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115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115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115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115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3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1944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5钱油盐，1斤多菜，每月1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1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炼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3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115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10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1941年2月7日，教导2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他们很多都曾与罗荣桓一同战斗过，罗荣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们。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张仁初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罗荣桓和陈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有必要提醒下属各部队。4月24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7月间，陈光和罗荣桓在发给各单位并报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部队对军事学习和战术素养的提高未引起重视，以致虽在实践中表现英勇顽强，但在战术上非常不够灵活、机动、巧妙，致使每次战斗都有较大伤亡。
仅1941年1月至7月，即伤亡5525人。”
“部队自转入敌后，由于战斗的频繁，部队军事教育不认真、不精细、不深入、不严格、怕麻烦，存在游击主义的习气与工作方式，使许多优良传统、好的作风逐渐荒疏。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干部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105人测验，仅38人及格。机关各部128人测验，仅34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52．6分，相当惊人。”
这份电报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比如，小部队作战指挥，多取正面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采取灵活的队形与姿势。
针对上述问题，陈光和罗荣桓提出要加强军事教育的组织领导，对教育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造成干部学习军事、提高战术素养的热潮，培养大批灵敏勇敢有高度战术素养的指挥员。对上级的一切指示、命令、通报等文件，一定要认真研究，结合实际严格执行；战斗之后，各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训练的教材；教育要严格、认真，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讲求实效，不白费精力；加强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如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和防空、防毒，对付敌人坦克、装甲车、炮兵，以及夜战、伏击、袭击的训练；干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战员的关系，各级干部定期向部下进行行政管理教育，讲部队倾向与克服方法；加强各种徒手、器械体操及障碍竞走的训练。
1941年8月1日，115师为检验部队的学习和训练效果，在蛟龙汪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进行了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和政治测验。
1941年到1942年，115师的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指挥员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战斗员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歼敌数量不断增加，而伤亡明显减少。1941年1月至7月，平均每月伤亡790余人，到1942年，每月平均伤亡下降到290余人。这是115师认真贯彻执行积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刘少奇到了山东
1941年，日军在山东进行“扫荡”时，虽然山东的八路军给了日伪军以重大的打击，但那毕竟是一种缺乏主动权的作战行动。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八路军只是根据日军行动而采取一些相应的应付措施。虽然八路军坚持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以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山东的八路军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失误。
115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这些失误，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反映了存在的这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认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领导人过去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同时，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当时的情况下，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三方谁都没有能力一下子消灭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方面，却忽略了对日军的武装出击。
他们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区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了中央军委指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的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他们还认为，在这次反“扫荡”中暴露出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际、工作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八大剧团的会演上，也表现在习惯于开大会、做大报告上。对于这些完全不适合敌后环境的机关作风，罗荣桓从1941年4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没有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
罗荣桓看到了问题，但却没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桃峪会议不但没有消除山东纵队与115师之间原来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来越多。问题和失误是明摆着的，而自己又没有办法处理，罗荣桓只好请求中央来解决。
1942年1月30日和2月2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他建议分局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开展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1941年5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1941年1月至4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1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在苏北的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过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同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和统一。
3月18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教导5旅13团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他们穿越日伪军的数道封锁线，115师派教导2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4月10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临沐县朱樊村。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期已经临近，所以，刘少奇一落脚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115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的敌我友三角斗争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与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大量材料，并从当地其他干部和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刘少奇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日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新四军，由此使共产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共产党山东领导层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1939年11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而事实上，在山东的各种力量的座次排列中，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只是位居第三，1940年反“扫荡”斗争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的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局面中，谁也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刘少奇认为，山东八路军之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有利时机。而115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而有些同志“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抗敌自卫军”，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还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