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搞的，陈冰岩对这些事感到恐怖，仿佛他们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陈冰岩的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情报工作特殊性的无知。这一点被细心的王耀南看了出来，他是位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一天王耀南和陈冰岩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这时，夕阳西下，大地一片金黄。
两人拣了一块干净的草地坐下。
王耀南开口说：“玛雅利，我看你的思想不对头，上爆破课程时不专心。”
陈冰岩见王耀南主动提及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开了腔：“我们干革命的，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去斗争。要么口诛笔伐，要么刀枪相见。怎么能干些暗杀、放火、爆炸的勾当呢？”
王耀南冷静地看了看他，问道：“请问，我们动用这些手段对付的是谁？”
“当然是日本人和那些汉j。”陈冰岩回答。
“对付这些人，我们还用讲究什么光明正大么？”王耀南反问。
“反正敌人用过的手段，我们来用，我感到不舒服。”陈冰岩说完注视着远方。
“玛雅利！”王耀南有些激动，“当我们坐这里享受落日的余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同志关在监牢，有多少同志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要想反抗反动势力就必须付出多得多的代价。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同志倒下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任何事情，那就是复仇，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王耀南的话深深震撼着陈冰岩的心灵，他头一次感觉到“革命”是这样的惨烈。
陈冰岩望着激动得满脸涨红的王耀南，不由低下了头。
王耀南语重心长地说：“同志，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搞革命我们内行，搞军事我们是外行。抓紧时间学习军事技能，争取早日归国报效国家！”
“可我们是在为苏联服务。”陈冰岩突然说道。
“可我们共同的敌人，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
陈冰岩无言以对，面对浑身溢着革命热情，对敌人无比愤恨的王耀南，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在以后的实践课中，陈冰岩认真学习爆破技能，还不时地虚心向俄语好的同学请教。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很快地掌握了各种复杂的爆破技能，成为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陈冰岩越学越精，他考虑到今后工作的特殊性，尽量把配炸药的每种化学原料成份记在脑子里，不用笔记。而且还特别留意这些原料在城市中普通的西药店中是否可以买到。日积月累，加上勤奋苦学，陈冰岩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爆破“专家”。
看到陈冰岩的进步，王耀南喜上眉梢，他多次夸奖，陈冰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缪勒尔给学员们的一次讲话，使陈冰岩促动很大。
缪勒尔讲道：“反动派对待革命者是残酷的，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留情。既然反动派喜欢残酷的手段。那么，我们对他们就施行残酷的手段！”这时，陈冰岩想起了中国的古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934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7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红场照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军事情报学校选派了一部分学员到红场参加庆祝活动，杨奠坤、张逸仙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当斯大林出现在列宁墓上的观礼台时，他们也和欢乐的人群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后人对斯大林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当时，他在国际战士的心中是崇高伟大的。
斯大林的讲话铿锵有力，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她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但却依然傲然挺立。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骄傲吧，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欢呼吧……”
“呜啦——！”广场上的红军战士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在雄壮的军乐中，苏联红军战士排成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斯大林的检阅。
步兵、骑兵、战车、火炮，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夜晚，杨奠坤和张逸仙都难以入睡。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风采，亲眼目睹了苏联红军的雄姿。有这样强大的国家，有这样强大的军队，中国革命完全有了依靠。
