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杨奠坤一个任务，让他火速赶往武汉，找苏联大使馆武官沙赫夫，取回一批秘密文件。
当时武汉正处于激战中，执行这项任务无疑要冒很大风险。杨奠坤为能便于活动，带上老金同去，因为老金的日语很流利，可以扮作日本侨民通过敌人占领区。
一路上，二人所经之处，到处是日本军队，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烧杀抢掠，到处也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怒火。老金扮作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职员，一路上叽哩咕噜地，果然蒙过许多日本宪兵、特务。有时，日本军队还专门派几名士兵护送他们。8月上旬，日军由九江西犯，在瑞昌登陆，杨奠坤三人只好绕道北渡长江，溯江而上，乘船进入汉口。当找到汉口苏联大使馆临时住处时，却听那里的中国房东说，大使馆早已迁往重庆，杨奠坤不觉感到懊丧。
这时，那位房主拿出一封信说：“大使馆有位将军临行前把这封信交给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他可以将这封信给来人。”
杨奠坤如获至宝，急忙接过那封信拆开，信是用俄文写的，大意是：使馆已撤离，如有人找大使馆联络事宜，可到汉口玉带门车站附近的伊莲娜咖啡馆联系。
杨奠坤和老金急忙赶往“伊莲娜咖啡馆”，咖啡馆的主人伊莲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国妇女。她听二人说明来意后，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让到里面的小客厅。
两杯浓香的德国咖啡摆在二人面前，伊莲娜坐在他们的对面，打量许久，忽然开口问道：“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占的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吗？”
杨奠坤知道她在对暗号，立刻用流利的俄语回答道：“不，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占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的。”接着杨奠坤反问道：“我想请教，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学生吗？”
“恰恰相反，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老师。”伊莲娜说完站起身来，“我是10号情报员，欢迎你们来到汉口情报站。”
杨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莲娜的手。
伊莲娜从沙发座垫下面取出个大方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这是沙赫夫将军搜集日军的重要情报，它包含着将军同志的心血，希望你们能安全地将它交给上级。”
“放心吧，伊莲娜同志，我们会用生命来捍卫它的。”杨奠坤和老金接过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
杨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杨奠坤始终为那包文件发愁。这兵荒马乱的，万一让日本宪兵查出这批文件，可怎么办？最后还是老金想了个办法。他将战场上一具日军通讯兵遗体上的图囊打开，取出一个日军军用封套，上面印有日军军旗和“绝密”等字样，把那些文件统统装进了军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一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大口袋时，就急忙免检放行。就这样，二人顺利地返回上海，将文件交给了伊万诺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奠坤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进屋就倒在床上，闭上双眼，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刚从伊万诺夫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苏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卓越的反间谍专家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被秘密处决了。
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戈比旦计划”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顶四层大楼。那是苏联驻上海总领馆。
“瓦尔德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伊万诺夫非常伤感地说。
“你是要回国吗？”杨奠坤轻松地说，“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没回到祖国了。”
“可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伊万诺夫动情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战友。”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么。”杨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会再回来了。”伊万诺夫沉重地说。
“为什么？是因为别尔津同志的事吗？”杨奠坤惊讶地问。
伊万诺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有另一个原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闭了，后天我将和总领事鲍·米·西曼斯基回国。”
杨奠坤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问：“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
“你的新领导人会来找你的。”伊万诺夫掏出一张旧美元递给他，“记住，他叫乔琪。”
8月的一天，苏军总参情报部派来了新领导人乔琪，他是以美国一家公司经理的身份来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馆，他和杨奠坤见了面。
乔琪面色阴沉，从无笑容，说话生硬，跟伊万诺夫简直是鲜明的对比。
