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韩观为征南将军，本意并不是欣赏他的嗜杀，而是考虑到韩观的名声在广西苗、瑶、壮等土民当中有着“止幼儿啼哭”的效果，对稳定广西局面能够起很大作用。可惜韩观多半是会意错了，看到新皇登基后很快就启用他为征南将军，喜不自禁。为报圣恩，韩观便再次大开杀戒了。
根据历史记载，有明一朝中央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不错。
北方，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领军士，还是腹地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那些蒙古人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事实上，不少蒙古部落直到明朝大厦将倾才完全倒向满人。
四川的白杆兵为了保卫中央政权更是尽心尽力。按道理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和四川的“白秆兵”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后金军对辽东等地烧杀抢掠也没碍着远在四川忠州的土兵什么事。然而归化苗人女宣抚司秦良玉以“国家有难，理当挺身而出”为由，派遣兄长秦邦屏率3000“白杆兵”勇赴辽东战场。天启元年三月，秦邦屏和千余“白杆兵”在浑河边上战死，由此获得了“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的褒誉。得到兄长战死的消息后，秦良玉不仅没有胆怯退缩，反而毫不犹豫亲率第二批“白杆兵”3000人再次北上赴援。秦良玉受命镇守山海关时，在她守关期间，后金军未能逾山海关一步。
当然，明朝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倒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的程度。整个明朝期间，少数民族叛乱马蚤扰的事情不曾断绝。但考虑到封建社会中汉族农民起义造反也屡见不鲜，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因此，地方上少数民族偶尔的叛乱暴动也完全属于正常范畴。
明朝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严苛——相反，很多时候明朝中央对少数民族比汉人明显更优待一些。只不过，中央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地方官员来执行。拿西南一带来说，那里太过穷乡僻壤，没有一点儿油水还事多任繁，官员们都不愿意去那些地方上任。朱元璋当政的时候还好，除非有着强烈自杀倾向并且毫不在意家人凄子遭受残酷牵连，否则官员们绝不敢违背那个杀人狂的意志。但明朝中后期，皇帝要么更加尊重官员，要么不理政事将权力交给内阁和太监，结果有些官员为了不去边远地方当官竟然以辞官相威胁。这样一来，许多州县衙门里就没有主管而只有衙役了。吏员求名无望，只能一门心思盯在求利上，因此总是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苗瑶百姓。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选择反叛。
朱棣揉揉太阳|岤，想了想，缓缓说道：“太祖皇帝曾经告诫过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不过，祖制也规定应该对那些夷狄威德兼施。如果禁止以强大的武力来达到威摄和剿灭的目的，那么威德兼施也就谈不上了。更何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什么时候应该怀柔什么时候应该施威，在当地的韩观最为清楚。罢了，解缙。”
“臣在。”
“你来拟旨。”
“遵旨。”
“览奏喜甚，所谓汉书下酒，朕竟为浮一大白！卿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朕恩。卿此次处理理定诸县山贼一案，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机断，身入险地大获全胜，剪恶逆于须臾，朕心不胜喜悦，卿实乃朝廷一佳臣也。即着尔派人监押凶解京严惩。所有有功人员报部记名议叙。”
一会儿之后，解缙将写好的圣旨交给朱棣。朱棣草草扫了一眼，顺手拿过黄俨递过来的玉玺盖了印，然后又说：“你再拟一道密旨。”
“爱卿平定民乱无需王都忧心，然血腥太甚，伤的终究是我大明的国体，无益于蓄积国力。剿抚相辅更宜，可竞全功。”
官员们根据这段日子的接触，觉得朱棣是一个比较容易伺候的皇帝。可是今天听到大捷的消息，朱棣所下的明旨倒没什么问题，毕竟是“览奏喜甚”——但他面上却只是一副不喜不怒、不咸不淡的神情，这便令热衷揣摩皇帝心思的大臣们深为迷惑了。紧接着，皇上居然当着大家的面又拟了一道密旨——密旨的基本要素是不为他人所知，这样当着大家的面拟写的旨意怎么能称为密旨呢？从密旨的内容看，皇上又似乎对韩观的所做所为并不欣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着大臣们面面相觑的精彩表情，朱棣哭笑不得。如果什么时候中国的官员不以揣摩上司心思为第一要务，恐怕行政效率提高十倍都不止。
“你们大概是在奇怪，朕为什么要给韩观一道明旨一道密旨吧？”
这个问题大臣们并不好回答，所以底下只稀稀落落传来“臣愚昧，请皇上明训……”的回答。
“打了胜仗的将军自当抚慰，因此朕以明旨嘉奖，给予韩将军体面。朕又接着以密旨训诫，则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太祖皇帝曾说过‘华夷无间，一视同仁’，因此，那些夷狄也是朕的臣民……”
底下的官员们开始拍马屁。
“皇上仁德如天度量汪洋……”
