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号仓库的大火，却不知225号仓库也着起火来。待火光惊动了大广场（今中山广场）消防署时，两座库房已经烧得有皮没毛了。
宋德贵站在寺儿沟的小山上，眺望着远处的滚滚浓烟，像父亲欣赏着刚出生的儿子，心里充满了骄傲。
据事后估算，这场大火，使日寇损失近六十万元。
越烧越旺
1938年2月末，上海总部再次将黄振先调回天津，同时抽调大连行动队的骨干分子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一并到天津工作。
选派的精兵强将汇聚天津之后，黄振先立刻在英租界二十一路耀华里的杂食铺召开会议。
黄振先在会上着重指出：“鉴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内地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必要在天津制造几起大爆炸，打乱敌人的运输。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塘沽和天津之间的铁路！”
2月28日，黄振先和秋世显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到天津站以东大连沽附近的铁路线旁。
中午，两人装作很累的样子，在路基旁坐下，观察下手的地点。
这时，两名巡逻的日本兵持枪走来，一见两人，便如临大敌地扑了过来。
“你们什么的干活？”一名日军上等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大声吆喝。
“我们的小买卖，累了，歇一歇的干活。”秋世显站起来，从车上捧一把花生递给上等兵。
两个日本兵把花生“嘎吱”、“嘎吱”大嚼了一阵子。然后，上等兵一挥手，“这里不准休息的干活，通通开路的！”
黄振先和秋世显急忙起身推起小车离开。
走出不远，黄振先见日本兵已经走开，站住说道：“我看这里埋炸药正好，是个三岔口，一炸两个方向的火车都完蛋！”
两人立刻行动起来。秋世显解开麻袋，将花生倒在车上，从袋子底掏出一大包炸药。黄振先也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了雷管、导火索。两人将炸药包塞到枕木中间……
傍晚8时，大连沽铁道线发生爆炸，一列日军军用货车被掀翻在路基旁。
3月18日，秋世显、石永贵化装成卖菜的农民，挑着菜担子来到天津站东一带的铁路线附近。两人一边走一边机警地察看四周。
石永贵是辽宁奉天凌中县人，在北平时与秋世显同是东北中学的同学。石永贵为人机警、仗义，与秋世显过从甚密。当秋世显到大连工作时便将他从奉天招来，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奉命潜入大连日军陆军仓库。
两人选好一处理想的爆破地点，见四下无人，便迅速撂下菜担子，从筐里拿出炸药、雷管、导火索，紧张地忙碌起来。
下午5时30分，天津站以东约二华里处铁路发生爆炸。虽没掀翻列车，却使那段铁路的通车中断了十几小时。
自从秋世显、石永贵等一批精兵强将调离大连以后，大连行动队的组织开始松散下来，士气也低落了不少，几个月苦心建立起来的完整行动体系发生了动摇。整个大连地区工作的重任都压在了赵国文一个人的肩上。赵国文打起精神，通过各种方法争取更多的工人参加组织，努力保持行动队的战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赵国文组织中的行动人员又充实起来，活跃在第一线的人员主要有：王金泰、宋德贵、吴成江、周文礼、张学贵、陈更茂、居德义、阎禄增。这是一批抗日的先锋，这是一批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
3月20日，在赵国文指挥下，陈更茂对大连码头东部503号堆积场实施放火；3月24日，行动队员王金泰再次在大连码头东部501号堆积场放火，造成敌人十几万元的损失。
赵国文觉得这两次纵火对日寇震动不大，决定实施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火。经过反复考察，他将目标定在了甘井子石油化学厂。
大连湾北侧甘井子码头区，座落着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化学工厂区就在码头厂区的里面。甘井子石油化工厂是当时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担负着关东军和部分华北日军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非同寻常。
为了更好地炸毁这个庞大的石油厂，赵国文和该厂工人吴成江在4月6日特意来到工厂附近观察，两人从中午一直守候到半夜。
约午夜时分，一队日本空军的油罐卡车隆隆驶进甘井子炼油厂。正是运送航空汽油的时候了，尽管现场没有一个中国工人，日本警备队仍然迅速拉出警戒线，刺刀在强烈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侦察完毕，赵国文和吴成江回到他们的居住地杨家小铺，躺在地铺上研究对策。
“小鬼子防备很严，从外边很难下手，”赵国文对吴成江说，“你看能不能从内部想想办法？”
“难啊！”吴成江叹了一口气，“单说这放火药就很难带进去。你知道么，日本人让工人脱光衣服，连裤裆都搜，你说……”
赵国文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们上下班都经过哪些程序？”
“上班搜身、交身份牌，下班搜身、洗澡、交牌，换衣服出来。”吴成江说。
赵国文想了想，又问：“你们洗澡用的肥皂是日本人发的吗？”
“一开始还发，后来不怎么发了。”吴成江说道：“大慨是让工头扣下，私自卖掉了。”
赵国文忙问：“那自己带块肥皂，日本人管不管？”
“不管。”这回吴成江回答得很肯定。
