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泪水夺眶而出——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2)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公寓价值5万美元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两个纽约的面试。17日晚上她出发前，打电话给母亲，恳求她去机场接她。她想找人说说过去那可怕的24小时，又担心母亲的公寓也被人监视，觉得惟一能进行秘密谈话的安全地点就是玛西娅的汽车里。最后，玛西娅是坐的士来接她的，她们两人都不懂法律术语，莫妮卡只能泛泛谈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当琼丝案的证人。私底下，她非常担心特里普的改变，也越来越怀疑后者的言行举止。 第一场面试在drews&forbes，第二场是和一家叫burn-rsteller的公共关系公司。她在后一场面试中表现出色，他们叫她几天后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然而，这么积极的开局也没有让她快乐起来，她坐的士去机场回华盛顿，途中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白宫梦彻底破灭了。她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回归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断——她被列在黑名单中。不过，不管埋藏得多深，她总是保存着一线希望。现在，在另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办公室，考虑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那线希望最终彻底消失了。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没有哪里的办公室氛围能和白宫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涩的失落，真是痛苦万分。” 如果说总统凌晨那个电话是莫妮卡的噩梦，那么真正的梦魇要到两天后才真正开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点30，她一直担心害怕的那个电话终于来了。“莫妮卡·莱温斯基？”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一张琼丝和克林顿案的传票。”她装作一副惊恐的样子，不过无阻于真相的来临。 她到五角大楼地下出口的检查站那里接过传票，把它卷进包里，糊里糊涂地走了回来。她回想说：“我紧张，呼吸急促，情绪反常，眼泪也流了出来，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除了找贝蒂，她没有别的联系总统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绝的贝蒂。绝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打给乔丹。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最后恼怒的乔丹告诉她，自己一句也没听懂她的话，叫她下午5点去他办公室。莫妮卡冷静下来，洗了洗脸，回到办公室，对上司肯·培根说自己因为有急事要早走一会儿。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告诉自己妻子达茜晚点时候给莫妮卡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当她来到乔丹办公室，发现他是如此粗暴无礼和漠不关心。他说传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相当标准的法律程序而已。当然，他们还是达成一致，要为莫妮卡找个律师，乔丹打电话给华盛顿的一个顶级律师弗兰克·卡特，帮她约了个时间。莫妮卡告诉乔丹，真正让她紧张的是传票里提到了总统曾经送给她一个帽子的别针作为礼物，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事。 这时，莫妮卡根本不清楚乔丹是否了解她和总统的真实关系。每次她和特里普讲到这律师，特里普总是兴奋地说他知道真相，不过聊天时他又让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这次见面，乔丹直截了当地问她：“有两个重要问题，你是否和总统做过爱？或者他有没有要求和你zuo爱？”她给了一个“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乔丹真的知道内幕，那么就是在试探她是否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证人。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3)