朱棣不耐烦地摆摆手。
“夷狄虽大多未受教化，但也知道趋利避害的道理。我堂堂大明威震四方，那些土民部落少仅数百人，多也不过万余人，若无特殊缘故又怎么敢轻易冒犯天威？归根到底，还是地方官吏处事不当激起兵变。”
吏部尚书蹇义奏言道：“圣上，不如规定：地方上如果生民变，则对地方官吏严加处罚。这样一来，地方官吏或许便不敢对夷狄百姓太苛。”
朱棣想了想，问道：“诸臣工认为蹇尚书的建议如何？”
大臣们相互交换了眼神，然后纷纷说道“臣认为此建议可行……”、“臣附议……”、“若如此，当可保地方不生民变……”
朱棣眉头一皱，正准备反驳，却见翰林院修撰杨荣站了出来。
按道理说翰林院修撰只是从六品，本该连参加早朝的资格都没有。不过由于杨荣入值文渊阁，能够参预机务，虽位卑却权重，因此能够参加早朝。
“臣认为不可如此。如果为了制止地方官员苛待少数民族宣布‘一旦少数民族反叛便严惩地方官员’，那么当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百姓生纠纷，或是少数民族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时，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地方官员就会竭尽全力安抚少数民族。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就会慢慢滋生骄横之气。随着时间流逝，当地的民族矛盾就会愈演愈烈，最终会来个总爆，同样避免不了流血事件——而且后果或许会更为严重。”
朱棣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么说，你认为应该维持原状？”
杨荣瞟了朱棣一眼，正色道：“如果放任不理同样不妥，地方官吏清廉有能力便好，若地方官吏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夷狄百姓，终究会迫使百姓们揭杆而反。”
朱棣饶有兴趣地望着杨荣：“那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杨荣斟酌着说道：“小臣认为，整顿吏治是一篇大文章真文章，也是长文章，要一步一步去办，才不致干碍祥和之气。”
“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苗、瑶、壮、白、彝、纳西、哈尼、傈僳、傣、普米、佤等狄夷，很多都是参错而居。这里很多地方，名义上说是归朝廷管，其实山高皇帝远，各自占山为王，相互之间不时争地盘打冤家火并。或许，可以在以夷治夷上做些文章。譬如说，让夷狄之间相互管理，实施保甲制度。若是有小股夷狄反叛，可责令附近土司全力剿灭。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省军费，另一方面，当地土人比官兵更熟悉当地环境，剿匪时比官兵的战斗力也强些。”
朱棣不禁用欣喜的目光看了杨荣一眼。历史上的杨荣“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在朱棣的印象中，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处理蒙古问题上，想不到他对西南事务的想法上也有如此见地。
想到这里，朱棣微微笑道：“难得你如此年轻，有这种见识已经很不错了。”
朱棣之所以认为杨荣的想法不够完善，只不过是作为穿越，他能够知道将来会生什么事，因此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出预防措施罢了。
注1：见过南京皇宫的平面图，主殿实在是出乎意料的少，所以借用北京紫禁城内的宫殿布局。
注2：为情节需要，将时间稍稍改动。将来这类事就不作特别说明了。
第五章 西南政策（上）
明朝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其实很不错。
明朝在西南设立三司及巡抚等与内地相同的政权机构，同时根据当地民族情况，建立了“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即利用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沿袭充任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长官，以便于依据地方经济情况“额以赋役”，政治上听从封建中央的“驱调”。明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从形式上把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了中央王朝政权的组织系统，较前代土官制度更为完善。毕竟以这种形式操作，既没有触动少数民族贵族的根本利益，又能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力。
在贡赋上，土司按照本民族地方的具体情况向人民征收各种贡物赋税，然后以其中的一部分金银和谷物通过都司向封建王朝中央上缴。无论其赋税比例还是徭役程度，与汉族同胞相比均相对较轻。少数民族底层人民的生活之所以会非常困难，一是自然环境所致（注1），二是土司对本族部民的剥削过于残酷（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大多仍旧处于奴隶制或半奴隶制社会）。
如果不是“安南遣使朝贺并请封”的事件即将生，其实朱棣倒也没想过要改变西南的地方政策。
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篡位，乃立其弟陈瑞为国王，后陈瑞在入侵占城时败死，弟陈炜继立。此时，安南陈氏政权已逐渐落入黎季犛的控制之中。后来，黎季犛杀掉陈炜，改立陈日昆为王。公元1399年，黎季犛又把陈日昆杀掉，次年，灭陈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虞。之后，黎季犛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胡汉苍共理朝政。
