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傲了报告：在核对了时间地点后，确证了被他“处死”的那个中国木材商人就是那位“部门经理”。赵五六亲自赶到对岸，在对方内务部的协助下，审讯了那个中亚“盲流”来的案犯，终于搞清了那个出钱买凶杀人灭口的人就是饶上都的专车司机。
一个专职司机也许会过得比较宽裕，但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钱来“买凶杀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在他背后一定还有一只“黑手”。
但在审讯中，这位专职司机把所有的事都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买凶杀害那个“部门经理”的是他，通过这个“部门经理”买通那个远房亲戚杀害劳爷的也是他，派人去邵长水家盗窃那张拓片的同样是他，密谋策划炸银行杀那个保安的，都是他……
问他为什么？
他说从姓劳的这“老x样子”一到公司，“他们”就看出他不是什么好来头，是存心来跟饶总作对的，存心要让他们大伙没好日子过。他说，在公司里，想收拾这个姓劳的“老x样子”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他们”不懂，这“老x样子”管那么多闲事，干吗？自以为当了几天警察，穿了几天老虎皮，就没人收拾得了他了？他说，操，这世界不就是你捞我捞大伙一起捞吗？没捞你口袋里的，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吗？
问他，你怎么知道那拓片藏在邵家？
他说，我听说的。
问他，你听谁说的。
他说，忘了。
问他，你怎么知道银行保险柜里藏着那份材料？
他说，我听说的。
问他，你听谁说的？
他说，忘了。
问他，你炸那份材料干吗？
他说，好玩呗。
问他，好玩，还要杀那个保安？
他说，我不杀他，他就会供出我。他不死，我就得死。我想活，他就得死。
问他，那么些重要的内部情况你全都是。听说“来的。你说你这话能让人信吗？
他说，信不信由你。说不说在我。
问他，你不是挺想活的吗？你采取这样一种对抗态度，你觉得自己还活得成吗？你不想再见你老婆孩子了？你孩子今年中考。你这当父亲的不想为他负责到底了？
他浑身一震，嘴翕张了一下，似乎一下给问噎住了，没出得来声儿。脸色也顿时灰暗了下来，但立刻又转成暗红，一边咻咻地出着粗气，一边惶惶地打量了一下审讯他的赵总队，看了看在一旁坐着的邵长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慢慢地说了一句：“活不成就不活了呗，咋办？死我一个也是死，死两个也是死。那又何必呢？”
问他，啥叫“死两个也是死”？你说的。两个“，除了你自己以外，那一个是谁？
他不回答，只是恨恨地看着赵五六和邵长水，过好大一会儿，才冒出这么一句，咬牙切齿地说道：操，全是那个“老x样子”捣的乱，全是他在搅局……操……
几个月后，大概是因为得到他的孩子已经顺利考上省重点中学的消息了，觉得自己的死已经不会更严重地影响孩子的前程了，他声称头疼，要求去看守所卫生室“求医”=在两名管教看押的情况下，掰开五楼窗户上一根锈蚀的铁栏杆。纵身而下。他死后，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份遗书：是写给他妻子和孩子的。他说他熬不下去了。早晚也是个死。所以他不想再熬下去了。他在遗书上写道：“……今后我相信会有好人来照颐你俩的生活的。这一点我不发愁。愁的就是孩子今后千万别再走你爸的老路，活一辈子都没有独立地干出自己一份事业。一辈子都得依附别人……”“孩子，你一定要记住，你爸就死在这一点上了……你千万千万别再学你爸了……千万千万要创出自己一份事业……”
在这个“专职司机”死后的一个星期，赵五六把邵长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知他，劳爷这案子准备结案。
“结案？不往下查了？”邵长水惊讶地问道。
“先告一个段落吧。”赵五六闷闷地说道。
“背后的事……”
“没什么‘背后的事’了。”
“咋回事？”邵长水愣愣地问道。
“……”赵五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卷宗，郑重其事地放在邵长水面前，对他说道，“你先看看这个，然后再说。”
邵长水拿起卷宗，摸了摸，手里的感觉告诉他。里边装的是一份材料，便问：“啥？”
赵五六告诉他：“祝磊材料的原件。是原件的复印件。原件已经送有关部门了。”
“原件的复印件？原件是从谁那儿搞到的？”邵长水忙问。
“曹楠。”
“果然是这丫头藏起来了？！”
“应该说，它一直藏在劳爷自己那儿。他锁到银行保险柜里的那份也是伪造的。”
“他那么干，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掩护这份原件？”
“是的。”
“那怎么又转到曹楠手上了呢？”
“你到陶里根去找他的当天，他特快邮递给曹楠的。”
“当时为什么不交给我？”
“他那会儿已经发觉有人时刻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担心原件交到你手上，他们会马上伤了你。”
“那他去邮局寄特快邮件，人家不会盯上他？”
“他当然不会那么傻。在这件事情上，曹月老帮了个大忙。他把东西交给了曹月老，只说是给他女儿寄的一本书，让他代办一下。他就去寄了。”
“那曹楠为什么到现在才交出来？”
“这也是劳爷安排的。”
“他怎么安排的？”
“你先看看这原件吧。看完了，我们再聊聊……再聊聊……”
赵五六长叹了口气说道。
二十六 站在灵魂的入口和出口
祝磊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半点要为自己开脱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后悔自己因“一时冲动”而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时冲动”，并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经受不住‘仕途升迁的诱惑’而起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于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来向往学术研究，醉心于教书育人。我不擅长于在人与人之间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十分‘厌恶’这种关系学。但不能因此就说，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中国进行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去操作这场改革。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进入政界掌权，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应该说是应运而发，得尽天下之先机。