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1209]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j，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zuo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平壤血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他知道，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1210]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1211]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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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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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以，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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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焦灼。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1215]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不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