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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节

    第九十节

    吴有金没抓到公社被专政,使得刘占伍非常恼恨,如果顶罪的不是刘强,刘占伍会狠下毒手。

    他和专案组长认真商量后,都觉得皮肉之苦改变不了刘强的顽强性格,更改变不了他所坚持的“顽固立场”,刘占伍也报不了对吴有金的深仇大恨。刘占伍建议,先把刘强送进条件好的反醒室,让他过一过凉窝头就凉水再睡凉炕的“幸福”生活。

    反醒室的看守在大山窝水库出过民工,知道这个干活肯出力的大个子是一个没有歪门邪道的正派人。他还在专案组那里了解到,刘强是替别人顶罪,又见刘强没被小绳绑,也想到领导不会给刘强定重罪。看守在反醒室的灶坑里加把柴,又弄点咸菜给刘强。

    刘强满以为吃饱喝足后能睡个好觉,然后用充足的精力和体力抵抗皮鞭的抽打。可他闭着眼睛睡不着,满脑袋都是吴小兰的影子。他睁开眼,一片黑暗,吴小兰在黑暗中向他走来,要把他从反醒室中拉走,拉不动,吴小兰哭着哀求:“咱俩走吧!去大兴安岭,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刘强想说话,但是说不出,觉得一种力量压着他。

    吴小兰说:“我知道你舍不下你的儿子,舍不下杨秀华,带上他们一起走,咱们离开刘屯吧!我只呆在你身边,不会打乱你和杨秀华的生活。”吴小兰变得很可怜,哭出的泪有血的颜色,刘强想拥抱她,动不了身。

    吴小兰说:“你离不开家,离不开你的妻子,那好吧,我走,我一定要走了!要想见面,只有在梦里。”

    刘强终于憋出话,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小兰,你不能走,最起码现在不能走,你爹正在病中,需要看护。”

    “我爹不需要我,连你都不需要我,我是多余的人,让我走吧,不要拦我!”

    吴小兰向甸子上跑去,前面横着一条河,吴小兰走进河里,河水淹到了吴小兰的膝,淹到了吴小兰臀。刘强跳下水救他,追不上,眼睁睁地看着吴小兰被水冲走……

    这样的梦把他折腾了一夜。

    天刚亮,刘强用窝头补充能量,吃饱后等待受审。太阳升到一杆子高,照得雪地刺眼,“上挑眼”打开反醒室的门,没把刘强推进阴森的审讯室,而是把他带到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

    专案组长把刘强带到公社后,又插手另一个专案,把刘强交给有着丰富审讯经验的“上挑眼”,并把刘强的大致身世简诉一遍,让他酌情处理。

    “上挑眼”和“耷眼皮”搭档多年,主要靠整人在公社内混事,两人在工作中本着这样的原则:给当事人做材料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取其重,不可取其轻,宁可择其反,不可择其正,宁可受其骂,不可取其笑。两人怀揣“四个宁可”,几乎走遍了整个公社,半个县区,几下江南,又走塞北,在历次运动中拼杀,成绩辉煌,硕果累累。

    和“上挑眼”相比,“耷眼皮”显得沉稳,心计又多,发展前途要比“上挑眼”看好。可是,在一次外调中,“耷眼皮”没鬼过“上挑眼”,一跤摔倒,再也没起来。

    四清中,两人接案去河北外调,走之前,有人忠告“上挑眼”,说当事人有背景。“上挑眼”多个心眼儿,半路上回保定老家探亲。“耷眼皮”求功心切,更想独享成果,正好公社内要有一批人转干,他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耷眼皮”带回厚厚的外调资料,正准备提审当事人,接到上级通知,说公社精简机构,“耷眼皮”属于富余人员,让他回小队参加农业生产。“耷眼皮”在侍弄自留地的过程中,理清了被精简的原因,是他工作过于认真,惹怒了县里的一位局长,这位局长是当事人的亲戚。

    “耷眼皮”恨起“上挑眼”,说他不该把当事人的背景保密,这是不讲交情的卑鄙行为。

    “耷眼皮”工作无功,回老家挣工分儿混饭。“上挑眼”探亲无过,顺利地办了转干手续,老婆孩子都跟着住到镇里。“上挑眼”在吃上商品粮的同时,也对“四个宁可”产生怀疑,针对现实情况,觉得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挑眼”吸取“耷眼皮”的教训,对走过的路重新思考,竟然感到自己办了很多冤案,他在反省中自语:“把含冤而死的人当阶梯铺成的仕路,真正走通的能有几人?看着领导眼神行事,固然可佳,可有心计的领导往往让人琢磨不透。四清这件事,要不是有朋友相助,把当事人有背景的天机泄露出来,我一定和耷眼皮一个下场。”