问题在于，进入政界、手握大权以后，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教养有头脑的一代新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读过老版的《资治通鉴》，但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谙熟新世纪的‘通鉴’的。结果，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还是在‘清醒’这个老城门楼前溃败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知识’并不一定就等于‘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确还需要‘知识’以外的许多条件来做保障……”
“要说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说到那起‘侵吞职工股事件’。我要郑重地申明，这个事件肯定是个圈套。被我枪杀的那个张秘书，也肯定是让人利用来对我设套的一个‘工具’。那个设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素有韧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时他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人，一旦发起脾气，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干出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来。因此，他们认为，不管我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他们这个‘圈套’，结局都只会有利于他们。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们给我设下的这颗苦果，我自然就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动从他（们）视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障碍和阻力=假如我冲动发作起来，大概也会把自己毁灭了。他（们）可能没想到，我竟然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档子事。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该由着自己情绪的驱使，如此愚蠢地钻了他们的这个圈套……”
“他（们）为什么要设套来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
……祝磊说，在职工股事件发生的两个多月前，顾立源曾经突然上他家“造访”过。那天，他俩大吵了一场=（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见的那一回。）前边已经说过，顾立源自调省里工作以后，为人和行为方式突然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依祝磊分析，他的这种改变并非是“做秀”，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颐立源在陶里根后期，权力太大，再加上他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的。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他可以在陶里根说一切他想说的话，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写道：“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祝磊，干到这个份上。咱俩也就到顶了。咱们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还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把他调到省里，以他的年龄和当时达到的级别，他意识到‘副省长’可能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面对全省这样一副几千万人的重担，面对中央对自己更直接的领导和监督，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调整自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我们许多同志都感觉得到的那种‘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须的，就不再来往。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我的往来要稍多一些，但那也严格保持在工作层面上……”
……所以，那天顾立源突然说要上家里来看他，祝磊的直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顾立源一进屋，未及坐稳，先问，家里就你自己吗？祝磊答，是的。说着，转身想赶紧替顾立源烧水沏茶，因为家里现有的开水还是隔夜的，而顾立源好喝茶，这方面还挺讲究。在陶里根当市长前，喝花茶，三毛钱一两的，大粗梗儿，够劲儿就行。后来喝乌龙。再后来，听一些从南方来陶里根投资的老板说，真茶客都讲究喝绿茶。包括红楼梦里那些大家闺秀、公子哥儿们，品来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绿茶。他又改喝了绿茶。到省里后，经常接待外商，听说又改喝了红茶。而且还非得要加柠檬，只是仍然不习惯加糖。但不管喝什么样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来沏新绿茶用的，那水温还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别讲究的是，还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叶。沏茶前杯子和茶壶必须预热。贮存茶叶走气、或混入其他气味儿，更是大忌。至于用隔夜的开水去沏茶也会让人扫兴至极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会提出要为他去新煮一壶水。“不用。我一会儿就得走。”顾立源摆了摆手说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问，好像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顾立源指着自己对面的那张旧沙发，对祝磊强调道。意思是让祝磊赶紧坐下，别再跟他哕嗦茶的事了。于是祝磊只得勉强坐下了。
