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为运动定下调子：“一分区干部，没有在42年、43年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打退堂鼓，离开革命队伍，跑到敌人那边去，留下来的，个个都是好样的。依我说，没有不合格的，就当是洗个温水澡，把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减少一些就行了。没必要上到阶级（那时还不懂得上纲上线这个说法）高度，乱扣帽子。”
当时，整风运动中，一个一向看不起“只会耍嘴皮子、摇笔杆子”的军事干部，对平时文人气十足的魏巍，挥臂大叫：“你个自由主义惯了，从来是眼高手低，成事不足，吊儿郎当。要不然那一次泄密事件，怎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件事所指的，就是“涞灵作战计划”的泄密事件。
1940年9月，“百团大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战役。根据涞源和灵丘一带侦察来的敌情，杨成武亲自拟定作战计划，以他亲自指挥一分区和晋察冀军区的几个团，总计一、二、三团，二十团、二十五团、骑兵团主力、一分区特务营、一、三游击支队，一分区工兵连为主的部队，攻打涞源县几个鬼子据点。这个作战计划，就叫作“涞灵战役作战计划”。
此战还未打响，一件在一分区突然发生的文字泄密的偶然事故，无意中关联到远在平西的杨浩将来的命运。由于知识分子干部的缺乏。使得一分区领导重新决策，杨浩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平西挺进报的工作，重新回到一分区。
1940年9月中旬，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打响的一周以前，一分区积极进行部队干部战士的动员、作战物资的准备的时候。杨成武苦思冥想几天之后。刚拟定出涞灵战役的作战计划，并报晋察冀军区领导审查批准。万事俱备，就等着打了。但每仗打之前部队干部战士的动员教育是一件大事。39年11月打雁宿崖、黄土岭的时候，战前三团做临战总动员，团政委袁升平挥舞着拳头讲了话。部队分散开，准备进入阵地的时候，郑旭煜又在阵地前对基层的干部战士作最后的鼓动。等进入阵地之后。各连指导员还要到各排、甚至各班，做最后一次的临战鼓动。没有这一而再、再而三的临战鼓动，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决心，从何而来？
这一次涞灵战役的临战鼓动也是这样。宣传科一位干事在准备发行政治部的刊物《工作通讯》的时候，随意了一点，没有请示。就将杨成武刚刚刚拟定好的“涞灵战役”的字样及主要作战方向和作战目的都写了出去。这位干事的意思，认为这段文字的出现会大大提升部队的士气（也看见有的史料说是在这天上午出版的一分区机关报《抗敌报》，在一篇社论中将我八路军第二阶段的全部作战意图透露出去。这是个误解，因为一分区没有一个什么叫《抗敌报》的报纸。《抗敌报》确实存在过，但它是《晋察冀日报》的前身。与一分区无关）。
当时，杨成武无意中看见老秘书陈子端在看一份政治部刚印出来的《工作通讯》，他拿过来一看，顿时怒目圆睁，大发脾气。他马上赶到政治部，要以严重“泄密罪”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幸好，政治部主任罗元发正好在场，还有当时的宣传科科长史进前，都立即站出来，主动向杨司令承担责任，说自己在审稿时粗心了，没有在意，造成了这次的文字泄密事件。杨成武这个人在本质上从不是那种害人整人的人，心胸比较开阔，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非常的好，很少发火，于是，此事当时就这样被放过去了。
《工作通讯》原本是一份一分区的内部情况通报的小简报，主要面向部队一分区所属各团。文印股（股长万一）刻板、油印，每次两百来份，一开版，发行范围十分有限。主办方署名是一分区政治部，发至一分区各机关及各所属部队连以上干部阅读，不是对外宣传刊物。但因政治部当时许多干部的文化很低，无有能善笔者，于是交给了宣传科的干事魏巍代管。
那时的魏巍年轻，一副诗人的脾气，说话办事都比较随意，给人以自由主义的印象，组织原则有时欠缺了一点。而且，诗人的脾气，忽冷忽热，一发作起来是没有高低的，写出的稿子，不喜欢别人审查或修改。于是无意中，将杨成武精心勾画的涞灵战役的作战部署展现了出来。而宣传科、政治部两层领导也马虎了，没有细琢磨，粗粗一看就下令刊印。这要份简报要是真的落到了有头脑的敌人的手里，如何了得？难怪杨成武要雷霆震怒了。
此次百团大战期间，面临大仗，仗还没打，就出了泄密纰漏，魏巍深感到责任重大，弄不好要掉了脑袋。于是向政治部领导提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再管下去了，请求辞去主办《工作通讯》的工作。恰好此事发生之后，杨成武、罗元发也都有了这个想法，认为宣传科那几个秀才都是写诗起家的文人，热情奔放有余，稳当持重不足。这份《工作通讯》原本就不是什么可以抒发感情的文学刊物，宣传科代管的方向不对。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将这份过去一直由宣传科代管的《工作通讯》重新收回到政治部，找一个能够做文字工作、也更稳重的人来专职编写并管理这份《工作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