乔丹那晚正好要见总统，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顿问起，就把传票的事情告诉总统，她还要乔丹“代我给总统一个拥抱。”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抱男人的”，然后拍拍她的后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被传讯也有好处，可以缓一缓和特里普的关系。这晚，莫妮卡给特里普打电话，让她安心，因为她不是惟一需要坐在证人席上的人。因为担心电话被监听，莫妮卡隐晦地说“花儿”已经收到了，意指她拿到了传票。等到特里普终于了解她的意思，两人早已云里雾里地说了一通，谁都不清楚对方在讲什么。 莫妮卡真正希望亲眼见到她的朋友，第二天晚上特里普家的圣诞派对正是个好机会。莫妮卡到她家开始帮忙准备，觉得很奇怪，虽然只有几个客人，冰箱里满满地放着各式饮料和 食物。对一个老是抱怨几乎上班都没钱买公交车票的女人来说，这好像有点问题。其实，特里普根本不像她上个月说的那样要靠卖衣度日，而是挥霍和炫耀着自己最近买的新玩意儿。莫妮卡也觉得古怪，她怎么会突然有钱了。“我想，呀，她哪里来500元出来办派对？” 然而，只有等到临走前，她才有机会和特里普说上话，她们来到屋外，坐在莫妮卡的车里，特里普念着传票，其中要求莫妮卡列出所有总统送给她的礼物，还特别提到了“帽针”。特里普也装出一副迷惑不解、不知道琼丝律师团怎么会盯上莫妮卡的样子。莫妮卡努力说服她，在发誓陈词时说莫妮卡和总统一清二白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特里普似乎能接受这点。莫妮卡临走前，特里普坚持要她和律师卡特在12月22日中午11点见面后，给她打电话，这样两人就能商量对策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在周末好好上了一堂感情课，周六出去借酒浇愁大醉一场，第二天好不容易从宿醉中恢复过来，就整日盘算着给总统和去卡特办公室各带什么礼物。 和卡特碰面前，她先见了乔丹，承认了自己和总统曾发生过电话xg爱。乔丹问她什么是电话xg爱，她只能解释了一通，然后乔丹就开车送她去卡特的办公室。和乔丹一样，卡特显然对事情也没怎么特别在意，觉得琼丝的律师们是在“非法审查”。她告诉他，自己和总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只是见过几次面，还在周末送过文件，莫妮卡还强调，关于琼丝案，她是站在总统这边的。 这天过后，她回去工作时，最终发现她不能再依赖这个无法共患难的朋友了。她们在五角大楼一条小路再次交谈，很明显她遇到了大麻烦，特里普的承诺毫无效用，她说：“莫妮卡，别让我撒谎。如果我被问到你的事情，我会抖搂出来。” 莫妮卡就像过去那般又惊又怕，还有一股子愤怒：葆拉·琼斯倒是自由自在，为了金钱控告总统，结果她的隐私权遭到了侵犯。她说：“我和总统的事和别人无关，我从来没有受到马蚤扰。我丢掉工作，因为我是他的女友。问题的根本是我和总统的关系妨碍，而不是有益于我的工作前途。事实上，我的经历正好可以驳斥葆拉·琼斯所谓性马蚤扰的说法。” 这些辩论根本对特里普毫无作用，在这场不断聚集的风暴中，她的话和录音保证了她的安全。圣诞节前一次谈话中，她告诉莫妮卡：“我是一个坏朋友，这是我最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不愿意在发誓的情况下撒谎。你觉得那会让我有什么感受？如果我能撒个他妈的谎，让你不再哭泣，让你的生活不再那么痛苦……我觉得自己好像拿把小刀在刺你的背。我知道，如果我最后一意孤行，你将不再和我说话，我会失去一个好朋友。” 莫妮卡太害怕了，比之前生命中任何一次都要恐惧。她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 过去这几个月，她们关系逐渐恶化的时候，莫妮卡发觉自己或许可以利用一下特里普对自己母亲的莫名依赖心理。虽然两人从未碰过面，可是一遇到什么情况，特里普总是要问玛西娅的看法，而且总是顺着她的意思来。这个永远一文不名的五角大楼文秘，一直积极收集玛西娅那个富有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的财务情况，一度莫妮卡甚至以为特里普的报复只是因为自己总是闭口不谈这些问题。情急之下，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价值5万美元的公寓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一说起玛西娅·刘易斯这个名字，莫妮卡就往往成功地化解了争论或麻烦，其实她母亲很多时候根本对这些谈话一无所知。在她们的谈话中，玛西娅是一个看不见的裁判，一个用来取悦特里普的护身符。比如，莫妮卡会说她母亲告诉她，和特里普吵架是错误的，这样她们就很容易重归于好。当特里普谈到她想到加利福尼亚做脚部手术，也能避开出庭作证，莫妮卡后来就告诉她，玛西娅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甚至愿意帮她付点手术费。莫妮卡回想说：“我只想让她别泄露我的秘密。我可以把左臂切下来给她，换取她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被卷进麻烦，因为她录音的时候我不停地提到我妈。”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4)
