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获望远镜300多个，啊，300多个！这个数字使我们瞠目！我们知道这些望远镜被你们利用来达到一种怎样的目的，你们不觉得这样做非常可耻吗？我并不想用‘可耻’这个词来形容你们，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特别是女生宿舍，望远镜的数目并不少于男生宿舍。”
说到这里，男生宿舍一片欢呼之声。
“这些望远镜一经收缴，概不退还，望同学们好自为之吧！”
“傻逼！”齐思新对着大喇叭骂道，他就是那些望远镜的主人之一，在大家的撺掇之下，他决定要回望远镜。
“楼长好！”齐思新来到楼长的办公室。
“什么事儿？”楼长问道。
“我来取我的望远镜。”
“难道你没有听到广播吗，概不退还，退给你让你继续为非作歹？！”
“我不是思想下流不堪的人，我有自己的追求，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您拿走我的望远镜就好像折断瞎子的探路棍，使得我在茫茫黑暗中无所适从，您把望远镜还给我吧，满足我对太空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欲吧！”齐思新诚恳地说。
“别给我扯这些，你那个望远镜根本看不到星星，只能看到女生宿舍，你对天文也没什么兴趣，只是对女生感兴趣罢了，想从我这里拿走望远镜，痴心妄想！”楼长斩钉截铁地说。
多亏前苏联的解体，才使得我们国家的倒爷们用一瓶风油精或二锅头就可以在他们那里换得一件皮坎肩或一架性能良好的望远镜。如今北京街头到处是贩卖俄罗斯军用品的小商店，其价格的低廉是我们绝对可以承受的。
我们的望远镜被收缴后不久，宿舍楼又涌现出一架架望远镜。此情况的出现，导致北京的倒爷们这个月又多跑了一趟俄罗斯。
正如望远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样，许多事情的确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我们的宿舍楼前毫无章法地摆放着数百辆自行车，楼长在无数次的口头警告和小黑板通知后，混乱的情况依旧。
楼长在一次忍无可忍下语出惊人：“操***，我就不信治不了这帮丫挺的！”
于是，楼长采取了诸多措施，譬如，自己动手将乱摆乱放的自行车推到她的办公室，没一会儿，办公室就被一辆辆自行车填得水泄不通，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这些车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车还在肆无忌惮地停在楼前。楼长又实施了24小时监控，每有学生把自行车停在规定区域外，她便会冲上前去，一通铺天盖地的严词厉语。这种方法起初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楼长不能一天24小时总是守候在自行车旁，她还要去检查宿舍卫生，还要防止女生混入男生楼内，还要回家洗衣做饭伺候丈夫，所以楼长离开岗位不到五分钟，自行车又零乱地堆放在一起。
楼长万般无奈下，又说出这样的话：“都还***大学生呢！”
学校自行车摆放混乱的现象自建校以来，一直没有改观，这些楼长都是知道的，她年近五十，据说改革开放初期，她便作为楼长出现在此，风风雨雨经历了二十多年，可现在她却突然对这个问题斤斤计较起来。是什么原因导致楼长老题新作，以至到了发狂的地步呢？据我分析可能处于这样一种原因：一次我去校医院看病，见妇科门诊的墙壁上挂着一条标语——营造良好、舒适的环境可避免妇女更年期所产生的急躁、不安、失眠等现象。我一想，它用在楼长的身上正好合情合理。
第一次使用食堂饭票有一种优越的感觉，只有这所学校的师生才有获得并使用这种饭票的资格，就像中科院的老人们享有某种特殊福利一样。我们的饭票选材聚乙烯，就是俗称塑料的那玩意，上面印着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贰分、壹分等字样，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前几年，月坛公园的邮票市场上还有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贩卖成套的北x大饭票。买饭票的都是对北x大无限向往的中学生和从北x大毕业多年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后者以此来表示对母校的深深眷恋。据说此商业行为生意兴隆，财源滚进，导致了日后清华、北大、人大、二外、首经贸等高校的饭票热卖活动悄然兴起。
