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上当信下走今日之言，为不愆也。属者洹上与公所触苦恼，极可念，宁不愿一往省视，顾奉晤时，所欲贡者，亦不外此，而转不若笔述之，犹可曲达。且军时方扰，旅行不便，不能远赴嘉招，临颖惘然，蓄窾亦仍若未竟也。幸鉴谅之！伏祈为国，万万珍重。”
四月一日袁世凯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护**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更像是命令。谈判的前提是谈判双方的平等，从袁世凯的这些条件看哪有平等可言？
这六条都是袁世凯自拟的，黎元洪没有过问，段祺瑞则不肯表示意见。
四月中旬，护**回复黎、徐、段，同样是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相差两极，找不到共同点。
所谓漫天要价，说归说，做归做。袁世凯的日子不好过，护**方面也很难。
当时，滇、黔均属于贫困地区，护**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的补给，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不但袁世凯希望和谈，护**也有和谈的愿望。如果通过和谈能实现倒袁的目标，何乐而不为。
在全面性性议和条件差距太大，很难坐下来谈的情况下，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个方面。全国性的谈和由冯国璋居中斡旋，局部地方的和谈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
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倒是很快取得进展。
对于全国性的和谈，护**方面咬得很死，先决条件是袁世凯下台。这当然是袁世凯不能接受的，因此一直处于僵局。
但是，对于护**方面倒袁的主张，作为政府方面“居中斡旋”的冯国璋，内心是赞同的，甚至是说出他的心声。
四月中旬，冯国璋有两份重要电报给袁：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四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
“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
“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冯国璋的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已失之威信难返，……推让治权”，这应该是袁世凯得力干将中首先劝袁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