第二年的新年刚过，学校组织参观。那时听说苏联每天能造五十架飞机，最大的有八个引掣，普通四个，载重八吨。大家先参观了飞机厂，由飞机厂技术人员讲解。他只是向这批特殊的参观者讲了飞机有哪些弱点，如何进行破坏，使有些兴致勃勃的学员感到大煞风景。
第二次参观新式武器展览。这次是游击教官和校长一起带大家去参观。参观前告诉中国同志说：“有人问，就说是蒙古人。”大家乘坐火车到莫斯科车站，再乘单轨电车到兵器展览馆大楼下车。大家整整看了一天，看到了各种高射炮、反坦克炮、远距离高射炮、岸防炮等，有各种类型的坦克、战斗机、军舰、潜艇的模型，还有各种测量距离的仪器。有一架横装的镜筒，可以透过障碍物看清背面的物体，令张逸仙十分惊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炮兵观测镜”。总之，这次参观，真是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各种新式武器。
12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漫天的风雪。第五期中国学员来到了学校。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这种军情情报学校并非只此一所，一公里外的树林里还有一所预备学校。预备学校并不学什么特殊的知识，只是让学员们学习俄语、学习也不紧张。其实校方的最重要目的是保密。因为各期的学员有时会碰到一起，难免会给保密工作带来不便。为避免各期学员见面，新来的学员往往要在预备学校呆上一阵子，等上一期学员离校后方能进驻军情学校。第二、四、五期学员都住过这里，只有负有重大使命的第三期学员直接进住了军事情报学校。
第五期学员共有7名：王方、张秀春、陈岩、王君、陶立明五位中国同志和两名蒙古同志。王方为班级学员组组长。
王方，原名姚荫芳。国际情报组织北满地区负责人，曾协助王东周同志开展情报工作。
王方受过中等教育，聪明能干，遇事冷静，体力好，精通中国武术，是个优秀的情报战士。
由于王方的特殊经历，缪勒尔对他格外重视，给他亲自取名马克西姆。
一日，缪勒尔将王方叫到办公室密谈。
“马克西姆，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将奔赴各地，组成众多的情报点。这样，我们就很需要一些优秀的情报人员进行协调，我看你很胜任这种工作。从今以后将给你加开一门特殊的课程，情报协调学。”
王方听后很激动，他连连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谢谢！”
缪勒尔将身子往后一仰说道：“情报组织是点、线的结合，最终形成一个面。我想请你谈谈我们情报点设置的最佳位置。”
王方的大脑开始飞快地转动，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可组成西线；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可组成东线；哈尔滨、新京、奉天、营口、大连可组成南线。另外，北平、天津、青岛等地位置重要，环境复杂，也可以设点。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张覆盖中国东北部的情报网。”
“真是太妙了，”缪勒尔高兴地站起来，“看来我没有选错人，你是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停了停缪勒尔又说，“如果我要去中国旅行，一定请你做导游！”说完，缪勒尔拍了拍王方。
王方当时只当是缪勒尔在开玩笑，不料后来，这位情报专家真的去了中国，王方不仅成了他的导游，还成了他的助手。
王方在接受训练时也有别于其他学员，他接受的训练更多是无线电通讯、绘图、情报传递。也就是说，案头工作多了一点。然而，王方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努力学习爆破、刺杀、射击技术，格斗训练也格外卖力气，有一次他竟接连摔倒了二名蒙古学员，令对手大吃一惊。每天清晨，他总是一个人围着操场跑步。同学们问他为何给自己加大运动量，他总是笑呵呵地告诉大家，是在练脚力。后来，王方的这种练习真的派上了用场。
一天，杜曼宁将王方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王方，情报局技术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国家的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敌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 杜曼宁向王方解释说。王方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杜曼宁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杜曼宁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最难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杜曼宁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王方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杜曼宁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杜曼宁风趣地补充道。
杜曼宁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从不透露一丝口风。此后多年，王方一直带着杜曼宁为他亲自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1934年2月，王方等人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准备启程返回国内。临行前，杜曼宁来到他们中间交待任务。
杜曼宁对王方说道：“之所以这样急就让你们回国，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工作需要你们。”
