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空着肚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天空上，偶尔一架日军的小侦察机在徘徊，根本不在意地面上的这一小支行军的部队。
也许以为敢于在大白天公开行军的只有他们日本人的军队。这支行军的队伍不知道的，在他们身后，跟他们一起突围出来、此时停下脚步休息的白求恩医校学员们正在遭受追上来的鬼子的屠杀。
几十年后回顾这段经历，刘伯承的名言“慈不掌兵”与杨成武当时的果断惊人的一致。所以，有时候一支部队的生死，往往决定于当时带兵领导的一念之差。
1942年的5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一分区的饥饿达到了顶点。因为肚中的油水少，一天到晚都觉得没吃饱，实际上也真的吃不饱。在周庄的司令部食堂开饭，几乎顿顿是黑豆玉米核糊糊，吃下去顶不了时候，一会儿就饿了。
因为部队实行“客饭”制度，吃得好了许多，所以新来的参谋长徐德ca喜欢经常下部队去。只要他去，李青川、杨浩就要陪着，一来是徐德ca也支不动司令部的其他科室，二来是哪有让首长自己单身下部队的？这一次下部队，杨浩因为刚跑了其它地方回来，没有休息又跟着走了。
因为长期吃的差、营养不良，加上这一天又空着肚子，杨浩一个眼花，脚底发虚，踉跄了一下，让紧跟在身后的徐德ca看到了。徐德ca当即说，先停一下，不往前走了。于是找了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子里一户看起来最富裕的人家，徐参谋长指挥战士敲开门，对这户人家说：搞点吃的，要好一点，我们这位同志饿的不行了。
在这里说一句：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体质下降，这已是寻常之事。一分区司政机关干部中因此而病倒的不在少数。以前每逢有干部病倒，送到卫生部休养所，只要有黄豆花生鸡蛋肉一吃，十天半个月时间，准能恢复。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病倒的干部战士越来越多，一分区卫生部应接不暇。以后杨成武与卫生部领导商量，就在一分区司政机关就地办休养所，给病倒的干部增加营养。
还有，擅自到老百姓家要吃的，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敢的。这明摆着是明目张胆的违反军纪，老百姓告上去，即使不被枪毙也是要记处分的。但领导干部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比如徐德ca，红军身份的领导干部，他就敢住进富裕的地主家几天，每天好吃好喝招待着，管你一分区干部有什么看法。以后徐德ca在一分区挨批，杨浩宁可被打成“徐德ca一党”，也拒绝揭发批判。我猜，曾“受人滴水之恩”，所以“必当图报”的老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同样在这个时间，不过年代变了。1944年的10月初，一分区教导大队护送着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四分区政委刘道生等一批干部赴平西新成立的冀察军区上任。他们从易县小兰村出发，经紫荆关脚下进云蒙山、过拒马河，到李各庄。
这一路沿途的鬼子据点大都是汉ji在把守，他们知道自己是秋后的蚂蚱，长久不了了。于是，对这支一千五六百人的行军队伍不闻不问，更不敢阻拦。他们大白天过了涞易公路，向平西挺进。一路上秋收的庄稼、树上成熟的果实，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经过门城司马辉的二区队——龙华支队时，这个区队的原区队长马辉奉调一分区副司令，政委黄连秋奉调冀察军区，任察南军分区副政委，所以尽力招待了这支路过的部队。吃的那叫好：小米焖饭管够、羊肉炖萝卜，这顿饭吃过之后的一两个月都念念不忘。
一年之后的1945年8月中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了过来，大家一片欢欣鼓舞。此时，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奉命跟随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以及冀察区党委负责人杨春圃、白文治等领导干部，到张家口、宣化一带建立北线指挥部，指挥在平北的冀察部队解放张家口和宣化。
郭天民亲自带领冀察军区主力两个团，一分区三团和平西七团，进入到房山、大兴一带，寻机解放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几十年后回想：当时的郭司令真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以为靠这两个团的土八路就能解放北平。
易耀彩带领下的教导大队从李各庄走向张家口，从南向北横穿过蔚县、宣化县，沿途这两个县的老百姓在地方抗日政权的组织下为部队送茶水、送西瓜、送吃的，有如大过年一般的热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