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马蚤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下）
听到这里，景秀问道：“毕兄，我有一个疑问。汉朝时虽然将匈奴打得举族西迁，但是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其他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其中鲜卑是驱赶匈奴西迁最大的功臣，然而百年之后，此獠却成为了五胡乱华的主力之一。此作何解？”
朱棣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说一千道一万，若国家军队太过无能，那么自然无法阻止北方蛮族侵略中原。因此，无论对北方游牧民族使用何种策略，保证自身军队的强大却是最根本的前提。”
“游牧民族之所以要侵扰中原，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这种利益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存的需求，第二类则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草原上经常会遭受黑灾、白灾。所谓黑灾，是指冬天不下雪或下雪太少，这时因为土壤裸露呈黑色，所以称之为黑灾。冬天下雪太少，来年草原上就会水草不茂，导致大批牲畜饿死。所谓的白灾是指雪灾，这时因为气候于过寒冷会冻死大量牲畜。两种情况均会导致牧民在来年缺乏必要的食物。为了生存，牧民们就会聚集起来南下掠夺。”
“朵颜三卫等部落既然已经归顺大明，从普通牧民所必需的茶、盐、布、罐等商品到贵族们所热衷的珠宝、丝绸等奢侈品，均可以通过互市获得。若是遭遇黑灾白灾，朝廷还可以对之进行赈灾。因此，如朵颜三卫之类已经归顺朝廷的游牧部落，也就没了侵扰中原的动机。”
“此外，游牧民族是否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之下，会决定中原受游牧民族侵扰的程度。若是游牧民族被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所统治，那么游牧民族南下时就有可能倾尽全力，这时中原政府想要抵挡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是游牧民族各自为政，那么他们哪怕是遭受了黑灾白灾，也有可能去抢夺其他部落的牲畜而不是入侵中原。退一步说，即便某些受灾部落选择抢掠中原，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战士倾巢而出——因为，他们还必须防备来自草原上其他部落抢劫他们的老巢。”
“如今大明推行有邑贵族制度，那些归顺大明的部落也就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名义上，附庸需要接受领主的领导，但附庸却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面，男爵以上的爵位必须得到大明帝国放的认证书方正式生效，再加上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大明能够对草原上大小部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
“以加强自身军力为基本前提，以互市满足游牧民族的物质需求为底线，以有邑贵族制度加强对游牧民族的管理力度为手段，三管齐下之后，应该可以保证鲜卑族的先例不会重演。”
钱成沉思半晌，然后躬身向朱棣行了一个大礼。
“受教了。”
朱棣长期受人三跪九叩。对于钱成地大礼自然是坦然受之。
周忱见景秀和钱成都得了莫大地好处。早已是心痒难耐。
“毕兄。你也看看我地策论。”
既然已经看过景秀和钱成地策论了。朱棣自然不好厚此薄彼。于是接过周忱地策论阅读。
周忱地策论题目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其论点主要有五条：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
朱棣点点头。这一点他早就考虑到了。说官话的地区人头税主税只收取一个铜钱，不正是为了引导全国人民都说同样的话吗？另外，朱棣还准备规定一条制度：进士授官之前，必须通过官话考试。官话考试总归比会试要容易得多吧？文人既然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寒窗苦读，有着这份毅力，显然不会畏惧这为官前的最后一道考试。
二、在姓氏方面，应大量赐予少数民族汉姓。
对此，朱棣还拿不定主意。从道理上讲，若是少数民族全都使用汉姓自然更有利于民族融合。但朱棣担心这会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一方面，未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热衷使用汉姓，若是强制赐姓，没准哪个少数民族会觉得受了污辱；另一方面，汉民族长期的观念都认为赐姓是给予少数民族的恩赐，因此一般只是给地位较高的少数民族领赐予汉姓。若是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赐汉姓，说不定会惹得士林大哗……这个，还是以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三、在服饰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穿着汉人的衣服。
朱棣又点了点头。理论上讲，统一服饰更有助于凝聚力——比如说军队，比如说后世的工厂和学校。虽然这一举措具体实施时或许会有些困难，但朝着这个方向引导总归是不会错的。
四、在婚姻制度方面，应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
明朝虽然不禁止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但必须事先呈报，不得私自嫁娶，“违，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这条规定真的很无聊，既然不禁止，那又何必还要事先呈报呢？麻烦！说起来，朱棣在这一方面早就做出了相应的准备。在《爵位继承法》中，朱棣规定继承人的母亲和配偶为汉人就可额外加分。如此一来，至少可以促使少数民族的领体内流淌的汉人血液会越来越浓。
至于说提倡少数民族的平民与汉族通婚……提倡任何事务，总得有利益驱动才行。朱棣想了想，竟然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由大乐。
五、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别说是进士了，即便是秀才也很难考中。因此，可适当放宽任用少数民族为官的标准。在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地，与其任命一名汉人进士去当县令，不如任命一名少数民族出身的举人甚至是秀才。
对于周忱的最后一条论点，朱棣最为赞赏，因为这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使改土归流更容易些，还能让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更具向心力。
见朱棣看完了这篇策论，周忱小心翼翼地问道：“毕兄，你对小弟的策论有无建议？”
见朱棣点头，周忱狡黠地一笑。“知道了，要下棋赢了你再说……来吧。”
……
朱棣不可置信地看着棋盘，久久不语。
那五盘令他老羞成怒的棋，在打过小宦官板子后，朱棣早已将之选择性地遗忘了。所以一开始看到周忱和钱成下棋时，朱棣产生了强烈的下棋，其心理状态和独孤求败相似。显而易见，如果独孤求败也和朱棣一样连输三次，心情照样不会好。最后一局尤其令人恼火，居然才走了十五步棋就输了！朱棣本来还打算悔棋的，这个可恶的家伙居然口出狂言说“别浪费时间了，让一个车你也照样输”！！！