乔琪严肃地对杨奠坤说：“世界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停止一切暴力行动，致力于搞静态情报。你与以前的上级和同志们联系的联络点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规定在外面接头。如果连续三天接不上头，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仍接不上，就说明是对方出了问题，要立即切掉联系；如果失掉联系，到备用地点，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写1+15+8，即1月15日8时，即可联系。”
杨奠坤觉得，乔琪这个人有一套，是个富有智慧的间谍。但钦佩之余，又多少有一些敬而远之的感觉。
1939年，欧洲战局突变。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0日，德军占领波兰全境。一时欧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一部分兵力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宁沪线从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诱降阴谋也没有得逞，它的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难以机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受挫。
一天，乔琪在法国公园内向杨奠坤下达任务，让他独自一人作为信使去香港，取回东京苏军谍报员送来的“十万火急”的情报。
杨奠坤打点行装，乘海轮从黄浦港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香港。
在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一幢洋楼里，杨奠坤见到了从东京来的情报员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劳森。她是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交通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妻子。
安娜和杨奠坤互通暗号后，打开旅行箱，将一捆金属棒交给杨奠坤。
安娜郑重地说：“瓦尔德尔同志，这些金属棒都是空心的，里面总共装有30卷胶卷，上面记录着日本、德国的最新军事情报。你一定要将其保存好，送到乔琪同志的手中。”
杨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属棒，看不出什么破绽，他问：“安娜同志，如果敌人问我带它是干什么用的，我将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写满德文的证明书说，“你带上它，上面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印章，证明金属棒是一种工业用探测棒。你就是上海办事处的中国雇员。”
杨奠坤乘一艘日本“海云”号客轮返回上海。不知怎么搞的，这艘客轮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码头。凭直觉，杨奠坤预感到出事了。果然，从码头窜上一大批日伪警察、宪兵。
一名警察命令杨奠坤打开皮箱检查，当看到金属棒时，杨奠坤拿出证明文件向他解释。这时，一名宪兵曹长走过来，伪警察将文件递给他看，宪兵曹长看不懂，命令将杨奠坤先带到码头警察值班室再说。
杨奠坤拎着皮箱，跟着日伪宪警来到值班室。那个日本宪兵曹长很认真，拨通了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核实情况。一小时后，一个自称是领事馆秘书彼肖夫的德国人来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没问题。然后，彼肖夫便用德语和杨奠坤谈了起来。幸亏，莫斯科的情报学校校长缪勒尔是德国人，杨奠坤学会些简单的德语。便和他应付起来。彼肖夫很热情，亲自将他带出值班室，并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杨奠坤婉言谢绝了他，不过表示，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为防止意外，后来杨奠坤假意去拜访了几次彼肖夫，以示联络感情。
1940年2月末的一天，杨奠坤在外滩附近跟乔琪接头回来，见一群日本侨民围着报摊兴高采烈地议论什么。等那帮日本人走后，他也过去买了一份报纸，展开一看，差点晕过去，只见报纸上用大号字写道：“关东军讨伐队与满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杀满洲共产军匪首、宿敌杨靖宇……”下面记叙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附近战死的经过。最为残忍的是，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向日本天皇“遥拜”，后来又把这颗头颅“献送”新京——伪满洲国首都，报功请赏。杨奠坤再也忍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踉跄地回到住所。
杨奠坤坐到桌前，再次展开报纸，望着杨靖宇遗体的照片，泪如泉涌。他铺开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国际情报组“大连行动队”被日本警宪机关破获，负责人a鲍威尔潜逃，纪守先于8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大连警宪机关捕获。共产国际满洲情报组织开始暴露在日伪机关的面前。为此，乔琪命令杨奠坤暂时停止活动。
1941年春，经过一段考察，杨奠坤认为罗稷南的妻子倪琳思想进步，聪明能干，便将她发展为情报组织成员。
1941年6月22日4时30分，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就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苏联军民奋起抵抗，从此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都起来保卫苏联。
这时，乔琪又命令杨奠坤恢复行动，搜集日本是否会对苏联进攻的战略情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同时分兵多路对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进行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末，由于日本军队进入各国在上海的租界，杨奠坤小组的工作陷入被动局面。遵照乔琪的指示，杨奠坤将老金的那个小组交给了倪琳。从此以后，杨奠坤只同乔琪保持惟一的单线联系。
