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一位连续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他的情妇卢茜·梅瑟拒之门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亲却为了女儿而担惊受怕，近两年来，她一直看着女儿在这种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儿的情绪时起时落，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女儿打开心结，彻底放弃总统。陷入困境中的玛西娅不得不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朋友戴尔·杨，请她给自己一点建议。戴尔·杨告诉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现在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总统的秘书贝蒂·库里，互相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对话。如果她能说服贝蒂同意，不再帮助莫妮卡与总统之间取得联系，也许可以最有效地割断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们都相信，现在希望对于莫妮卡来说无异于是毒药，因为正是希望点燃了她的梦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会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跌下来，到时候她会伤得更深。玛西娅反复考虑了这个办法，可是她最终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拨通贝蒂的电话。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为她担心。凯瑟琳回忆说，“和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的那段情史不同，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令她变得疯狂，所以她根本没法回到现实中去，没法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担心、很困惑，甚至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彻底离开华盛顿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劝她走——显而易见，这些话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阿希莉·雷纳斯是莫妮卡在华盛顿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写给男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她写道，“很高兴，这个月我跟莫妮卡之间都没怎么联系，因为她告诉我，现在她的心里很乱。她说这句话的神态真是让我害怕极了。”  
特里普的罪(9)
连一贯非常镇定自若的总统秘书，也对莫妮卡的言行举止感到很惊骇。原先贝蒂一直对莫妮卡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别人是在“恶意中伤”她，可是现在，因为莫妮卡无休止的眼泪、愤怒的话语和一刻不停的电话，她开始觉得莫妮卡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当她建议总统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万别让莫妮卡回到白宫时，她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愧疚，可是总统却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在贝蒂对大陪审团的证词中她就提到，总统此时不顾莫妮卡的疯狂，仍然坚持要她与玛莎·斯科特继续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实上，当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题为“新政”的信件后，他就打电话给莫妮卡，答应他会与白宫办公厅主任埃斯金·鲍尔斯谈一下，争取将她尽快弄回白宫。 现在，莫妮卡在听到了这么多的承诺后，重返白宫的决心再一次被重新点燃，其实，她之所以这么坚决，一方面确实有她对事业上的考虑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在赌一口气，她想证明给别人看：在被人不光彩地从白宫赶走后，她还可以回到这里，重新开始。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她对总统的痴情，她说，“我仍然怀着一线希望，认为我们的关系可以回复正常，重新来过。而且你们要记住一点，他对我一直显得非常深情，满怀爱意。与此同时我还有种被人逼上梁山的感觉：我需要白宫的工作，我觉得在经过了这么多折磨和劫难后，我没有理由还要放弃，我应该拥有这份工作。” 在经历了那么多次挫败后，确实，莫妮卡对总统与其他人的许诺已经不像以往那般轻信。虽然贝蒂告诉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已经全权负责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她并未接到过泼迪斯塔的一个电话。她有一种感觉，白宫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小集团，其中大部分应该都是与总统过从甚密的女人，她们这帮人都是在白宫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能量极大，正在尽全力阻止她回来。她不断地听说白宫招聘的消息，而且需要的都是较低级别的文员，她相信自己肯定能胜任这些职位，可是，每次等她与贝蒂联系，贝蒂都告诉她，这些职位都已经被人捷足先登。莫妮卡再次对总统的承诺和信用产生了怀疑，她说，“如果他不准备帮我回白宫，他就应该明确地告诉我，就说他没办法好了。可是他没有，他就这样让我抱着虚幻的希望，一直空等下去，月复一月。” 这一次，莫妮卡真的是误会了总统：克林顿确实向白宫办公厅的正副主任，也就是埃斯金·鲍尔斯和约翰·泼迪斯塔两人都交待了帮莫妮卡找工作的事情。可是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他一直是让贝蒂负责与办公厅的这两位负责人联系。结果，鲍尔斯和泼迪斯塔都以为，他们这是在帮助贝蒂的一个年轻朋友找工作，而没有想到这个女孩还会与总统有什么关系，因此都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来办。 