“老饶最近来找过你没有？”顾立源问。他说的“老饶”，就是饶上都。
“没有。”祝磊平静地答道，并反问，“怎么了？”
“嗯‘…一”顾立源沉吟了一下说道，“他最近可能会来找你。”
听说饶上都最近会来找自己，祝磊刚才那种“出事了”的预感，便一下变得实在起来。
“……我对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成见。”祝磊在材料中这样自我辩解道，“……不仅不抱任何成见，而且对民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我主管省城经济工作的那个时期，是该市有史以来民营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正因为我主管过一段经济工作，跟许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觉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应的法规，并依法管理好这支充满生气、蕴藏着无限生机、肩负着历史变革重任的队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老板已然充斥我们社会各层面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大陆上举足轻重的一支经济力量，也即将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是这块大陆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跃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华、最善变、欺诈工人和黑暗腐败的事情干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党和工会组织的民营企业里去做过明察暗访。那些企业里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或党支部书记，站在他们的老板面前。说得不好听一点，几乎跟儿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样，少有不唯唯诺诺的=至于那些明目张胆地拒绝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老板就更不用说了：打开近十年各地纪检委、反贪局的反贪档案，你一定能发现。每十起党政干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会跟某些老板有关=这也难怪，在当今的中国，谁能一下就拿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万理金来购买权力为自己服务？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这些老板和包工头=党政干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这只是结果=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社会机构当然也需要从结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来有个规律也是铁打一般的不可违背的：不去清源。哪来的河清有日？！！
“饶上都在陶里根的开发初期。的确有功。而且还应该说是有大功的。那时许多条条框框都还没破除。不少公家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观念落后，精神惰性更强。你没法指望他们协同你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大事。在那个时期。一批像浇上都郡祥，来自民间，有冲劲、无约束，甚至可以说身上还有点野性、少数的还犯有前科和种种‘劣迹’的人，不管不顾，拳打脚踢。冲禁区。越雷池，办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来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对于顾立源，祝磊写道：“……我一直特别感慨这一点：上帝太眷顾我们这位顾代省长了。他真是一块天生当领导的料。他真是拥有这方面全部的天赋。上帝太宠爱他了。”“他永远不会停止他向前的脚步。他永远走在被领导者的前头。他永远让你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和指引。但在陶里根的后期，我却极其痛苦地发现，他变了。就像他调任副省长后，人们感觉到他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变化似乎是发生得那么突兀，但确又是那么的自然……”
祝磊举了个例子：当时，饶上都做了个二十万平米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其中四分之一搞经济适用房，其余的一半建高档低密度板楼，另一半用来建别墅区，也就是后来邵长水奉命去陶里根找劳爷谈话，在那片柞树林前所看到的那些出售率和人住率都很低的独幢别墅群。他俩都觉得，要充分估计到国内中产阶层的形成，以及迅速增多的富商富豪们的需求，他们一定会考虑购置度假、休闲用的“第二套”或“第三套”住宅。对别墅的需求肯定会是今后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新的销售热点。祝磊当时不是不支持顾立源和饶上都的这个“宏伟构想”。陶里根因边贸起家后，旅游业发展也极快。gdp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三四十的幅度提升。短短几年，它的经济实力在全省地级市中便进入前三，并一直稳定在这个“第一集团”行列中。顾立源想把房地产业搞起来，做成陶里根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对改变和改善城市面貌、市民生活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大安定团结的力度……可以说能收到一举多得、一石数鸟的功效。但祝磊认为，对陶里根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预测，它的发展，虽然是“迅猛”的，但毕竟是在低、低水平的基础上“迅猛”着。陶里根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