半晌，朱棣叹了口气，说道：“周忱，你的策论写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我的建议是，你在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这一点上写得更详细点。”
“对于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皇上已经在《爵位继承法》有了相应的政策。凡是生母或配偶为汉人便可加分，这便可以引导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们倾向于与汉人通婚。”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中的普通民众，当今皇上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你可建议：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可免缴三年人头税主税。三年人头税主税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在少数民族独居地区，这条措施大约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想必少数民族百姓和汉人百姓为了节省那几十个铜板会优先考虑与对方通婚，进而可以加速民族融合速度。”
说完，朱棣怅然站起身，考虑是否应该回皇宫找朱瞻基去下棋以便恢复信心。
事实上，朱棣在民族政策上还有着更多的考虑。
在朱棣看来，没有民族政策才是最好的民族政策。将不同的民族区别对待，特别是与汉民族区别对待，不论是对之苛刻还是对之优待，总归会令少数民族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并非汉人。为此，朱棣考虑过将鞑官鞑兵的收入降低到与同样职位的汉人持平的水平上（注1），只是骤然减少收入会引鞑官鞑兵的不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这件事必须谨慎巧妙地处理。
此外，朱棣还犹豫着是否应该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即以宗教的手段来促进民族融合。广义的犹太民族是指信奉犹太教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族人，在朱棣看来，汉族其实也是信奉中华文明的多民族融合体。因此，朱棣相信通过宗教的手段能够更加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
朱棣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觉得宗教的力量是一柄双刃剑。
宗教利用得好自然好。比如说伊斯兰教扩张的过程中，征服向非穆斯林征收的赋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事实上，皈依伊斯兰教反而极不受征服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然而即便是这种不欢迎的态度，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却越来越多，若干年后，在“新月旗”（注2）飘扬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利用同样的手段，便可以迫使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与汉人无法融合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
朱棣不担心使用这种手段会背上“宗教迫害、宗教歧视”的恶名，因为伊斯兰教也是这么做的，在后世却获得了“温和”的评价。他所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所扶持的宗教最终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它会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龙虎山天师教固然历代都由朝廷册封，并且从来不曾闹出过什么大乱子，但朱棣准备扶持的宗教其影响力比天师教可要大得多，万一闹出点事来，那可就不是小乱子。
其实，朱棣也觉得这种担忧有些过头。因为，他准备扶持的是一种本质为祖宗崇拜的多神教宗教。这种性质的宗教，就算是放在西方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可受迫害妄想症是皇帝特有的职业病，干这份职业除非是傻子，否则不可能免疫。
一方面朱棣对是否利用宗教力量来加强民族凝聚力还没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此刻他的心情很郁闷，懒得多说话，所以草草讲了几句后便打算回宫。
然而当朱棣正准备告辞时，钱成说出一段话，打消了他回宫的念头。
注1：当时鞑官的收入丰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此外，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
注2：新月旗是伊斯兰政权的象征。
第七章 另类专利法（上）
原来，朱棣准备回宫时，钱成却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拜祭烈士陵园。想了想，虽说和朱瞻基下棋有把握凭真本事获得胜利，但朱瞻基毕竟才四岁，实在是胜之不武。所以，朱棣终究还是接受了钱成的建议。
景秀和周忱来南京已经有段日子了，因此不象钱成那样对南京街头的各种变化大惊小怪。
南京的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得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都来到了京城。
文武举子们来京城，自然是为了参加这一科的科举考试。
商人们来京城，主要是缘于当今皇上全面解除了海禁。当今皇上允许百姓们在登记注册后可自行制造船只并出海行商。然而永乐皇帝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准备派遣一支规模空前宏大的舰队下西洋，为此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造船工匠在南京、苏州和长乐三处造船。这便导致民间剩余的造船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商人们的需求。
仿佛知道商人所面临的窘境一般，当今皇上很快就为计划出海行商的商人推出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正在兴建的船只，待第一次下西洋结束回国后，船只的所有权正式转交给商人。第二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载货空间，然后随着朝廷的舰队一路做生意。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前往海外做生意利润极大，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途中的风险，而随着官方舰队一同出海，这种风险自然也就降到了最低。这两种方案一出台，大大小小的商人们便纷纷向京城涌来。
街头上，不时可以看见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赶来为新皇登基祝贺的各族代表们，还有一部分则是前来就读蕃学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子侄。
然而前面几类人加起来也不如最后一类人多。真正导致南京街头擦踵磨肩的原因在于：皇上宣布今年二月初五召开献宝大会。
献宝大会所针对的目标并非什么奇珍异宝，而是“能够促进国家富强，增加百姓收入或是改善百姓生活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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