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她都快气疯了，一跺脚喊道，你，臭流氓！他却笑道，对，我是流氓。但我不臭。我只是要跟你交往。我明人不说暗话，我不想破坏你家庭，我也承受不起这份责任。但我喜欢你。我身边缺少这么一份感觉。只要你答应跟我交往，我保证不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我们都是生意人，因此，我们都按生意场上的规矩办事。我给你准备一笔一千万的资金……她不等他说完，就又叫道，你想买我？臭流氓！他微微一笑道，我已经提醒过你一回，你可以叫我‘流氓’，但不要加‘臭’字。至于说到买的问题，您不想想，按目前的市价，如果我真要买一个女人，需要花一千万吗？她愣住了，不作声了。他接着又说，这一千万是对你的支持。你只能用它来扩展你的生意，但不能挪作他用。每笔支出前，你得向我说明具体用处。也就是说你得在我这儿‘立项’。但我不问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一笔专款，支持你进一步发达。我希望你将来能还本，但不必付息。我相信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对你这么优惠。既然要还本，这里就谈不上买不买和卖不卖的问题。请你既不要用这样的字眼儿来污辱我，也不要用它来污辱你自己。跟你实说了，如果你真是一个能买得到的女人，就是脱光了躺在那儿，我都不会瞧一眼。这样的女人我不稀罕，也不缺这样的女人。女老板的脸一下涨得通红，连声叫道，流氓流氓流氓！！他却平静地站起来要走了。他最后对她说道，认真考虑一下吧。我会像爱护我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你的名誉和家庭，更爱护你的前程。我需要的只是你能跟我交往，而且是真心的交往。
“据查，和顺面馆后院和后院里的那几个包间，就是用饶上都的这笔钱扩充和装修起来的。
“这位女老板和那位饶老板后来到底交往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细说了。一直到某一天，这位饶老板突然把女老板约到省政协礼堂属下的颐和餐厅雅座间里，一边把一包特地为她从美国买回来的药递了给她——她老公得了糖尿病，这药在美国也要算是专治这病的最好的药；一边低声告诉她，最近一个时期，请她帮忙留意一下省公安厅的一些人的谈话内容。她问他，为什么要注意省公安厅的一些同志的谈话内容。他说，具体的你就别问了，反正我有用。她就照办了。我们秘密讯问她的时候，一开始她还不承认。我把某一次她和饶上都秘密交往时的现场录音放给她听了，她才服软了，这才把她报告过的内容详细地交代了。这里头就包括了那拓片的下落，祝磊所写的材料的下落。楚也报告了劳爷和曹楠那次谈话的内容……”
“可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她向饶上都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不等于饶上都就一定会去策划并唆使一些人去干后来发生的那一系列坏事，更不等于就是他策划实施了对劳爷的谋杀。这些还是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坐实才行。”邵长水担心地分析道。
“是的。按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还不能认定饶上都参与或策划了后来的那些犯罪行为。但从我们侦破工作的角度来说，拿到这些情况当然是很有用的，最起码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个饶上都先生跟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犯罪事件是可能有某种联系的。这也就坚定了我们继续向这个方向去突破的信心和决心。当时我们寄希望于那个姓周的家伙能开口说话。我们一方面加大了对他的工作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力度。特别是搞清楚这个姓周的家伙是饶上都专车司机的远房亲戚，我们觉得这里头就更有戏了。我原以为他还能扛一段时间，但不久，这个姓周的家伙就开口了。我们告诉他，如果你不交代出你幕后的指使人，那么这起杀人案的全部刑事责任就会落到你一个人头上，你扛得起吗？你爹妈给了你几颗脑袋来扛这样的事？他终于扛不下去了，但最后交代出来的‘幕后指使人’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专车司机，而是远东盛唐的一个部门经理。当然，这个部门经理也是饶上都身边的一个铁杆儿，跟那个专车司机多少也有一点远亲关系。你还别说，饶上都这家伙用人还是有他独特的一套办法的。他绝对不安排自己的亲戚到公司来挣这份钱。他有个亲舅舅想上公司来‘要一口饭吃’。他对亲舅舅说：”我给你一百万。你爱干吗干吗去，就是不能上我公司来裹乱。‘他用这一点向全公司上下表明自己’一心为公（司）‘的决心，但是他却允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提倡下属介绍他们的亲戚到公司来当员工。但有一条，你必须对你介绍来的亲戚负全责。也就是说，一旦你介绍来的亲戚出事儿，你得负连坐的责任。他用这封建的连坐法，这表面温柔的一刀，使不少人在他手下干得’死心塌地‘。