赵国文心中立刻有了主意。他立即通过交通员向天津的黄振先发出请求：请速支援“特种炸弹”。
第二天清晨，海港码头检票口处，一位身穿蓝色旗袍的妇女，扯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拎个花布包袱，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从容地通过搜查，登上开往塘沽的班轮。
她，叫包玉侠，就是大连行动队派往天津的交通员。别看她性格娴淑、温存，但跑起交通，却很泼辣、机警过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汉j、特务的跟踪，支走形迹可疑的问路人，还同丈夫邹立升在家研制放火药。这一回，她奉赵国文之命只身前往天津面见黄振先，执行秘运炸药的任务。
当天傍晚，包玉侠到了天津。为安全起见，下船后，她叫了一辆人力车，住进了靠英租界的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8点多钟，包玉侠带着孩子进入英租界。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来到二十一号路耀华里的一家店铺。
“请问李大姐在吗？”
听到有人问话，从货架后面走出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
“是显荣来了吗？”男人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
这是约定的暗号。包玉侠听他叫出显荣的名字，知道是自己人，忙急切地说：“我找李大姐有事。”
胖男人小声说道：“我就是李大姐。”
包玉侠恍然大悟。面前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代号“李大姐”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
当天下午，黄振先将一大盒特制的“肥皂”交给包玉侠。这可不是几块普通的肥皂，这是经过精心研制的延时“化学燃烧弹”，威力大，燃烧速度快。
第二天，包玉侠带着孩子登上了返回沈阳的列车。在车厢中，包玉侠回想着黄振先的话：“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如果有人检查，千万不要承认是自己的。”这样的叮嘱使包玉侠的心一直紧悬着，生怕出现意外。
车到大连，包玉侠从车窗往外望去，站台上满眼都是日本警察的身影。她不由四下张望，盘算着出站的良策。
突然，她眼睛一亮。隔她两排的座位上，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包玉侠赶紧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那妇女看她不像坏人，点点头。包玉侠双手接过孩子，小显荣一手扯着妈妈的衣襟，一手扯着那女人的手，两个女人亲亲热热地向检票口走去。
日本警察见两个大脚片子的中国女人，背包抱孩子的，跟走亲访友的那些女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连问都没问就放行了。
包玉侠将那一大盒肥皂终于安全交到赵国文的手上。
有了炸药，这个爆炸任务由吴成江一个人还无法完成，还得选派一名得力的助手。赵国文想起了大连行动队的队员陆炳义，他为人机警、老练，正好在山丸包工队当炊事员，每天给甘井子油厂送饭，何不让他……
4月9日，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甘井子炼油厂岗楼里的日本兵，抵不住春光的诱惑，站在大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中午时分，山丸包工队的炊事员陆炳义挑着饭筐，担着菜篮，给包工的工人们送饭。因他最近常来，执班的哨兵都认识他。哨兵揭开蒙在筐上的盖布，扒拉几下筐里的苞米面饼子，又翻翻菜篮，就摆摆手把他放进去了。
陆炳义刚走几步，忽然被一名日军曹长拦住去路。那日军曹长指着他腰间的小蓝布包问道：“什么的干活？”
“肥皂，给工人洗澡的干活。”陆炳义不慌不忙，解开小包，拿出一块肥皂递过去。
日军曹长见是肥皂，放了心，他用手一推：“快快地开路！”
陆炳义挑着担子走进工厂，来到一块空地上，吆喝着开饭。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吴成江拿起一块苞米饼，一边吃一边走到陆炳义的身边。
陆炳义将两块肥皂递给他，“你要的肥皂我给你带来了。它特别管用，去油泥去汗臭，还真不错。”
吴成江会意地接过肥皂。
收工前，吴成江拿着两块肥皂准备去洗澡塘子，正好工头过来，看了他一眼，说：“小子，够贪的，拿了两块肥皂。使不了给我一块。”
“这回有主了，下次吧。”吴成江急忙走开。
趁工人们进澡塘子的工夫，吴成江迅速溜到14号仓库和34仓库外的汽油桶间，偷偷放下了这两块至关重要的“肥皂”。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和工友们一起去洗澡。
第二天是油厂公休日，厂里除执班人员外再无别人。没有机器的轰鸣，厂区显得异常安静。晚10点45分，突然，从34号仓库到海边的露天堆积场里，冒出阵阵黑烟。还没等执班人员赶到现场，火焰就窜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红透了半边天。满洲石油株式会社防护团、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等附近所有的消防机关闻讯纷纷出动，一时间，大连市上空响起阵阵警笛声。
