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到了张鼓峰两侧的和睦口、丁家十里村一带，见到处都是日军……
在以后的几天里，张逸仙穿着尤尔卡带来的日本军服多次在边境地带走动，侦察。并通过报话机发回大量情报。
7月20日，金英哲终于从朝鲜返回来，经过多日侦察，终于得到了第一手情报。据悉，驻朝鲜军第19师团，在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的指挥下派出步兵4个大队，山炮工兵2个大队，野战重炮高射炮联队的一部和工兵联队主力，向边境集结待命，加上关东军的4个大队，共计万余人，于7月19日分别在四源、阿吾地、庆兴集结完毕。
尤尔卡见了上述材料如获至宝，立刻用报话机把消息发送回去。
苏军边防部队的一名情报军官，一再通过报话机询问，日军何时发起进攻。
这下可难坏了他们。因为这是日军高度的军事秘密，连日军士兵都不知道。
几天后，和睦口这个位于张鼓峰高地脚下的边界村庄的居民全被赶出家园，日军一个大队开了进去。
7月26日，日本军队用运兵船在图们江口渡江。连续三天，约有4000人渡过江口……
7月29日，晨4时左右，从张鼓峰西侧高地方向传来了机枪，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大约有1个中队分两股向苏军据守的无名高地进攻。浓雾和小雨笼罩着山头，双方在交火后，展开了白刃战……
7月30日，日军朝鲜军第19师团，在炮兵的掩护下，向张鼓峰高地猛攻。
枪声，炮声异常激烈，整整响了一夜。张逸仙和尤尔卡再也呆不住了，他们换上日军的军服，向张鼓峰高地跑去。
8月1日，凌晨，张逸仙、尤尔卡爬上张鼓峰另一个高地的半山腰，向苏军据守的高地张望，只见大多数苏军边防战士阵亡……
尤尔卡难过地低下了头，喃喃说道：“为什么不准备？我们不是提供了情报吗？”
张逸仙则冷静地说：“也许是个策略，让侵略者的侵略成为事实。我相信不久，强大的苏联红军就会反击！”
“可是代价太大了，”尤尔卡激动地说，“你看，那山头上至少有六七十名战士，他们……”
“砰砰”几声枪响，对面山头的日军发现了他们，两人只好撤下山头。
8月2日，金英哲渡过图们江从朝鲜境内返回，又报告了重要情况。日军第19师团准备动用三个联队，在8月3日发动猛攻。三个联队分别是：第七十五联队（联队长佐藤大佐），第七十六联队（联队长大城户大佐），师团直属预备队，第七十四联队（联队长长勇大佐）。尤尔卡立即把上述情报发往刚刚增援到国境线一带的苏军第39步兵军军部。
8月3日，日军全线出击，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并用炮火进行拦截。6日，苏军用重炮轰击占领张鼓峰之敌，并出动了大批轰炸机进行轰炸。7日，苏军动用两个步兵师，配属500门火炮，300辆坦克，200架飞机，开始全线反攻。日军丢下3000多具尸体，被迫放弃已占领的阵地，退到图们江口对岸。
8月8日，苏军第39军军部通过报话机指示尤尔卡、张逸仙等人，迅速摸清日军是否有扩大战争势态的意图。
张逸仙认为这样的情报只能通过窃听军用电话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张逸仙三人带上武器和窃听装置，潜到了科奇火车站附近的日军第19师团指挥部一带。
很快，张逸仙等人便找到了军用电话线。尤尔卡立刻将窃听装置安装在电话线上。由于他不懂日语，整个窃听工作由张逸仙和金英哲来完成。
8月10日，张逸仙终于窃听到重要内容，他兴奋地对尤尔卡说：“小鬼子保密性也太差了，这么重要的消息，竟然用电话传达。快，记录下来，东京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关东军增援的第15师团，第120师团，骑兵独立旅团，重炮联队，工兵联队，6个高射炮中队一律停止行动，就地待命。第19师团固守原阵地，不要扩大战果。”
尤尔卡立刻用报话机将这至关重要的消息发回苏军第39军军部。
8月11日，苏军又投入一个师，增加了100门火炮，45辆坦克，50架飞机，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对据守几个山头的日军发起最后的攻击。日军第19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残部全部撤下张鼓峰，回到图们江西岸。
张逸仙等人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8月12日，张逸仙、金英哲送尤尔卡到边境，准备越境返回苏联。
临行前，尤尔卡握住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你是真正的情报战士，希望胜利的时候我们还能相见。”然后，他又和金英哲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次侦察行动，你的功劳最大，回去后我要申请给你发红旗奖章！”
尤尔卡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张逸仙和金英哲也一同撤离，准备到珲春休息几天，便各奔东西。
8月13日上午，当两人行至马川子附近时，遇到了一队日军宪兵，要过来检查。
张逸仙想自己身上带着武器、地图和经费，一搜身非露馅不可，便和金英哲掉头就跑。日军宪兵紧追不舍，并不住地放枪。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金英哲的后心。张逸仙背起战友，不顾一切地滚下山坡，藏在山沟里，躲过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然而，金英哲终因流血过多，长眠在深山之中……
张逸仙擦干眼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匆匆踏上了反法西斯战斗的征程。
9月，杨奠坤从上海发来电报让张逸仙，去辽宁寻找常杰男（安非德）。
在张逸仙印象里，安非德是个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从苏联培训回国后，被杨奠坤派到葫芦岛工作，一直没有音信。
张逸仙乘火车来到锦西，然后换乘汽车来到葫芦岛，拿着常杰男留下的地址来到一处中式小院。张逸仙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位老者。
张逸仙客气地问：“有一个叫常杰男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老者打量了一下张逸仙，问道：“你是他什么人？”说着将他领进院中。
“我是他朋友，顺路来看看他。”张逸仙答道。
“走了。那个姓常的小伙子怪的很，”老者打开一间房门，“他给了我半年的房钱，可没住三个月就走了。”