“这姓周的家伙交代，那亲戚给了他两万元，答应事成后再给他三万元。整个‘酒后代驾撞人’的计划，也是他这位亲戚、那个部门经理事先设计好的。由于姓周的拖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交代出这档子事，等我们去缉捕那个部门经理时，他早已‘失踪’了。公司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家属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在省内发了通缉令，又通过公安部，向全国发了协查令。最后才获知，这位‘部门经理’在陶里根熟人的帮助下，从口岸潜逃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在对岸改名换姓，拿出一大笔钱，已经做起了木材生意，而且跟那边房东大娘的女儿‘玛申卡’好上了，不仅给心上人‘玛申卡’买了辆二手的本田轿车，还给准岳母买了一枚挺贵重的绿宝石戒指和白金项链。看来，他事先是傲了预案的，是有相当的准备的。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分析，在这位‘部门经理’背后一定还有一只更大的黑手。没有那样一只更大的黑手替他支撑着谋划着，只凭这个部门经理本身，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经济实力在对岸迅速站住脚。
“这只黑手是谁？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了饶上都：
“但是没有证据，这仍然等于是一句瞎话。
“所以，一定得把这个部门经理抓捕归案，才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但这件事儿办得还真有点累：现在人毕竟在人家那边待着哩。这牵涉对方的国家主权问题。你不能带枪去，也不能在人家那儿出头露面抓人。也不能行使侦查权：一切都得跟人家协商，得由人家出面。也就是说，你所有那些想办的事，都得事先得到人家的批准，由人家出面去办，或由他们带你去办。应该说，对岸内务部的‘达伐里希’（同志）们还是挺热情挺支持的。可人家有人家办事的规矩。比如，人家从来不加班加点。只要到了下班时间，肯定走人，一分钟都不会耽搁：只要下班铃一响，哪怕是正在做预审，或者正在外头蹲坑守候，对不起。都会立刻起身回家……这样，本来在我们这边一天就能办得的事，在那边往往就得花三天或五天才办下来。不管咋样，总算办妥了为抓捕所必备的一切手续，也制订了抓捕的方案，部署好了抓捕力量，只是没想到最后一刻，还是出了一点差错：正是这点差错，却让我们这一阶段在对岸全部的努力全付诸东流：那一天，我们派去的同志准备等这位‘部门经理’从外边装运木材回来，先由他们内务部的人设法把玛申卡引开，再由我们的人上前去铐住他。
但我们派去的同志还是过于乐观了，把事情想简单了，没有全程派人去监护那个‘部门经理’，更没想到‘杀人灭口’这出老戏还会演到对岸那个陌生的舞台上。就在这家伙装上一车圆木，往回开到离城边两公里的一个拐弯处，据说是连车带人都让人‘劫’了。事后发现，车被扔在离事发地点几百米外的路旁，人却在一旁的小树林里躺着，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随身带的钱包不见了（据我们判断，凶手拿去钱包，可能是为了掩盖其杀人的真正意图），左胸处有一个由零点三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造成的枪击伤。一枪击中心脏毙命。凶手（们？）显然是个老手，做事老辣，且干净利索。对岸内务部的一位‘达伐里希’女翻译安慰我们的同志道：“遗憾遗憾。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了。这样的事嘛（她指华裔商人或被劫，或被杀），在我们这里，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这回你们虽然没抓住活的，但总的来说，也可以了，成绩不错。没让他逃走嘛。他再也不能去做坏事情了嘛。上帝替你们彻底惩罚了他嘛。结果是一样的。‘女翻译长得高大挺拔，走起路来，很有点英武之气，说话不苟言笑，但语气还是温婉而有分寸的，看得出，具备相当丰富的外事经验，据说当年也曾是一个相当精良的’克格勃‘，和陶里根公安局的许多同志关系都处得不错。她当然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位’部门经理‘活着，需要他嘴里的那点口供，需要知道跟他相连着的那根黑线——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黑线的话，它的终点到底在谁那儿……
“但很可惜，案子目前只进行到这一步，后续的线索全都中断了……”
说到这里，赵五六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刚想喝，却发现今天没给邵长水准备茶，便起身要去沏茶，但让邵长水拦住。邵长水自己去沏了茶回来，安慰赵五六道：“案子还是有了很大进展。起码能认定劳爷是被谋杀的，光这一点，就足以告慰劳爷九泉之下屈死的冤魂了……”邵长水原想是安慰一下越说心情越沉重的赵总队的，没料自己也说得感伤，反而一时间有些不知再说些什么才好，竞怔怔地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邵长水问：“和顺面馆的那个女老板呢？放了吧？”
赵五六说道：“那当然。我们就没有刑拘过她嘛。怎么拘人家？凭啥拘人家嘛。拘好拘，放就不好放了嘛。当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是‘秘密’把人家‘请’我们这儿来谈话的。最后还跟她搞了个‘约法三章’：一，要求她不向饶上都透露任何一点今天谈话的情况。第二，要求她完全不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规律。第三，完全按原样出现在饶上都面前：如果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保证为她保守她的那些‘隐私’。她当时显得很紧张，不断地问我们，饶上都是不是跟劳警官的死有关系。我们当然不可能正面去回答她。我只是告诉她，你必须坚信，我们找你谈话，不是在闹着玩。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们那生意红火的和顺面馆，你应该好好地配合我们工作。北京市一座老监狱，所在地的地名就叫‘半步桥’，这很有点哲理。因为真理和谬误，天堂和地狱，实际上往往都只差这么半步。错这么一点儿。回头都来不及。”
邵长水问：“她咋表态？”
赵五六说：“她是聪明人，还能咋表态？”
邵长水又问：“饶上都没任何感觉？这家伙可油着哩。”