在这种绝望的时刻，莫妮卡不得不再次寻求朋友琳达·特里普的帮助与建议。可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这位朋友态度竟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10月份开始，特里普对莫妮卡似乎就开始满怀敌意，而且一见到她就会与她吵架。她曾经鼓励莫妮卡一定要回到白宫，可现在却对她说，她再也不应该回白宫，她应该彻底离开华盛顿，总统肯定有办法在其他地方帮她找到工作。莫妮卡一度认为，特里普是一个她可以信任的朋友，她不明白这位好友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剧烈的转变，她为此很受打击。 10月6日早上，莫妮卡照常在五角大楼上班，那天特里普不需要上班，她从家里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向她报告了一个极度惊人的消息。特里普说，前一天晚上她跟她的朋友，国家安全顾问特别助理凯特·弗里德里奇说过话，弗里德里奇说，她曾经听说过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谣言，而且她还听别人说，这个女孩的名字已经被列上了永久黑名单，这意味着她根本不可能再回到白宫工作。莫妮卡现在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弗里德里奇能给她的最好的建议是，“离开这个城市”。 莫妮卡彻底崩溃了。坐在办公桌前，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只能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她觉得再这样下去会被同事和上司注意到，于是她强打精神请了个假，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回家中。她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特里普的电话摧毁了她，但也促使她痛下决心，她决定离开这里，去纽约开始新生活。 在这一天，她与特里普通过几次电话，两人共同揣摩着弗里德里奇那段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特里普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谎言家！事实上，她所说的那段弗里德里奇的话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10月5日晚上她倒确实是跟弗里德里奇说过话，但她们谈话的内容跟莫妮卡一点 关系都没有。后来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弗里德里奇发誓说，她从未在跟特里普说过任何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有关的话题。 特里普正在编织着一个诱捕莫妮卡的大网，而这个完美的谎言正是大网中的一条线。事实上，特里普处心积虑想要猎捕莫妮卡，而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她这个头脑简单的朋友，而是总统本人。她已经与《新闻周刊》的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以及出版经纪人戈德伯格母子，在乔纳·戈德伯格华盛顿的寓所里讨论过数次她的出书大计。现在，她对莫妮卡抛出了一个谎言，目的是要试探莫妮卡，希望这个故事将因此变得更有戏剧性、更有卖点。  
特里普的罪(10)
自从8月份特里普向莫妮卡透露，她准备写一本书，书中将谈到克林顿与女人的风流韵事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收紧了这张大网。9月份，她开始联系卢西安·戈德伯格，她对这个出版经纪人表明了自己的疑虑，她说，因为她已经在凯瑟琳·威利丑闻中发表了言论，现在，她很有可能会被卷入琼斯案，在案件中作证人。由于总统律师鲍伯·贝内特到处造谣，表示她这个人的信誉有问题，因此到时候可能没人会相信她的证词，而且肯定会影响她即将出版的那本书的销量。两个人还谈起了伊斯科夫与特里普之间的联系，特里普表示，这位记者对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事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过此时，这些人都还不知道那个“年轻的实习生”叫什么名字。 特里普对戈德伯格说，现在她觉得左右为难。如果她真的要在琼斯案中出庭作证，她担心律师会问她是否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女人与总统发生过性关系。她不希望自己作伪证，可又担心自己一旦说了实话——特里普强调，她确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女人——那么，她就肯定会丢掉她那份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而且贝内特这个小人一定又会四处诋毁她的名誉。 在戈德伯格对fbi讲述的证词中，她表示，在听说特里普说出了这些疑虑后，她建议对方录下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谈话内容，这样，她就可以拿到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特里普则否认了卢西安曾给自己这种建议）。特里普花了100美元买了一部录音机，开始了她秘密而且不合法的电话录音，因为在特里普所定居的马兰里州，私自录音是违法的。 1997年10月3日，特里普开始秘密录下她与莫妮卡之间在电话里的谈话。卢西安·戈德伯格和特里普都辩称，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她那本书提供素材，换句话说，她并不是想要当一个j细，而仅仅是为了出事后自保，证明她本人的清白与诚实。可是特里普没有解释一点，为什么她会制造种种陷阱和谎言，迫使莫妮卡在电话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假如特里普说的真是实话，她之所以要录下与莫妮卡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是为了在琼斯案作证人时，提供强有力的物证，那么，她就只能是在自己的证词受到克林顿律师质疑时，方可使用这些录音证据。简单地来说，这些录音材料只能在法庭上播放，而不能使用在其他任何场合。 特里普显然并没有对这些录音材料保密，事实上，就在她第一次录音后几个小时，她就将录音带播放给卢西安·戈德伯格听。比方说，10月5日星期日，在电话里，她与莫妮卡开玩笑，谈到了总统可能会吸毒，这些谈话内容显然与琼斯案并无任何关系，特里普将这段对话告诉戈德伯格时，戈德伯格表现得极其兴奋，认为又抓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可是事实上特里普并未表明，这些话是她与莫妮卡之间在开玩笑，她描述的口气，就好像是莫妮卡向她透露了一个关于总统的秘密那样，这显然是一种误导，让人不由自主地误以为总统确有吸毒一事。