    “上挑眼”的工作态度迅速转变,无论外调还是突审,都是应付差事。新的座右铭是:“讨好上级,尽量少得罪群众。”

    这句话看似简单,一般人做不到,“上挑眼”能做到,是因为他能正确认识自己。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能力上,他都没有高升的可能,稳稳地拿工资,吃供应粮,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他新的工作原则。

    “上挑眼”工作顺利,在公社内,还混个好人缘儿,和专案组长及刘占伍的关系都不错。专案组长把刘强交给他,也是刘占伍的主意。刘占伍恨刘强不该救吴有金,但他仍然尊重刘强,他不愿让刘强真顶罪,也不想对刘强动刑。由“上挑眼”做刘强的“专政”工作,让刘强在办公室里悔过自新。

    刘强准备承受鞭挞之苦,没想到受到这么高的礼遇,他拽个凳子坐下,瞅着“上挑眼”,等待审讯。

    上挑眼问:“你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在大山窝水库找过我,说我推麻凡下水,我没承认。”

    “你为啥不承认?”

    “不是我干得事,我不会承认。”

    上挑眼说:“行了,行了,那种事已经结案,判你无罪。多亏那个麻凡哪!你得感谢他。”

    刘强没说话。

    “上挑眼”问:“吴有金是你什么人?”

    “无亲无故。”

    “不对吧?”

    “咋不对?”

    “上挑眼”说:“一点儿亲戚没有,你不会替他顶罪。”

    刘强说:“真的没有。”

    “上挑眼”眨眨眼,一丝笑倏然而逝,板着脸说:“我倒听说吴有金有个闺女,年龄和你相仿,长得挺不错。”

    “你咋知道?”

    “上挑眼”哈哈笑,笑声洪亮,使办公室的气氛变得轻松。他说:“我这些年尽干这个了,这点事还能瞒过我?我还知道你们钻过大草垛。”

    刘强脸红,急着解释:“是钻过草垛,但我们是清白的,不像一些人说得那样脏。”

    “就是清白也不行,你可是有家室的人,懂得吗?”“上挑眼”的脸上还带着笑,但目光逼人:“你这次拦车,不但体现了政治上的问题,也暴露出作风上的问题。”

    刘强觉得“上挑眼”在制造轻松气氛中暗藏杀机,必须谨慎对待。他说:“吴有金病得很重,急需治疗,不是急需专政。”

    “把吴有金换成别人,你还会这样做吗?”

    “换成别人?”刘强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不愿说假话,便如实相告:“我也不知会不会这样做。”

    “上挑眼”严肃地说:“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难怪走错路。”

    刘强说:“我不认为救吴有金会有错。”

    角落发出打骂声,“上挑眼”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转,然后打开黑屋门。黑屋对着刘强,往里看,是条黑洞洞的走廊,刑讯室传出马向勇的惨叫声。

    “上挑眼”关上门,坐回椅子里,不再问话,意在让刘强认真思考。

    对刘强来说,这种气氛很压抑。

    过一会儿,“上挑眼”低声说,语气却很重:“按理说,吴有金的历史问题比马向勇还要重,让他逃脱专政,你的罪过不小啊!”

    马向勇惨叫声忽高忽低,办公室里听得清清楚楚。

    “上挑眼”又说:“顶罪这个事,说说容易,皮鞭的滋味儿可不是好受的。”

    刘强不是怕皮鞭,他要尽力为吴有金争辩:“吴有金病得起不来炕,让他逃脱,他也逃脱不了,就算有重大历史问题,也应该调查清楚再抓人。”

    “有人检举他当过胡子头儿,这问题就足够了。”

    “胡子头儿算什么历史问题?”

    “算什么?”“上挑眼”被刘强问得发了火:“今天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我看你是自找苦吃!”

    刘强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如果服软,就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不如坚持下去。他说:“光凭检举就抓人,这事做得太草率,你们讲为革命负责,也要为人民负责。”

    “上挑眼”大声说:“吴有金不属于人民!”

    “他属啥?”

    “上挑眼”站起身,愤怒地吼:“不许你逼问我!”

    “我不是逼问你,我是说你们不该随便抓人!”

