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就到了192年的夏天，常抗争正领着孩子在金家大院的杏树下玩耍嬉戏，突然间，有一枚成熟的杏子就自己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常抗争的天灵盖上，杏子掉到地上摔成了两半儿，常抗争捡起那枚开裂的杏子，就突然愣在那里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在哪里呀，我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们都是谁的孩子呀，我怎么都不认识你们呀，你们怎么会都跟我叫妈妈呀，我还没结婚怎么就有了你们这些孩子呀……”
常抗争的癔病就这么突然好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些年里的经历。不过当他的母亲抗儿给她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之后，再看看自己身体的变化，她还是理智地承认了自己的经历。
但那种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在无知觉的情况下坎坷的经历，还是让她感慨万千，郁郁寡欢。摸着自己几个孩子的头，特别是那个叫辛抗议的漂亮女孩，不由得叫她天天以泪洗面——红颜薄命，人生简直不堪回首啊。
其实那时候她才二十六七岁，可是从她病好之后，突然就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老态龙钟了。见她整天愁肠百结的样子，毕得魁就来找常抗争的母亲抗儿，想让她劝劝自己的夫人或是想个什么办法，改善一下局面。
母亲抗儿就应邀去跟女儿常抗争谈心。结果，千言万语还是化成了一声叹息，结在常抗争心里的死结，谁也打不开。
后来有个洋大夫说，故地重游也许能让她敞开心扉，了却心事。毕得魁就去跟抗儿的表哥丈夫商量，又征得了抗儿和常抗争本人的同意，大家就陪同常抗争回到了京城，来到了北大校园，又去了天安门和东交民巷；所到之处，常抗争都痛哭失声一阵，母亲抗儿也就陪着她哭。
后来在学校的一个老师那里，还查到了常抗争的几个恋人，或者说是毕抗议的几个父亲们的悲惨下落：丑陋的男生，在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也就是著名的“二七惨案”中，倒在了吴佩孚的枪口之下，年仅23岁；英俊的学长，在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中，死在了英国巡捕的枪口之下，年仅2岁；青年教师，在192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中，死在了段祺瑞的枪口之下，年仅38岁……
这三个激进的革命者，都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前仆后继地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先驱者，他们都死了，常抗争的心也就从此死了。尽管从那次故地重游后，她不再哭泣，不再流泪了，可是她也不再说话，不再笑了。
这就让毕得魁更加上火闹心了，他就又去问洋大夫怎么办，洋大夫就说，故地重游不行，你就得远离故地，让她彻底忘记过去，也许管用。毕得魁就又去跟抗儿和她的表哥丈夫商量，抗儿就说：“只要能救我女儿，我们就听你的。”
毕得魁就说：“洋大夫说最好能远离故地，远离原先生活过的地方，到一个能让她忘记过去的地方去。我想带她和孩子们到东北去。”毕得魁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和想法。
原来，1927年，汪精卫宣布同共产党分裂，公开叛变革命，他们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恐怖口号，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毕得魁就觉得关里不太平，加上他或多或少跟共产党有些瓜葛，生怕被汪精卫他们来抄家灭门；正好洋大夫也说，自己的夫人要是远离故地兴许会拨云见日、开心散结，医好了心病呢；就决定到东北的牡丹江去投奔二叔，而且听说那里的皮草和东北特产生意也比较好做，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毕得魁还劝抗儿的表哥丈夫跟他一起到东北去做生意，表哥回来跟抗儿一商量，也觉得毕得魁说的有道理，就跟着他，来到了东北的牡丹江，投奔了毕得魁的二叔，落脚做起了人参鹿茸、熊掌虎皮等东北特产的生意。
然而到了远离故土的东北牡丹江，常抗争还是走不出她不堪回首的人生阴影，时常望着远山近水深切地忧郁，久而久之便抑郁成疾，卧床不起。到了1931年初，这位义和团好汉的女儿，这位三个革命者的情人，这位北大校园里最娇艳的校花，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这位我外婆的外婆，终于香削玉陨，抑郁而死，年仅32岁。毕得魁将她葬在长白山下，牡丹江畔，让她的芳魂永远地安息在了那片白山黑水之间……
怀念她，是每一个了解她身世的亲人永远的痛，她聪慧和美丽的音容笑貌，久久地萦绕在她的亲人和后人的心头，一个世纪过去了，都挥之不去。
常抗争就那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到另一个世界去会她的三个革命情人去了。留下了她的四个孩子——毕文富、毕文贵、毕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