1942年9月14日，是杨奠坤与乔琪在法国公园接头的日子。可是一连三天，始终没见乔琪的人影，杨奠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6日这一天，他磨蹭很晚才回到住处。刚进房门，楼下房东喊他接电话。杨奠坤急忙下楼听电话，里面传出乔琪的声音，他用英语说：“你快走！”接着就听到电话被打掉的声音。杨奠坤立即返回房间，匆忙收拾好用作活动经费的美金就要转移。但没等他下楼，门外闯进来几个持枪的日本便衣，二话不说就将他押上了囚车。
宪兵将杨奠坤押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连夜开始审讯。杨奠坤只说自己做买卖拿佣金，有时也倒卖外币。审讯官追问他与乔琪的关系，他就说是在回力球场认识的，两人一起喝过酒，喝过咖啡。审讯的人见他不吐实情，就对他用刑，一次、二次、三次，他一口咬定和乔琪是普通朋友。杨奠坤明白，进了日本宪兵队，别想活着出去。多说早死，少说迟死，不说也死。
第二次审讯时，审讯官向杨奠坤抛了一点诱饵：“乔琪是苏联派来的破坏分子，反对皇军。你反不反对皇军？”
杨奠坤开始飞快地思考：总在乔琪身上兜圈子，对自己不利，不如用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把事情岔开。于是，他爽快地说了一句：“反对！”
审讯官一听大感意外，想不到这么快就打开了缺口。忙问：“你为什么反对皇军？”
杨奠坤说道：“日本人侵略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审讯官大概觉得有门，竟耐心地开导他：“皇军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我们都是亚洲人，要共存共荣，中日要亲善。”
杨奠坤立即接口反问：“既然是亚洲人，要亲善，为什么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
“皇军杀的都是坏人！”
“在南京杀害了十几二十万的中国平民，难道他们都是坏人？！”
“不许你诋毁皇军！交代实质问题！”
“把中国军队派到日本去杀光、烧光、抢光，你反对不反对中国人？”
“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
日本人看杨奠坤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大骂他顽固，继续对他用刑。几个大汉在地板上将他摔了好几个跟头，用大皮靴狠踢他的头部，又用火烧他的大腿、胳膊、手指，直到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又拖到院里用冷水泼醒。
第三次审讯，审讯官更进一步交底了，他说道：“乔琪承认与你秘密进行了反对皇军的事。你还把一个女人介绍给乔琪，又转而介绍到另一个外国人手里。”
杨奠坤一听立刻明白，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他们说的都是假话，要么就是你们造谣！我介绍女人给他是作朋友的。”
“那你不是承认了反对皇军吗？凭这一条你们就是同党。”审讯官指责道。
“我反对皇军侵略中国，没有对皇军采取破坏行动，充其量只是个思想上的问题，你们无权把我和破坏分子连在一起。”杨奠坤申辩道。
审讯员骂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
杨奠坤心想要杀就杀吧，反正自己也活够了。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去黄泉路上见自己的好兄长杨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湾日本军事法庭对杨奠坤等人进行公开宣判。杨奠坤因为刚患了一场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来，只好由两名宪兵架着他走进法庭。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杨奠坤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8年徒刑。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处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随后杨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监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关押近5年的杨奠坤终于获释出狱。随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被转送到青浦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根据地。不久，杨奠坤转入华东局，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2月，苏联，莫斯科。
阿尔巴特街兹纳缅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楼的宽大房间中，代理情报部长谢苗·彼得洛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黝黑的脸膛儿，胡髭修得很窄，一双棕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坚毅的目光。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视着他。
乌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说道：“瓦西里，你记录一下。”他思索片刻说道，“鉴于日本军阀在满洲地区不断地加紧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命令：满洲境内的各个情报小组应以空前的热情行动起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及交通，给日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各小组均独立作战，不发生任何联系。每个小组以作战成绩来进行奖励的评定。”
廖雯初见乌里茨基停顿下来，便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指示么？”
乌里茨基微笑道：“没有了，亲爱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发报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夹，转身离开了乌里茨基的办公室。
廖雯初，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劳动改造。在中共中央的过问和关怀下，1951年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员。1964年病逝。
第2节 “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