张逸仙跟老者进入这间满是灰尘的房屋。
“你瞧，”老者用手一指，“常先生的东西还在这里。”
张逸仙见床头放着一个满是灰尘的布包，他上前拍了拍灰尘，打开，里面有一双布鞋，一条毛巾，还有一本诗集。
张逸仙考虑既然是常杰男的东西，留在这里不便。于是，收拾起来夹在腋下，向老者告辞。
又转悠了几天，还是没有常杰男的消息，张逸仙只好返回天津。
一天晚上，张逸仙在灯下翻看常杰男那本诗集，无意中发现封面硬纸板的衬里有些异样，他用手一摸，似乎里面有一张纸。于是，他用小刀轻轻裁开衬里，发现竟是一张带字的便条。
瓦尔德尔、古斯达夫：我没有料到去莫斯科学习后，会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我厌倦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安非德。
张逸仙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常杰男早就脱离了组织。谢天谢地，这封信没有落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手里。
这一夜，张逸仙没有睡着。他在反复考虑：在光荣的革命队伍中，在纪律严明的国际情报组织中，为什么会出现常杰男这样的人？不过他还算好的，毕竟没有出卖组织。
张逸仙在第二天用电台通报了常杰男的情况，并告之暂时没有什么异常。
9月末，张逸仙刚回到家里，张琴玲便告诉他，开诊所的那个西医李子涛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去，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夫妻正在闲话，忽然门铃响了。张琴玲开门，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走了进来。
他开口自我介绍：“我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想了解有关李子涛的情况。”
张逸仙一边让座倒茶，一边和他周旋，“杜先生，我和李子涛只是相识，没有过深的来往。”
那位杜先生把眼一瞪：“你要放明白些。李子涛私通八路，倒卖西药，现已关押在宪兵队。据他老婆讲，有一个姓张的和他合伙倒卖过西药，而这个姓张的有可能是八路的采买。”
张逸仙不由吃了一惊，但仍平静地说：“我是姓张，但李子涛姓张的朋友总不会就我一个吧，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杜先生冷冷一笑：“我们调查过了，他和三位姓张的来往。一个是在北宸饭店旁开镶牙馆的牙医，另一位是他儿子的同学，才15岁；剩下的一位，就是你了。据我们了解，你是个神秘人物。”
张逸仙给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个教书先生，平时做些小买卖，有何神秘？”
杜先生将头探过来。“你虽是教书先生，却长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阔绰。据你的邻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谈，又能和美国兵对话，很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张逸仙微微一笑：“这有何神秘？我教书收入微薄，做些买卖补贴，手头自然也宽裕些。我在东北呆了十几年，自然会些俄语。我这楼下就是英文补习班，自然又学会了两句英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混蛋，你的狡辩！”杜先生用日语骂了一句。
张逸仙自然能听懂日语，但考虑到自己已会两门外语，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语，岂不招惹更大的麻烦，于是，他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愣愣地看着杜先生，“您说什么？”
杜先生见他不懂日语，微微一笑，“那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过几天再来拜访。”说罢起身。
张逸仙松了一口气，急忙送他下楼。
在楼下，杜先生来到田瘸子开的英文补习班， 抓起电话以流利的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张逸仙在一旁听到，他向上司报告：张逸仙没有什么可疑的，不过此人背景复杂，可以为我们所用……
杜先生走后，张逸仙预感情况不妙，便和张琴玲一商量，烧毁了一大批文件和资料，将电台拆开，砸毁零部件。然后，分别将其丢到法国公园的小河里。
不久，李子涛被释放回来，一切恢复正常。
10月，由于张逸仙毁掉了电台，无法与上海总部沟通，与上海总部的联络中断。由于此时关内的中日战争日趋激烈，与上海交通阻隔，加之宪兵队特务的马蚤扰，张逸仙和张琴玲决定撤离天津。年底，张逸仙、张琴玲返回东北，在呼兰县裴家铺的裴家大院住了下来。裴家在当地也算是富户，有一百多垧地。裴家哥兄弟四个，长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广在抗战中牺牲，次子裴志亭是张逸仙领导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
张逸仙为寻找职业掩护，同时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东边的四间屋里开设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个学生。他穿起长袍马褂，把头发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摆着四书五经、《金刚经》，供起了菩萨，烧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学究形象。
1939年春节过后，张逸仙给上海的杨奠坤连写了两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张逸仙与上级彻底失去了联系。
呼兰河畔
1940年春，张逸仙终于打听到第二情报组的一位联络员尚在呼兰县城。于是，他满怀喜悦前去找这个叫韦昌泰的人。不料，韦昌泰对革命已经失去信心，自己一个人逃回了关内，张逸仙和上级组织联系的希望又破灭了。
与组织失去联络，不能继续战斗，对张逸仙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决定冒一次险，到哈尔滨苏联使馆去设法接上关系。