王方问道：“杜曼宁同志，我们将如何开展工作呢？是按以前的组织办法去做吗？”
“不，你们要有所变动，”杜曼宁说，“你们将会有新的领导人，他将带领着你们开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你们回去以后，先在哈尔滨待命，不久就会有人去找你们接头。”杜曼宁说完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交给他。
“记住上面的号码，当另一个人拿一张号码相邻的美钞时，他就是你们的联络员。”杜曼宁晃了晃手中的美元，“要绝对相信此人！”
王方收好美元，向杜曼宁敬了一个军礼。
迎着刺骨的寒风，王方和两名同志踏上了返回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快车。
一星期以后，王方等人仍旧从扎赉诺尔越境，回到了北满。
尽管预备学校是很隐蔽的，但仍被经验丰富的张逸仙发觉了。一天，他悄悄对杨奠坤说：“你知道么，在咱们附近还有一所情报学校。”
杨奠坤吃惊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逸仙告诉他：“有一次上爆破课，我看见从东面树林的别墅出了一群穿便服的中国人。”
4月，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学校举行了一个毕业仪式，杀了一头猪聚餐。第三期学员用苏、中、蒙三国文字写了一条大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餐厅装饰起来，佳肴摆了一桌子。下午四点，几位情报部的同志来了，他们簇拥着身穿便服的别尔津，来到席间就坐。别尔津坐在主位上，首先讲话。
别尔津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结束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就要回到各自的祖国，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沿。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到那时，你们将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所学的所有内容都会派上用场。实践将会证明，你们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
别尔津的讲话赢得了学员热烈的掌声。
张逸仙代表学员讲话，他用纯熟的俄语庄严地说：“我们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培训，为的是更好地打击敌人。面对领导和关心我们的同志们，我代表全体学员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语言的表白！”
最后，别尔津同志和大家碰杯共进午宴。到了傍晚，大家酒醉饭饱，一齐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第二天，蒙古同志都回国了。第三期学员的六位中国同志，写了一份工作“誓愿书”，表明自己的决心。其中大意有三点：
1、我们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
2、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3、无论遭受任何危险，也不说出组织秘密。
誓愿书交给缪勒尔后便没了动静，主管学员派遣分配的杜曼宁将军也没有来找他们。
大家开始焦虑不安，只有杨奠坤一个人很沉住气，他知道他们将干什么。
三天后，杨奠坤被别尔津召见。
别尔津还是像以往那样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
“瞧，你多么年轻，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我老了，有些事可能无法完成，就靠你们了。”
杨奠坤能感觉到别尔津有些伤感，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别尔津同志，我就要回国了，请您指示。” 杨奠坤站在那里，平静地注视着他所尊敬、爱戴的首长和老师。
别尔津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五元的美钞，把其中一张递给杨奠坤，说：“这不是你的经费，这是联络暗号。你回国后，有人会跟你接头，你会拿到另一张做交换，要记住这两张钞票的号码。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要坚信他是我派去的可靠人。”
杨奠坤接过钞票并熟记了号码。然后他问道：“戈比旦行动何时实施？”
“到时你会知道的。”别尔津平静地说。
临出发前一天，缪勒尔和杜曼宁来看望三期的中国学员，大家在室内合影留念。
然后，杜曼宁把大家分别叫到楼上，很详细地作了一次登记。
六名中国学员分成两组，杨奠坤带一组先出发，张逸仙带一组六小时以后出发。
校内的工作人员，高喊着“努力”将他们送出了学校大门。缪勒尔和鲁迪分别送他们去车站。当送到张逸仙时，缪勒尔送给他八盒香烟。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八盒“黑索今”炸药。鲁迪拉着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我的好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将来你在下面‘澎’（爆破），我在上面‘澎’（投弹），一起消灭敌人。”
张逸仙和鲁迪紧紧拥抱。
在悲壮的告别声中，大家登上了东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
鲁迪·缪勒尔，飞行学校毕业后参加了西班牙战争。1938年，鲁迪化名王有生参加苏联援华志愿军，来中国对日作战，驾驶着“伊一96”歼击机浴血奋战，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1935年5月，第四期学员也毕业了。同样是杜曼宁找陈冰岩等人谈话，并告诉他，回国后，住在北平，找个学校?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