饭票与人民币等值，却取代了人民币在学校市场流通中的地位。无论是学生玩“扎金花”，还是去学校商店买手纸，饭票都起到了媒介作用，甚至以北x大为中心，方圆十几里的范围内饭票无处不在。吃羊肉串可以给羊肉串老板饭票，喝啤酒可以给小酒馆老板三张五毛的饭票，抽“都宝”可以给小商店老板一张伍元的饭票，然后他会找给你两张壹元和一张伍角的饭票，就连坐学校门口的52路公共汽车都可以用饭票买票，售票员说：“反正我早晚都得找给你们。”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用塑料饭票买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学校食堂在装修得焕然一新的同时，采用了“太阳结算卡”，它取代了学生兜里的一打饭票。饭卡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硬塑料卡，像是被乱枪射穿的，每张饭卡上面漏洞位置的不同决定了它的所有权。如果你想吃一碗羊杂碎，食堂师傅就会在打卡机上面按出4.00的字样，让你把卡插进去，当卡中显示金额少了四块钱的时候，这碗杂碎汤便归你所有，吃不吃没人管你。如果你想要半份炒饭、半份炒饼、一个鸡蛋、一块酱豆腐再加一碗片儿汤的话，那么食堂师傅就会在打卡机上乱按一通，使得你眼花缭乱，当你把饭卡插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东西居然花掉你七、八块钱。这有点儿像自由市场的小贩使用电子称，你也不知道他在上面按了什么，买仨土豆竟然花去两块多。学生不是经常逛菜市场的老头、老太太，手中没有弹簧秤为我们作主，只能含冤喝掉那碗片儿汤，否则更亏。
学校食堂属于公共场所，可还是有众多情侣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能够避风雨的幽会场所而跑到这里谈情说爱。他们会一边吃饭一边进行身体接触，有的男生右手正拿着勺喝粥，左手便伸入女生的衣服中摸索，工作效率极高。我曾亲眼目睹过某个女生和某个男生在食堂接吻，然后一个馄饨从男生嘴里滑入女生口中，女生“吧唧吧唧”地嚼起来，给我一种馄饨特好吃的感觉。
食堂的饭菜绝对不能用“可口”二字来形容，对于将食物送入肚子的过程，我们也不能称之为“吃”，而只能叫做“填”、“塞”或是“忍气吞声”。“吃”是需要色、香、味相结合的，“吃”可以带给我们愉悦的享受，而我们在食堂吃饭却品味不到其中的快乐，惟有痛苦。许多菜同它们的名称并不相符，譬如“京酱肉丝”，我们几乎吃不到肉丝，只能看见大堆大堆的北京黄酱堆积在盘中，偶尔零星点缀着一小把大葱；倒是“炝土豆丝”完全由土豆做成，但它也名不副实，土豆丝切得比我的小拇指还粗，不如改名为“烧土豆块”。
食堂的卖饭师傅为了说话方便，简化了很多用语。卤煮火烧有放一个火烧的，也有放两个火烧的，这被食堂师傅称作“一饼”和“二饼”。如果四个女生买四份一个火烧的卤煮，收钱师傅就会对切肺头、肥肠的师傅高呼：“一饼开杠！”要是两个男生买两份两个火烧的卤煮，收钱师傅便大喊：“二饼一对！”一次，不知是大几的一个男生，要了一份四个火烧的卤煮，收钱师傅高呼：“单调四饼！”此话一出，立即引来无数女生驻足观望，她们想知道这个男生怎么能够一顿饭吃下四个火烧的卤煮。自入学到毕业的四年间，我从没有听到过师傅大喊：九饼一份！
食堂的面食有包子饺子、馒头花卷、拉面等。卖拉面的师傅为了多卖几碗拉面，总是大喊：“拉面，拉面，现拉现煮！”本来奔拉面而来的学生听了此话后无不扭头就走，卖拉面的师傅冲他们喊道：“同学，别走呀，真是现拉现煮，不信你在旁边看着拉。”这几个学生被逗乐了，他们要看个究竟，决定买一碗不放香菜的尝尝。卖拉面的师傅便冲负责拉面的师傅喊道：“拉一碗没有香菜的！”声音之大，足以让在场吃饭的每个人听到后不禁皱一下眉头。
食堂唯一可以下咽的食物就是茶叶蛋，茶叶蛋仅在食堂上午十点钟开设的加餐中出售。开设这顿加餐的目的是为给那些因为上第一、二节课而没有吃早点的学生补充能量，以便他们可以精神饱满地去听讲第三、四节课，然而那些吃过加餐的学生却因为肚子饱和造成血液涌向胃部而大脑供血不足，昏昏欲睡在课堂之上，枉费了食堂师傅们的一片苦心。