赵五六说：“最起码从表面上看，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表现出什么异常。”
邵长水沉吟了一下，问：“曹楠和齐神父咋样了？没让他们为那材料的事负什么责任吧？包括那个律师。”
赵五六说：“暂时还没有。整个案子还没有彻底明朗嘛。估计齐神父和那个律师不会再有啥事：但曹楠这丫头，真还说不好。”
这时，邵长水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问道：“对了，祝磊写的那个原件有下落了吗？”
赵五六说：“我就怀疑它还在曹楠手上：前一阶段，一方面忙着跟对岸内务部打交道，一方面又考虑到她两方面的伤都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就没再去接触她……”
邵长水忙问：“两方面的伤？除了手藐上的那个伤，她还有啥伤？”
赵五六笑道：“精神上呗。”
邵长水忙应道：“那是那是。”
赵五六默坐了一会儿，突然这么说道：“中纪委最近又派人来了。”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应道：“是吗？”
赵五六很沉重地说道：“这是第三回了……”
邵长水又“哦哦”了两下，就没再说什么。他知道上头这是针对“顾立源”而来的。但他对这事还能再说啥呢？就是说了，他知道赵总队也不会正面回应他的。顾立源毕竟还在位。而“来人”也并不表示他一定有问题。这一类事，在省直机关，向来都是特别敏感的问题，也是个被大家视为雷区的禁地。同仁们这一向都变得十分谨慎，风声鹤唳的，很有些左顾右盼的意味。
“东林还是有点太天真了……”赵五六突然没头没尾地这么感慨了一句。
“……”这一回邵长水完全没有回应。他只是垂下眼睑默坐着，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表示反对。按习惯，他是应该“应承”一下的，赞同不赞同，说一声“是的是的”，并无什么大的妨碍。一向以来，他也都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也都会这么随着领导的话应承一下。这是通例了。但今天邵长水却保持了沉默。这一段日子以来，这个“东林”的问题，这个“劳爷”的事情，确实使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对这位“劳爷”的态度，从敬而不解，到敬而有所解。有一度，他也曾像赵总队一样，觉得老人家有点“过于天真”。但近来，尤其出了一趟远差再回来，重新感受身边的一切，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然在悄悄地发生一种变化。他不能简单地用“成熟”或“蜕变”来界定这种变化。也不能用“更为内向”或“更加深沉”来描述它的趋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进入三十岁后，他似乎不再为什么事而感动。他觉得应该感动和激动的事情，自己基本上都经历了，剩余下来的，只有一件事需要自己去做了，那就是好好干，埋头干，不要也不必再东张西望了。但最近他发现自己，“不对头了”，居然重新开发了这个“感动”的功能……重新有了许多的“感受”……他忽然发现，“劳爷”是非常值得自己感动的。为什么？一时他还说不清……也许……劳爷是有一点太天真……但是，当人和人类完全失去了他们最后一点的“天真”以后，他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有？按说，邵长水从小就属于那一类最听话、最不天真、最成熟的“孩子”。忽然要为劳爷的天真辩护起来，他自己难免都有点惶惑。说不清。而能说得清的大概也就是这一点：细细想来。自己真的挺为劳爷的“天真”而感动……
他当然不会公开地在总队长面前去伸张这一点，不会让总队长感到难堪。他适当地保持了沉默。但他清楚，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
听完赵总队讲述的第二天，他就返回会战指挥部去了。走以前，他带着慧芬，带着两个孩子。去劳爷家看望了泉英嫂子和小小。泉英嫂子和小小还留他们在家吃了顿饭。等他结束了那边的会战，回到省里，劳爷这案子又有了突破。这突破还真来得有点“偶然”。那个“部门经理”在对岸被杀后，这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去了个公函，“请求”对方协助缉拿元凶。我们不相信这位“部门经理”真的是被什么小偷蟊贼杀害的。但凶手毕竟在人家的土地上。人家也答应我们继续追查。但到底能使出多大的劲来帮我们追查，又能追查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只能等待，听天由命了。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有了结果。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忙。对岸因为要搞几年一度的地方苏维埃选举，内务部为保证选举的正常进行，净化选举环境，对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活动集中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打击。就在这次打击活动中，应了我们的一句老话，叫“搂草兼打兔子”，挖出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这团伙的头目是从中亚地区某国“盲流”到此地的一个中年人。在交代他一系列的“罪行”时，捎带说到了这么一档子事：曾有人出钱，让他们帮着处死过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基达耶”——中国人。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内务部刑侦局局长达维多夫的注意。他很快把这情况通报给了他的“好朋友”陶里根市公安局局长。陶里根市公安局的局长立即又向省厅?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