    “上挑眼”踹开黑屋门,马向勇的惨叫声变成呻吟,打手的喝问声在整个走廊回荡。

    气氛变得极为紧张,只要“上挑眼”下话,立刻会有打手来捆刘强,刘强也做好接受皮鞭的准备。

    “上挑眼”站在走廊上,渐渐冷静下来,他想到刘占伍和专案组长的交待,也想到即使把刘强打得皮开肉绽,对自己也没有一点儿好处。

    这就是人老奸马老滑的具体表现。真正抗击风浪的人,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上挑眼”从“耷眼皮”摔倒的教训中,总结出一个浅显的道理,捞不到好处而得罪人叫损人不利己,只有傻瓜才干这种事。

    “上挑眼”不是傻瓜,他不想和刘强叫真儿,关上里屋门,拿出纸和笔,让刘强写份检讨书。

    刘强不会写。

    “上挑眼”提示他:“你就写吴有金是历史反革命,你替反革命顶罪,就是反革命行为。专案组暂时没专政你,你要衷心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感谢红色政权,感谢革委会,感谢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回村后低头认罪,悔过自新,服从改造。”

    刘强替自己辩护:“我没有反革命行为!”

    “我看你这个人就像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尝尝厉害真不行!”上挑眼又怒又急,把心里话流露出来:“让你写检讨是给你下台阶,我也好向上级交待。你写你是反革命,是你自己的认识,定不定反革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没人看你写的那几个字。”

    刘强还是不想写,气得“上挑眼”托出老底:“两个群专副组长了解你,对你印象不错,才让我来教育你,改造你,换别人敢拦专政队的车,早让你哭爹嚎娘了!快写吧,我拿你的检讨书向上交差,整好了今晚就放你。”

    刘强按“上挑眼”的旨意写了检讨书,当天被放。

    马向勇被关押在小黑屋子里,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这个满腹经纶的“革命”瘸子,经不住专政队革命皮鞭的惩罚,每一天都有新罪行从他嘴里坦白出来。

    他交待,他的腿不是被国民党打瘸的,也没挨过解放军的枪子儿,而是贩马摔的。他交待,做了假荣军证,因为做得太不像,没敢亮出来。问他为啥这样做,他说时下假的吃香,人们都喜欢说假话,办假事。打手给他加了两皮鞭,他供出假荣军证是老黑帮他画的,打手把这一重要线索报告给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让封进马向勇的档案。

    马向勇交待,已故的妻子出身不好。打手们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政策攻心,小绳攻身,也没攻出可要的口供,因为马向勇根本不知道亡妻家人的下落。

    马向勇还交待搞过妇女,被搞的人是历史反革命家属,打手们拷打他,问他和那名反革命家属有没有感情,马向勇一口咬定“没有”,说那名妇女太顽固,时时躲着他,每次都是他强迫。想定他勾结反革命罪,“强迫”两个字给他解了围。

    专案组对马向勇审讯三天,把口供汇拢,觉得他的历史问题不算重大,现行问题也不够定性,打算再审一次做为终结,然后结束对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让他回家调养因“教育”而受伤的身体。

    审讯比以前客气,小绳绑得比以前松,两位打手握着三角带,在审讯中都没往他身上打。

    马向勇跪在审讯桌前,由于两条腿都用不上劲,屁股压着脚跟,姿式不规范,身边的两位打手也没纠正。

    记录者问:“马向勇,你对这几天的审讯有什么感受?”

    “很好,非常好,对我教育很大,我以后要认真改造。”

    问:“你坦白的罪行都是真实的吗?”

    “是真实的。”

    问:“你还有要交待的吗?”

    马向勇想说“没有”,又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他向两边看,两名打手好象没在意他,他看一眼主审者,那人忙着整理记录。马向勇低下头,没敢吱声。

    审讯者记完,无意中又问一句:“你还有没有要交待的罪行?”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马向勇想用这句话拖延时间,以决定该说有、还是说没有。他看一眼审讯者,那人的目光又变得严厉,马向勇低声说出一个字:“有。”

    马向勇是个聪明人,他选择最简单的语言来回答,是为了少挨皮鞭。几天的刑审中,他又研究出一个大道理,只要不顶嘴,就会少受一些痛苦。然而,这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应该结束的专政,在他的一字之差下又要“深入”。

    两名打手横眉立目,两条三角带同时抽在马向勇后背上,两人同时怒喝:“坦白从宽,交待罪行!”

    马向勇被打得向前栽,大脑也在急速飞转,想不出还有啥罪行没交待,又怕三角带再往身上打。他不愧是阶级斗争的高手,没有的事也难不倒,呻吟后清楚地说:“我还有反动思想没交待。”/>

    审讯者紧追不放:“有反动思想就有反动言论,交待吧!”