这顿加餐对于像我这样十点钟起床的人来说就相当于是早餐，我会在洗漱过后出现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心里洋溢着幸福，再过一会儿我就可以吃上味美无比的茶鸡蛋，它诱惑得我馋涎欲滴。我对茶鸡蛋的深厚感情是通过杨阳建立起来的，那天我还在床上睡觉，杨阳从食堂买了三个茶鸡蛋回来，坐在我的床头一边包皮一边吃。当时宿舍弥漫在臭脚丫和被窝的混合气味中，茶鸡蛋的清香冲破重重包围，蜿蜿蜒蜒飘入我的鼻孔。瞬间，我睁开双眼，寻找这一气味的来源——杨阳指间正捏着一个白里透黑的椭圆型食物，它就是茶鸡蛋。杨阳看到我目瞪口呆的神情，立即知道我在心怀叵测，他咬了一大口后把剩下的半个椭圆塞入我的嘴中。尽管我没有刷牙，但咀嚼了几下后浓浓的爽口滋味还是荡漾于全身。从那以后，我会准时出现在卖茶叶蛋的窗口。卖茶叶蛋的大娘因为我的脸上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喜悦而给我挑选个头大又腌进滋味的茶叶蛋，我会以赞不绝口来回报大娘对我的厚爱。尤其是刚刚煮过的茶叶蛋，包那层还烫手的皮便可获得一种享受，更不要说把还烫嘴的鸡蛋吞进口中任其翻滚时的快乐。如果吃茶叶蛋的学生多了，那么食堂上空就会缭绕着茶叶蛋的喷香，卖茶叶蛋的大娘也会为此笑逐颜开。茶叶蛋当然不可随便吃到，是要为此付出金钱代价的。所以，曾几何时，我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挣来大钱全部买食堂的茶叶蛋吃。有一次，我一口气吃掉八个茶叶蛋，打嗝都带着一股鸡屎味儿，杨阳说我：“你丫是周扒皮吧，掉鸡窝里了！”
入学后的第一次班会内容就是选举班干部，没想到这种操蛋的事情在大学里依然存在。我对班干部一向是反感的，这个角色就像国民党设在共产党内部的眼线，使得革命行动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残酷镇压，正义凛然的革命人无不为此遭受迫害。
杨阳和我颇有相似之处，尤其在此方面，我俩的态度完全一样。杨阳上高中的时候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因为屡次被女班长告密，所以每次他的兴风作浪都被班主任尽收眼底，为此他先后得到过无数个口头警告和一个因屡教不改的警告处分。
杨阳对我说：“我不想去开班会。”
我说：“我也不去，让那帮傻逼争得头破血流吧！”
我和杨阳无所事事地呆在宿舍，躺在各自的床上，目光呆滞地仰望着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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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杨阳响起鼾声，我却辗转反侧，无心入眠。一想到那些当选班委的同学为了证明自己与老师是一丘之貉，他们会用心险恶地迅速帮助老师制订一套对付学生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便感觉前途荆棘丛生，一片无形的乌云遮住我们头顶的阳光。
我是一个比较自利的人，不会俯首甘为孺子牛地为人民服众，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不会被列入任何先进分子或受表杨的名单，而一些学生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是博得老师的厚爱，极不情愿但又佯装出一片热忱地为班级做工作，与其说他们是为同学服务，不如说是在提前为自己谋利益。我曾亲眼看到一个给老师跑前跑后的学生干部，在毕业前夕请求老师给他开出一张在校期间出色完成社会工作的证明，他说公司在招聘时会优先考虑这样的学生。由此看来，我纯净无邪的自利与他们唯利是图的热情相比，还是高尚的。
我翻了一个身，看到杨阳那把立在墙角的吉他，于是坐起身，拿过吉他发泄地胡乱弹了几下。
睡在上铺的杨阳俯身向下张望，说：“操，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丫的。”
“你丫别睡了，教我弹琴吧。”