春节过后，张逸仙来到哈尔滨，住在泰来街裴志堂的大女儿家，伺机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接触。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始终是日伪特务机关监视的重点对象。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与日本宪兵队专门派遣特宪人员组成“特别外事班”，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为目标进行谍报工作。他们在南岗花园街与木介街拐角的日本军官宿舍楼顶设立了秘密监视哨，不分昼夜地监视苏联总领事馆内的活动。
3月的一天，张逸仙身着貂皮领大衣，头戴旱獭帽，装作一副绅士派头，很自然地从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苏联总领馆门前走过。这一次纯属“火力侦察”。他发现了领事馆右前方楼上的观察点和大门口左右几个可疑的“小商贩”。看来，想和领事馆内的人直接取得联系实在是太困难了。
入夜，张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关系呢？记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苏联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给他们送过去苏联的证明材料，这表明领事馆内肯定有情报人员。他又想起，1936年伊万诺夫在动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对杨奠坤说，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有一个叫库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国际情报工作的。对，就找他！给库茨涅佐夫写封信。于是，张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写了几点内容：一是说明自己的代号和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关系；二是让其将自己的情况向莫斯科汇报并给予工作指示；三是约定星期天早晨八时在南岗铁路公园（今儿童公园）见面。
为了能巧妙地将信送进领事馆，又不引起特务的怀疑，张逸仙煞费苦心地想了一个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个晴天。木介街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门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领大衣的张逸仙和身穿蓝狐领大衣的裴家大女儿领着裴家小孙子装作散步的样子走到苏联总领事馆门前。这时，张逸仙让小孙子站住，自己蹲下来，装为小孩小解的样子，迅速把写好的信投入大铁栅门之内。随后，从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张逸仙准时去铁路公园，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见人影，他颇感失望。后来，张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结果依然石沉大海。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张逸仙感到苏联国内一定是全民动员，远东地区苏军也会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显身手之际，于是决定偷越国境，去找苏军情报部门。
7月，张逸仙腰藏“金票”、“满洲币”，背了一个小包袱，乘车来到佳木斯，然后换乘汽车向国境线饶河进发。准备从乌苏里江过境，直奔苏联国境小镇比金。
张逸仙因没有“国境通行证”，只好晓行夜出，在挠力河一带躲躲藏藏。
一天，张逸仙来到了距饶河只有40公里的布开山。又饥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远的山石缝里流淌着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来。突然，从草丛中钻出两个人，不由分说将他摁倒，然后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树林里，七八个穿便衣拿枪的人站在那里。张逸仙暗想：糟糕，看样子，这伙人不是“谋略队”就是日本人的“侦察班”，无伦如何也不能承认自己有越境的企图。
“说，干什么的！”扭住他胳膊的一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喝道。
张逸仙装作痛苦的样子说道：“我去饶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个良民！”
“良民，什么良民？”另一个像是头领模样的人掏出驳壳枪，“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诉你，不说实话就毙了你。”
这样一来，张逸仙倒不害怕了，这些人看来是抗联的人。于是，微笑着问：“同志，你们是抗联的人吧？哪部分的？”
这些人一下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那个拿驳壳枪的人又说：“你别管我们是哪部分的，我只想问你是干什么的？”
张逸仙刚想开口，又一想，这伙人不明真假，还是等等再说。于是，他慢吞吞地说：“我是宝清的教书先生，常给抗联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觉得张逸仙没说实话，便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几个人坐在地上埋锅造饭。
“我说你们小心点，做饭的炊烟别让鬼子发现。”随着话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腰里别着一支苏式左轮手枪，提着一只山鸡走了过来。
张逸仙见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来了，1933年12月，张逸仙曾受命掩护黄振先等人去苏联学习。那批人员中有个中共满洲省送过来的叫王福俊的共产党员，就是眼前这人。
“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