胡一元自称是帝舜的后裔，遣使奉表到明朝，诡称陈氏宗族已绝，胡汉苍为陈明宗之外孙，因此暂时登基理政，当时明朝正值“靖难之役”，建文皇帝自顾不暇，自然对胡一元的请示置之不理。
明成祖登基后，派官员到安南通告。永乐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及属国使。其中，胡汉苍派遣的使在朝贺的同时，还请求朱棣进行册封。朱棣命礼部讨论此事，礼部认为事关重大，安南情况不明，不可听信一面之辞，请详加考察。
1403年4月15日，明成祖命行人（注2）杨渤等前往安南，调查胡汉苍奏章真伪与安南民意。杨渤等人受胡氏重贿，与安南国内之耆老名宿共同为胡汉苍请命。当时明成祖对胡汉苍的惟命是从也十分满意，遂于11月命礼部郎中夏止善等人赍诏前往，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诏书中并告诫胡汉苍：“作善降祥，厥显有道，事大恤下，往馨乃诚。”
然而1404年8月，一个名叫裴伯耆的安南陈氏旧臣突然来到南京，这个裴伯耆是一位申包胥式的人物，他心怀陈朝，不满胡氏政权的倒行逆施，于是来明朝乞兵复国。这位裴伯耆所描述的安南，完全不同于杨渤等人的说法，裴伯耆自称胡一元篡位时，他的父母家人同时遇害，他当时正在东海领兵作战，得知变故，逃入深山避祸，后乔装为商人，辗转才来到明朝。裴伯耆在殿上向明成祖哭诉：“臣不才，窃效申包胥之忠，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哀矜。”裴伯耆的话虽然颇为煽情，但明成祖并未被打动，因当时明朝的军事重点是北方，明成祖正准备北伐，无意在南方构衅，何况安南究竟是陈氏还是胡氏掌权，只要是臣服于明朝，并无多大区别。因此，明成祖仅命赐裴伯耆衣食，对出兵之事却只字不提。
令明成祖意想不到的是，刚过了十几天，老挝宣慰使刀线歹居然派人送来了前安南国王陈日亘之孙陈天平。陈天平当初在家国剧变时并未被杀，他曾一度招兵复仇，但很快为胡一元所败，从四散。陈天平逃匿谷中，转投老挝，然老挝无力相助他复国，遂送陈天平到明朝。陈天平来到明朝后，当廷向明成祖哭诉：“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滛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在确定了陈天平的身份后，明成祖决定帮其复国。次年初，明成祖先礼后兵，命监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枢赍诏问罪于胡汉苍，命他自陈其事。1405年6月，安南使臣随李琦等人返回，表示愿意返还以往侵占各处，“迎归天平、以君事之”。对于胡汉苍“甘心”将王位让人，朱棣自然十分感动，也对他作出了适当安排，特颁诏：“朕当建尔上公，封以上郡，传之子孙，永世无穷”。
然而1406年3月。明成祖命广西总兵、征南将军韩观派左副将军黄中、右副将军吕毅、大理寺卿薛品等人率官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过隘留、鸡陵。进至芹站时。却突然被安南军队包围。
一名安南将领隔涧遥呼道：“远夷不敢抗大国。犯王师。缘天平实疏远小人。非陈氏亲属。而敢肆其巧伪。以惑圣听。劳师旅。死有余责。今幸而杀之。以谢天子。吾王即当上表待罪。天兵远临。小国贫乏。不足以久淹从。”
接着。安南伏兵并不与明军交战。只是突入队中。将陈天平虏走。黄中等人出于意外。又迫于形势。无力抵抗。只好眼看着陈天平被杀。
陈天平被杀事件地十五天后。明成祖得知此事。这位马背上得天下地皇帝顿时大怒若狂。7月1日。明成祖在奉享太庙后。返回奉天殿。他思虑再三。终于定下了出兵安南地决心。
明军出师一年。先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槛送京师。至此。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改安南为交趾布政使司。
……
历史上，安南事件的前期还算顺利。尽管明成祖的自尊曾经受过一点小小的伤害，但“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也足以对他受损的自尊进行补偿了。
问题出在后面。
别看安南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但自五代吴权以后，安南已独立成国。其实这也不是很要紧，毕竟云南也曾脱离中原独立成国，后来还不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惜明成祖将安南改为交趾后，派遣到当地的官员多为昏庸贪婪之辈，结果导致安南各阶层人民均群起反抗，安南自此进入多事之秋。
朱棣不是极端民族主义，但是对于收复安南却有着理直气壮的感觉，毕竟安南自汉唐就是中国的属地。
不过，占领安南容易（毕竟明朝与安南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太大），但是将安南完全融合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若是政策不妥，惹得安南各地起义此起彼伏，那样明朝在安南仍旧站不住脚，终究会落得元朝占领了中原却最终被赶走一样的下场。
按原来的历史，正式出兵安南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即便稍稍改变一下历史，保住陈天平的性命，以便能够借用陈天平的名义收复安南，那至少也要等陈天平出现才行。也就是说，必须等到1404年下半年。之前出兵的话，那就师出无名了。
安南的事暂时可以缓一缓，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西南诸省的事情。历史上出兵安南，好象因为征收赋税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