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家能跳出来破坏民主进程的可能。
真实历史上，老袁称帝，实际上是错误的估计了各方势力的反对力量。
12月4日，东北宣布独立，李安生正式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而锡良则率部队入关，往热河等地进发，控制沿路要途重地。
锡良主动给李安生让位，并自任为内外蒙古总督，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使得整个中国政局为之一变。
这意味着程李系完成了最后的调整，加上锡良的力量，成为了中国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
而同时东北宣布立即组建新军第二十九镇与第三十镇，使得整个东北的兵力达到了十一个镇，远远的超过了北洋军，甚至超过了北方军事总和。
东北固然有这个财政实力，但是要真正实现精兵强政，光靠东北自身是行不通的，这里头有美国的参与，也使得支持袁世凯上台的英国等国家感到万分的担忧。
于是，列强各国纷纷出面，劝说袁世凯尽快与南方革命党人形成一致意见，尽快组建联合政府。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十一月十一日黄兴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
各方面为了尊重黄兴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
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一月二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至于程李系这个无法忽视的政治集团，革命党人的意见，是联合袁世凯，使得这个最有可能成为军阀团体的野心集团尽快解散。
之前由于北洋军与革命军的交战，双方都是当局者迷，等到列强开始出面干预，以及双方都开始正式要面对的情形，才开始务实起来。
在这个时候，程李系的根基浅薄，就开始的显露出来，各方政治势力与野心家纷纷登台亮相，力促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和解。
袁世凯的首席谋士杨度在东京时和孙中山先生很熟，又和黄兴、宋教仁过从甚密，孙黄的认识还是杨度的介绍，因此杨度对和谈是有影响力的。
当时有一种理论，是说：革命事业非袁世凯不易成功，袁世凯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世凯的问题，袁世凯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世凯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大概过去袁世凯尊崇立宪的形象深入人心，使得革命党人宁愿相信袁世凯，也不愿意相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程李系——李安生的改革政策多少影响到了许多阶层的利益。
东北宣布独立，东北军入关并且向蒙古进军的消息传至南方的时候，正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进行和谈的时候。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
而东北军入关的消息传来之后，各方震动，都认为和谈将会发生某种不可预料的变化。
十二月六日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
此时孙中山等人赶到了武昌，与黄兴等人进行磋商，希望能够找出对革命党人最有利的办法。
如今在程李系的带头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割据自立的苗头，这是革命党人最害怕出现的，也是北方政权最害怕看到的，双方都有共同的义务，那就是在民主的大旗之下，维护中国的统一。
这是一大隐患——军阀割据，而另一个隐患，则是对民主盲目的乐观。
孙中山见到无数的革命同志只注意选总统、组内阁、制约法，和他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三年军法之治，六年约法之治，然后进入宪法之治”，完全背道而驰。
加上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力亦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无把握，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革命武力北伐，将袁世凯的北洋军摧毁，是很不可能的，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使革命暂时告一段落。
而之后，东北军入关入蒙，强势已显，袁世凯君主立宪内阁已经是岌岌可危，革命党人迫切的需要联合袁世凯，尽快逼迫清廷下台，组建中央政府。
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孙中山并没有接触过李安生，他直觉的认为，程李系是最大的野心割据团体，统治的另一种形势的复辟，袁世凯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本来，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
当袁世凯对自己地位问题有了保障后，便就清皇帝和皇族优待条件寻求协议，有了这个优待条款，他便可以胁迫清室退位。
而李安生秘密潜伏到东北，来上了这么一出，他已经无法选择，只能逼迫清帝退位，然后拉拢革命党人，成立中央政府，造成即成事实，程李系想要野心割据，就要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本来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先生认为责任内阁不是中国鼎革时所宜实行的制度，但宋教仁坚持，孙中山先生终于勉强同意，张继主张推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宋教仁坚决不肯接受，并提议推黄兴。
本来各省代表原已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总统制，而现在却要改为内阁总理制，这中间有些难说。
而来自程李系的压力，倒是忽然让革命党人一致的意见统一起来，那就是实行内阁总理制，希望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而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一职。
当时各省代表多不赞成内阁制，可是给现实所迫，居然难得不再争吵，但是稀罕，也是李安生所没有想到的。
而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同盟会反而因为这个难得的大转折，开始了变相的改组。
同盟会在革命时期一直是个秘密组织，武昌临时政府成立，才决定改为公开组织，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孙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兆铭、居正、田桐为干事，实际责任由宋教仁负责。
从这点看来，宋教仁等人的政治能力，还是相当强悍的，与这些人物斗争，李安生唯一能够依靠的，便是强大的军事实力。
东北军入关，便是为了显示强大的军事实力。
虽然只是由吴禄贞与锡良率领三镇兵力入关，但是带来的无形压力却是巨大无比的。
而锡良急着赶往库伦，也是因为俄国肆无忌惮的开始在蒙古活动，想要图谋内外蒙古。
蒙古不能独立，这是在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前李安生最大的目标。
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吴禄贞带着新军第六镇与苏凯的第二十八镇迅速的控制了山海关，并且兵锋直指唐山等地，而锡良与张绍曾则与新军第二十镇入驻承德，进一步剑指张家口，准备在东北军进一步入关后，编制入蒙军团，随之准备对俄作战。
东北军的强大压力，终于使得清廷走向倒台，十二月十四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一笔是袁世凯的左右所增加。