夸夸其谈，将想象与事实混为一谈，这已经成为了特里普的一种本能，她不仅仅在与戈德伯格和伊斯科夫的谈话中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而且，就连后来接受fbi和独立检察官问话时，也同样是如此。 特里普曾经向莫妮卡承诺，就算她真的要写一本“说出一切事实”的书，讲述总统与所有女人或大或小的恋情，她也不会在书中泄露一星半点关于莫妮卡的隐私，可是，这显然是个天大的谎言。9月份，在与特里普见面时，卢西安·戈德伯格基于一些个人原因，也录下了她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特里普兴奋地说，她要写下总统与“我的一个年轻朋友”之间发生的感情故事，记录下他们之间的“约会日期、约会次数和电话中曾经谈到的细节”，同时她向戈德伯格拍胸脯保证说，“这个故事肯定会非常非常引人注目，它绝对会让其他那些小事（比如凯瑟琳·威利丑闻）显得无足轻重、苍白无力。”听到了这番话，戈德伯格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她建议特里普可以与伊斯科夫好好策划一下这件事，先由伊斯科夫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一篇关于莫妮卡的报道，在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后，她们正好趁热打铁，隆重推出特里普的这本书。戈德伯格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录音，足以推翻特里普面对大陪审团时所说的证词，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特里普否认她意欲“在书中透露莫妮卡的故事”。 有一点值得注意，特里普没有录下她与弗里德里奇之间的谈话，同样，当她打电话给莫妮卡，对她假传弗里德里奇透露的信息时，她也没有将谈话的内容录下来。这显然是因为害怕一旦录音，会在日后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揭穿她的谎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里普与莱温斯基之间又进行了更多、更详细的谈话，对于这些谈话，她则悉数录下来，并按日期进行了仔细整理。 最初几天，特里普只录下了一些她与莫妮卡无关紧要的谈话，很快她就不满于此，希望刺激莫妮卡说出更加详细、更加有轰动效应的话。就在她10月6日，她开始录音三天后，在乔纳·戈德伯格位于华盛顿的住所里，她与伊斯科夫和戈德伯格母子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在来这里会谈时，她还带了两卷与莫妮卡谈话的录音带，准备播放给伊斯科夫听。这个日期值得好好推敲一下，因为就在同一天，她打电话告诉莫妮卡说，莫妮卡已经列入了白宫的永久黑名单。  
特里普的罪(11)
很明显，无论是特里普本人，还是伊斯科夫与戈德伯格母子，他们都极其重视此次会谈，卢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从纽约飞到华盛顿，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而伊斯科夫则承认说，在这次开会前，他就曾与特里普谈过关于莫妮卡的事情。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证明特里普非常清楚伊斯科夫在写作关于莫妮卡的新闻报道时，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她才会向莫妮卡透露那条她被列入黑名单的假新闻。 之前，特里普与卢西安·戈德伯格谈话时，戈德伯格曾经建议她将这个故事卖给那些小报，特里普没有同意，说这样做实在是“太掉价”了。她仍然想由《新闻周刊》刊登这个故事，认为这样才能保全她的名誉。可是伊斯科夫却再三跟她强调，单凭现在他们手头上的这些证据，稿件还无法刊登，因为《新闻周刊》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期刊绝不可能刊登一个单纯的xg爱故事，这则新闻一定要跟政治沾边，比方说，可以证明总统违反了宪法或者法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刊登。他还举出了琼斯案的例子，详细跟特里普解释说，琼斯的新闻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在这则新闻里，总统成了嫌疑犯。 怎样与政治沾边？这是一个问题。莫妮卡的工作成为问题的关键。假如莫妮卡得不到在白宫 的工作机会，这显然没办法毁坏总统的名声，甚至会被当作总统公正无私的例子。那么，如果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职务呢？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整件事情的性质，而且与琼斯案有了深层次的呼应：克林顿在对女人进行了性马蚤扰案后，习惯于将给她们安排一份好工作，当成对她们的酬谢。琼斯的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解释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琼斯就因为拒绝了总统的性马蚤扰，受到了总统的报复，没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则正好相反，就因为她与总统有了暧昧关系，因此，她受到了总统的照顾，在事业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这些只是推测，但确实可以很好地解释琳达·特里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举动，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宫，并且在这件事上给她出了不少点子。可是到了这段时间，她的态度却完全变了，她开始力促莫妮卡离开华盛顿，并且要求总统在其他城市帮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对莫妮卡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僵硬，时冷时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莫妮卡认为，这是因为特里普心中存有一丝不安和负罪感，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她心理发生剧变的折射。 在10月6日进行的这次秘密会谈中，特里普特意给伊斯科夫带来了两卷录音带，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听了录音带，他本人会涉嫌违法，因此并没有听。不过，特里普还是向他口述了录音带中的内容。当天他还要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