空地上的火还没救灭，14号仓库又着起火来。正赶上刮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14号仓库的汽油桶不断爆炸，溅起的火花又燃着15号仓库。顿时，大连湾上空黑烟滚滚，油桶被接二连三抛向空中，爆炸声如同打炮一样，响个不停。连消防队员、警察都吓得缩到一边。尽管关东州厅长官三浦、检查官石井、警察部长大和田、宪兵队长加藤都赶到现场亲自指挥，但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只好望火哀叹，在一旁干着急。
这场大火烧了16个小时，，烧毁了日寇战略汽油6万桶，使日寇损失700万元以上。当时的日伪报纸《日日新闻》专门作了报道：“10月午后10时45分，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桶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因救火无效……”
甘井子石油厂的大火极大地鼓舞了行动队员们的斗志。为趁热打铁，赵国文命陈更茂、王金泰对吾妻桥码头实施纵火。
4月24日清晨，陈更茂溜到吾妻桥码头，在货场的货堆中放置了一个放火药瓶，便立即走开。不幸的是，这一举动被大连水上警察署的密探发现，他们立即逮捕了陈更茂。
警察署系主任上岛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陈更茂，准备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寻找放火团成员。
上岛问道：“你在货堆里为什么要放发火药瓶？”
陈更茂巧妙地回答：“我在吾妻公共厕所里，一个素不相识的强壮男人递过我一个手绢包，然后他让我把这个东西放在码头的货物中间，并说如果着起火来，就在当天傍晚在对面等着，好给赏钱，说完这个人就走了。”
上岛对陈更茂的话半信半疑。他仔细研究这种放火药。手绢包里有氯酸钾和眼药瓶，瓶中装有硫酸，瓶口用两层橡皮膏包着。试验的结果十分清楚：把它放置后，硫酸腐蚀橡皮膏，然后硫酸和氯酸钾起化合作用起火。这一过程需要两个小时。
上岛主任暗自吃惊：这是一种先进的放火方法，只有国际破坏分子才能干出这样的事，看来这伙人大有来头。于是，他火速向大连警察署高等警察课课长内海报告案情。
内海课长听完汇报后，对上岛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利用姓陈的寻找那个指使人。”
上岛说道：“是的，水上署准备制造一个假失火场场，诱惑那个指使人，你看可以吗？”
内海说道：“不会那么简单，想怎么干就干吧！不过指使人要真是上了圈套，那倒是意外的收获呀！”说完两人相互作了个鬼脸。
上岛马上根据陈更茂的口供制定出假失火现场的计划，然后去旅顺要塞司令部交涉，领取制造假失火用的发烟筒，并命令水上署佐藤高等主任秘密实施这项计划。果然，在吾妻桥能看见码头仓附近、黑烟弥漫，好似起火一样。
这场戏演得逼真，连大连消防署派出的救火车都尖叫着开赴现场。
黄昏，水上署的特务带上陈更茂在吾妻桥附近的指定地点扮成工人、商人、街头小贩等，望眼欲穿地等候那个指使人到来，可是直到等到第二天早晨也未见人影，佐藤、上岛等人气得大骂陈更茂，陈更茂则报以轻蔑的微笑。
陈更茂，优秀的国际情报战士，大连行动队成员之一。1938年被捕后机智地掩护了战友，结果被大连地方法院判处10年徒刑，成为第一名被判刑的行动队员。他在旅顺监狱服刑期间，继续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八一五”之后，被苏联红军释放，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就在陈更茂被捕的当天，王金泰便知道了消息。由于，陈更茂拖延了时间，王金泰得以逃脱。然后，他通知赵国文。赵国文果断地命令行动队停止活动，让王金泰转移到青岛躲避。赵国文本人也于5月13日转移到哈尔滨。
为重建大连行动队，上海指挥部决定派在青岛活动的秋世显回到大连指挥行动。由于交通、办理旅行证明等方面的原因，到6月秋世显仍没有如期潜入大连。
这时，留在大连的行动队员红房子码头小车夫于守安，自制放火药，于6月末的一个夜晚潜入码头的四个仓库实施纵火，先后将124仓库储藏的布匹和毛织品，126仓库储藏的纸张、罐头，130仓库储藏的水银机器等大批物资全部付之一炬。几个仓库烧了三天三夜，大火映红了天空，震动了整个大连市。
参加救火的消防队员、警察一片混乱，有的被火包围，有的从火里往外逃。水龙头带烧在火里，铁道都被烧弯曲了。仓库房顶上的铁皮盖被火冲上天空，像纸一样飘荡，火势凶猛，无法扑救。
于守安事后，大大庆祝了一番，他躲在码头附近的小铺里，一边喝酒一边望着熊熊大火。他想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我一个人照样能干，而且干得不错，干得惊天动地。他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唱了起来：“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边响起马蹄声……”
酒馆里的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
8月，黄振先按照上级的命令，决定选派刚刚发展的行动队成员，北平一中学生傅志忱到北平建立组织，并任命他为负责人。临行前，黄振先向他交待，今后工作的重点要集中于陆军仓库、铁路、飞机场等军事设施。
傅志忱接受任务后，带着身强力壮的张回子一同来到北平。两人先在西直门外住下，因一时没有合适的行动人选，傅志忱决定带张回子亲自去炸京汉线铁路。
两人化装成铁路工人，在京汉线西直门地段转悠了一天，基本摸清了日军哨兵的巡逻路线，来往的车次。热血的傅志忱决定过几天就动手，争取为北平工作来个开门红。
9月初，傅志忱由于没有得到上级送来的放火药，加上立功心切，决定自制火药。
张回子劝他说：“小傅，这玩艺儿挺复杂的，你自己摆弄不好。万一炸不响，不就耽误大事了么？等老黄派人送来放火药再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