    马向勇打算用抓不着看不见的“反动思想”来搪塞,以图躲过三角带,没想到审讯者把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联系在一起,事态严重,他低头转眼珠,越转越害怕。

    马向勇非常明白,做些错事可以用皮鞭来改造,而反动言论了不得,特别是攻击伟大领袖**和影射革命旗手的反动言论,那是要用枪子儿解决的。在选择“枪子儿”和“皮鞭”时,马向勇抱定后者,专政队也以“抗拒”对他“从严”,加大了刑罚力度。

    刘强被拉到公社顶罪,刘喜也跟了去,见哥哥被带进反醒室,他藏在屋外的墙角处。刘喜手里的短枪是假的,也要用他救出哥哥。他想:“刘满丰把枪装在裤袋儿里,抓他的人没一个敢上前,等天黑,我用假手枪吓唬看守,夺下他的真枪,他要老实就放他一命,不老实就开火。”

    天还大亮,有人来开门,刘喜从墙角溜出来,偷偷跟上去,看见那人筐里有窝头,刘喜第一反应是饥饿,想到窝头是给哥哥吃的,他把伸出的手缩回来。送饭的看守发现了刘喜,以为他是哪个村混过来的小要饭花子,没喜得搭理他。

    刘喜以为有了机会,贴在门口等。雪花零星落地,太阳在空隙间还露了一下脸,时间很紧迫,刘喜一阵阵着急。

    送饭的看守走出屋,迅速锁上门,刘喜想用假枪顶看守的腰眼,又怕天亮被识破。自己露馅儿还好说,误了救哥哥是大事。正当刘喜犹豫之际,看守转身走向他,刘喜把假枪背在身后,瞅着看守嘻嘻笑。看守以为这个嘻笑的半大小子精神不好,躲开他。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再没有看守来开门,刘喜瞅着门上的大锁干着急。

    寒冷的北风吹开阴云,星星争着窥视雪地上的生灵,刘喜冻得手脚痛,也忍不住饥饿。他想到看守送进黑屋的半小筐窝头,估摸哥哥饿不着,忽然觉得在这守着是白受罪,便跑上县道往家走。

    回村的小道比县道近,可小道边上有坟包,刘喜怕遇到鬼,他不敢走。

    县道上过来一辆马车,和他同一个方向,刘喜爬上车沿,赶车人用鞭稍往他头上甩,刘喜求赶车人拉他一程,赶车人不答应,他被轰下车。

    赶车人扬起鞭,把他扔在黑暗里。

    刘喜感到世上的人在变坏,这个赶车的家伙丧失了同情心,没有一点儿人性。在以前,捎个脚是家常便饭,拒绝者被认为不善良,刘喜喜欢溜车板儿,没遇到车老板儿往下驱赶他。

    一辆解放牌货车从刘喜身边驶过,扬起眯眼的土,刘喜抓起一把土扬过去,连汽车的尾巴都够不着。

    刘喜对开汽车的人有成见,觉得他们不如拖拉机手好接触,拖拉机进村翻地,刘喜没少摆弄操纵杆儿。开汽车的人太牛,停车时还关着车门,不让刘喜往里看。拖拉机手都换成男的,开汽车的也都是小伙,刘喜经常看到小伙旁边坐着姑娘。

    一次,一个留长辫的姑娘站在县道上等捎脚,一辆卡车“嘎吱”站下,小伙子推开车门,很客气地把她让进驾驶室。刘喜也学长辫姑娘的样子等车,汽车在他面前驶过,连车速都不减。刘喜到县道中间截,车在他身边绕过,开车人还摇下车玻璃骂他“找死”。几次被骂后,刘喜对大卡车产生怨恨,偷着往过路的车上抛石子儿,如果汽车停下来,他就和同伴儿喊顺口溜:“司机不用牛,专门儿喝汽油,男人怎摆手,汽车照样走,姑娘一点头,钻进驾驶楼,”喊完连蹦带跳,哈哈大笑。

    又有汽车过来,开着大灯驶过,刘喜不再扔石子儿,也念不出顺口溜,他希望有汽车来回跑。尽管尘土呛鼻子,却能给他壮壮胆儿,特别是车上明亮的大灯,能给他照出一段路。

    走到黄岭时,天黑得可怕,黄岭没通电,刘喜连出村的路都摸不着。想到还要走三里小路,又想到小路两边坟地里的鬼火,刘喜的头发一阵一阵地往起竖。再不敢往家走,他决定到县道边上的小队部里找个宿。

    刘喜想到小时候村里人留过路人住宿的情景,也想到母亲为过路人烧开水的热情,觉得这几年变化太大,人与人之间变得戒备和陌生。他怕队部里的人不留他,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去。

    队部里住着两个人,都是照管牲口的饲养员,为省油没点灯,趴在炕上闲唠一天所经历的事情。见一个半大小子来借宿,先问他是哪村的,刘喜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