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张謇第一时间将内幕用电报的形势派送给了李安生，所以，李安生是知道的最为详细的一人，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过程中起到了无比积极的作用。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他为第一任大总统。
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滑稽非常，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帝退位的待遇很是优厚，这让李安生很是不满，立即在奉天通电予以斥责。
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清帝退位，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王朝。
临时政府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到此时为止，唯一的争端，便是在于定都武昌还是定都北京的问题。
让孙中山失望的是，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定都北京，南京程德全的态度不明，武昌并不适合作为首都，这是革命党人天然的劣势。
这也使得孙中山尤为痛恨程李系，痛斥为革命果实的吞吃者，他也不想想，他孙大炮在革命起义中放了多少炮，轰死了多少北洋军？
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然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
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世凯当总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
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世凯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三十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需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 “军队”。他心目中既无中华民国，更谈不上国会和《约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武昌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
李安生联名程德全与锡良等人通电全国，希望中央政府能定都北京，同时希望尽快通过约法，实行内阁制。
李安生同时也发出许多密电，对内阁制极力推崇，甚至表示愿意推动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同时，由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
这自然让革命党人消除了疑虑，革命党人能够得到总理的位子，即便在组阁的时候，让给袁世凯一部分利益，也已经是赚到了。
定都北京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只是孙中山等一小撮人在那里闹腾罢了。
请大家注意，是“孙中山等一小撮人在那里闹腾罢了”，孙中山实际上代表的革命党人极少，孙大炮的威望还是远远不如黄兴，甚至是宋教仁。
在程李系的强大压力下，武昌方面委曲求全，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后，袁世凯遂于民国元年元旦以就职誓词电告于参议院。
情势演变至此，孙中山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
原来当武昌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
这个《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临时约法》则采责任内阁制。
《临时约法》共七章，即：一、总纲；二、人民；三、参议院；四、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五、国务员；六、法院；七、附则。
责任内阁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极主张的，但临时政府时期，其他革命主要干部均不赞成。到了袁世凯做总统，又怕总统权力太大，于是匆匆忙忙地订定《临时约法》，想借这部《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妄为。
结果袁世凯把这部《约法》视同废纸，而李安生，同样如此，他将来是要集权统治的，哪里允许这种变了味道的约法。
所谓的约法，都是为了一帮革命党人以及幼稚的野心家所服务的，李安生实力强大，自然不买账。
袁世凯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需要忙着组织内阁，属于同盟会的湖北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推孙中山先生组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附和。
这时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可是袁世凯自己早已胸有成竹，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唐在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因为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绍仪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更为主要的，是袁世凯不希望李安生入阁，要是给这位小兄弟上台组阁，哪里还有他袁大总统的远大抱负？
1912年1月7日袁世凯正式向已经到北京的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参议院予以同意。
1月15日唐绍仪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李平书（未到职，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未被参议院通过，
乃由唐绍仪暂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这份名单，好像是容纳了各方面，因为唐绍仪虽是袁的亲密朋友，可是他又和同盟会方面是好朋友，陆徵祥是无党无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系的人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而同盟会方面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三人。
袁世凯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其实则是掩耳盗铃的，因为唐绍仪是袁的老友，而陆徵祥则为袁系的附庸，而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和袁系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
因此在唐绍仪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六个重要部门都抓在袁世凯手中，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继续蝉联陆军总长，当然这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私人的工具。可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袁世凯是必需要掌握军队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