1998年圣诞节总统的礼物：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包括一只曾被莱温斯基称为戴上就像肉鸡的太阳镜。后来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镜，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的几天，一幅总统戴着她的墨镜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总统的品位”。 对莫妮卡来说，和特里普交谈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一次如今已然声名狼藉的谈话中，她承认自己一直都靠撒谎度日，自从父母离婚后，更是将这门怀疑的艺术练到炉火纯青。“我是撒谎长大的。”这种对于童年的夸张描述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她想用这招来唤起特里普的同情心——为保护朋友而保持沉默。就和录音带里她的许多话一样，这话只有表面价值，远比说话的语境应该产生的效应更恶劣，更糟糕。 特里普当然心知肚明，她们的谈话会被录音，所以说的许多话都是为自己打算，还装得很崇高。当莫妮卡按照她的要求，告诉她第一次和弗兰克·卡特见面的情况后，特里普的回答正好体现她打算给其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看，莫妮卡，我们早知道你会在宣誓的情况下撒谎，也知道我想避开这个重大时刻。如果我要出庭作证，如果一定要真实地回答问题，那肯定和你说的相反，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特里普的那些磁带长度超过20小时，不过其中内容如果放在说话语境里就将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磁带只有部分，严重误导了1997年10月、11月、12月的事件的真相。当1998年1月，特里普接触到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这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许多方面，那些没有被录音的谈话即使不比那些录音带上的内容重要，也至少和那些一样重要。特里普显然没有录那些和莫妮卡讨论重要问题和会议的谈话，也没有那些非常不利于斯塔尔通过葆拉·琼斯案对莫妮卡和克林顿性丑闻进行的“白水调查”的材料，例如和维农·乔丹的谈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如果放回说话语境，那些录音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同样适用于12月23日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派对上和特里普的那张合影。这个生气的女孩前一个晚上一直呆在电话机边，试图说服特里普支持她，可是毫无成效。派对开始前，她觉得自己悲惨万分，甚至痛哭流涕。不过，一到派对她就换上了典型的莫妮卡风格，笑逐颜开地感谢同事的礼物和祝福。 派对上，特里普坚持要和莫妮卡来张合影，也就是丑闻曝光后几天内印在报纸上的那张。后来再想，非常有可能就是特里普想拍张照，可以向别人证明她俩是朋友。事实上，莫妮卡工作的最后一天，她一直努力避开对方，可以不用再继续讨论昨夜那次麻烦的谈话。自那以后，特里普再也没回过莫妮卡日益频繁和疯狂打来的电话。 在这个没有欢乐的圣诞节，惟一的亮点就是和华盛顿记者杰克·泰佩那次见面，后者后来形容她是一个年轻女孩，“寻找一份体面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以及快乐的生活。”她在水门公寓思索着自己的问题，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节。此时此刻，她没有工作——几天前美联社拒绝了她，没有男朋友，陷入法律和个人的两难罪恶境地。她说：“我记得，当时感觉哀伤，紧张和孤独。”只有电视里重放她孩童时代喜欢的电影《威利·万卡和巧克力工厂》时，才感到几分欣慰。 占据她思想第一位的是总统，她不停地自我辩论着是否要把她透露他们秘密给特里普的事告诉他。最后她决定不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她马上就要见他了。莫妮卡还记得12月17日凌晨他打电话时说过她可以去白宫拿圣诞礼物，于是圣诞节后就打电话给库里，她们敲定周日，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8点30去白宫。虽然她已经决定不说出真相，可是去白宫前夜还是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度过一晚。 当她到达白宫的时候，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在那里，她、贝蒂、总统和总统的狗巴蒂一起玩了一阵子。巴蒂绕着地毯不停地跑，好像那是一个环形跑道。后来，当终于只剩下莫妮卡和总统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后书房。小狗巴蒂坚持要把脑袋放在莫妮卡的两腿中间，她还开玩笑说，“你干这个可比你老爸强多了。” 这时，克林顿拿出了一个大帆布袋，那是从“玛莎葡萄园”的“黑狗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