“你真想学？”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教我。”
杨阳跳下床，说：“这东西不难，你要想弹得跟大师似的，一辈子也不可能；你要是想弹得跟我似的，有一个月就行。”他拿过吉他，一边弹一边冲我挤眉弄眼地唱了起来。
我决定在这种无聊的生活中学点儿东西聊以慰藉。“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去买吉他！”我拍着杨阳的吉他说。
“你丫轻点儿，差点儿被你砸漏了。”杨阳心疼地抚摸着自己的吉他。
我在杨阳的陪同下去琉璃厂买了一把民谣吉他和一本乐理知识，从此我便告别教室，整日呆在宿舍与琴共舞，杨阳也为自己找到一个不去上课的借口——教我弹吉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感觉生活中充满乐趣。
一天，张超凡下课回到宿舍，把老师的话传达给我和杨阳，如果我们再不能够在老师点名的时候出现在教室，就将被取消考试资格。
对于这个警告，我和杨阳都有些畏惧，取消考试资格便意味着成绩按零分处理，如果每学期不及格科目的学分加在一起，超过这学期所选科目总学分一半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试读”的处罚，累计两次“试读”将被开除学籍。
我又坐回到教室的椅子上，两眼呆呆地凝望着老师一翕一合的嘴唇，不知道他在语无伦次地说些什么；一些同学像甲壳虫一样频繁地抬头低头，手在本上快速地飞舞着，也许是在抄笔记或作业，更可能是在给前排某个背影看着不错的女生写情书。在这种环境里，我往往呆不到五分钟就会产生睡觉的欲望，好在我经常坐在身体肥硕的张超凡后面，只需头一低，便可趴在课桌上酣然入睡。
杨阳随身带着walkman，他在感觉无聊的时候就会带上耳机听歌，听着听着，便也睡着了。他有时候坐着睡觉，有时候趴在桌上睡觉，还有时候会躺在旁边同学的腿上睡。旁边同学前面的同学放了一个臭屁，以为只要装得坦然，就没有人会知道那个屁是从他的身体中释放出来的。可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杨阳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当场指出就是前面那个同学放的屁，他说：“我先是感觉一股气流迎面而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恶臭，而且我用鼻子寻找到臭气的发源地，就是你丫屁股那部位！”杨阳得意地抓住那个同学的衣领。
那个同学因为玩儿现了，只好解释说最近肚子不舒服。
杨阳说：“闻了你丫的屁我一个月都舒服不了！”
杨阳把这个同学害得挺惨，以后不管是谁放了屁，大家都会归咎在这个同学身上，无论他如何面红耳赤地争辩说：“是孙子放的！是孙子放的！”
白天更多的时间被消耗在课堂上，我不忍心看着青春就这样付流水，于是到图书馆借了一些书，有梁实秋、胡适、周作人的散文，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它们能够帮我顺利度过课堂上的50分钟。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残酷的考试制度，也时常会有认真听课和独立完成作业的愿望，但每当我面对站在讲台上不知所云的老师的时候，我那点残存的上进心便消失得遥无踪影。我竭力把老师讲的每句话听进去，可它们就像无法捕捉的气息或是一团烟雾，让我无能为力。我偶尔也会翻开书本自己写作业，然而抄作业的快感远胜于冥思苦想终不得解的苦闷，我渐渐丧失掉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甚至如果在我写作业的时候，没有一份已经写好的作业摆在我面前的话，我就会产生无助的感觉。
每晚熄灯后，我和杨阳便会拿着吉他去楼顶唱歌，我们从beyond唱到郑钧，从老狠唱到鲍博·迪伦。每首歌曲结束的时候，对面女生楼总会传来一阵掌声或是欢笑声。有时，某个女生会打开窗户点首歌让我们唱，我们就给她胡乱唱上一小段，引来她的掌声。有一次，某宿舍的一个女生过生日，她们在窗前摆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插满蜡烛，烛光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