人彬彬有礼，但与人疏远。邻近饭馆里（叫库巴达自助饭店）有个掌柜对希特勒的印象却极其深刻，“因为他性格孤独，很安静，又喜欢读书，好像很严肃，与别的年轻人不同。”她非常尊敬他，常额外给他一大块夹肉煎饼。
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除了每月25克朗津贴外，他已末路穷途了。他又从费尔帕大街迁至维斯巴诺夫南边的一个较小的楼内，地址是塞斯奥塞大街58号，21号房——一个小房间。这里与先前的住地一样嘈杂，狭窄的街道上电车来来往往。8月22日，希特勒重新在警察局登记了地址，这次他称自己是“作家”。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又离开了较像样的住所，消失在穷困的底层社会中。他未留下片言只语，警察局表上“将来住址”一栏是空白：“何时迁出”一栏里填的是“未定”。他身无分文，又不能或不愿工作，在尔后3个月内，他到处流浪，成了一名流浪汉。他睡在公园里或门廊下。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家就是普拉特——多瑙河彼岸一著名的游乐场。若遇大雨，他就在园厅的拱桥下躲避，以外衣当枕。那年严冬又来得早。1909年10月底，他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间里、脏室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客栈内。他还在凯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该地肮脏不堪，还得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他无法入眠，因为空气恶臭，孩子们又不断哭闹，还有醉汉打老婆。
“即使现在”，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平身地，那些龌龊、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城市”维也纳，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不幸的丛林，并成了“抱歉地说，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晨9时便在座落在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门口排队领汤。对流浪汉说来，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长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名字。
时至深秋，他差不多已将衣裳变卖净尽，连那件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卖了。这样，大雪和寒冷迫使他进一步蒙受耻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黄昏，他缩身于单衣内，急急忙忙赶至城郊的梅德林。他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目的地——平民收容所。抵达时，他双脚疼痛难忍，筋气力尽。这家收容所是某慈善团体兴建的，经济上的主要支柱是爱波斯坦家族。它始建于1870年，后得重新大力装修，于一年前重新开放。在这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包括全家老小——只需花点小钱，便可住上房间。凡体力上允许的住客，仍需做点家务或打扫卫生之类。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孤零零地耸立在一起开阔地上，楼内房间宽敞，空气充足，床铺的排列有如军营内，床号编在金属衣架上。主要的饭堂——那里供应的面包和汤均极充裕——不仅工作效率堪称楷模，气氛也相当愉快。楼内众多的淋浴室、洗碗处，还有厕所，全都一尘不染。
12月，当时天气寒冷，希特勒与其他冻得全身发抖的被抛弃的人们一起，列队站在收容所大门前。大门终于开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列队进了收容所，按性别分开，小孩则跟随母亲。希特勒领了一张卡片，允许他住一星期，且被分配在一大宿舍里。对一个习惯于独居的年轻人说来，这肯定是一次令人难受的经历。首先，他得蒙受与众人一起淋浴和将其满是臭虫的衣服进行消毒的耻辱。其次，他所在的小组得排队进饭堂领面包和盛汤。
除非是受另一个慈善机关照顾的人，否则，谁都很难理解一个平日骄傲惯了的青年，在这样一个机构的大门内第一天所受的耻辱。像这样的收容所，效率虽然高，且还为人们提供住处，但是，一当人们踏进这个大门，也就意味着不可挽回地加入了赤贫人们的行列。收容所里的人们，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变成了犯人。新来的人们，由于屈辱，顷刻间也会不知所措。希特勒也不例外。收容所里的人们，大都是过这种集体生活的老将。他们住在军营式的大宿舍内，喋喋不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坐在整洁的小床上的希特勒，在第一天晚上，肯定是一幅忧郁而沮丧的图画。
照顾希特勒的是住在邻近小床上的一名流浪仆人。他教给他一个秘诀：想要在收容所呆上比规定的一星平时间更长，他只需花点钱，将离院者未用完的入院卡买过来就行了。这个仆人——名叫莱茵霍尔德·汉尼希——也曾梦想当个画家。希特勒谈吐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之，希特勒也为他编造的有关德国的故事所迷——汉尼希曾在柏林住过数年。汉尼希（“我们每晚必见。虽然困难重重，我们仍打起精神。”）教他的新朋友如何“观察莱茵河”。他注意到，当希特勒听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怕上帝外谁都不怕”这句话时，他眼睛似乎光芒四射。
更重要的是，汉尼希教育他的学生说，要在社会的底层度过严冬，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均不能丧失。清晨，他们离开收容所——阿道夫穿着捉襟见肘的外衣，冻得“发紫，长着冻疮”——步行至“卡瑟”，及时赶上喝汤；然后再在某温暖的室内或某医院内呆上几小时以避严寒，再喝点汤，于傍晚时分收容所刚好开门时赶回。途中，若有较长时间停留，他们便为人扫雪或在维斯巴诺夫扛行李，以挣得几文钱。然而，希特勒身体瘦弱，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每走一步，他的脚都疼痛难忍。一次，他碰上有人要请人挖沟，希特勒有意要去申请。但汉尼希却劝告他，赶快把这个想法打消。“你要是去做这等苦工，你会爬不起来。”
阿道夫想行骗，以碰碰运气。但他既没有行骗的天才，也没有向人伸手的胆量。后来，他成了收容所内一名同仁的客户。这个同仁是专门卖那些“软心肠者”地址的。希特勒同意五五分成，他出去时不但带有地址，而且还有专门指示在身。例如，要是在索登林碰上一个老太太，他就用“赞美耶稣！”一语作问候，然后说，他是教堂的画师，或神像雕刻者，但失业了。一般说来，听了这话她就会打发你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