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的政工干部和模范战士支援111师，充实连队，加强机关。罗荣桓还亲自到这个部队向广大官兵作时事报告，讲解国际反法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大家眼界大开，精神振奋，稳定了情绪，提高了抗日觉悟。
虽然111师的番号没有改，但实际上，这支部队已成为接近于八路军政治立场的力量。
1942年10月，逃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孙焕彩又举兵侵占了甲子山区。山东军区曾帮助第111师进行第二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后因日伪军进行冬季“扫荡”而停止。孙焕彩控制着甲子山以南的部分地区，对八路军大搞摩擦，成为滨海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12月中旬支援第111师，发起第三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参战部队主要有刚从苏北调回的教导5旅、教导2旅第6团、山东军区第2旅第5团和第6团、滨海分区独立团等单位。
在此之前，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支援在“皖南事变”遭到重大挫折的新四军，山东的八路军曾调一部分力量去支援新四军，后来根据情况的变化，一部分已划归新四军指挥的部队又回到山东八路军的建制。上述从苏北调回的部队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战役发起之前，罗荣桓到教导5旅，看望了刚归还建制的指战员，并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夺回甲子山，对支援第111师，巩固和扩大滨海根据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用手指着甲子山方向说：“你们要把孙焕彩这个钉子拔掉，在那里安家！”
12月17日，陈光到前线亲自指挥这次作战。处理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陈光的弱项，但指挥打仗则是他的强项。经过察看地形和侦察，陈光决定采用中心开花的战术。具体部署是：以教导5旅从东面绕过朱芦和刘家东山去攻占孙焕彩的驻地石场；以教导2旅第6团、山东军区第2旅第5团和第6团从西面攻占祉坊；以第115师迂回占领甲子山制高点。乘夜各路隐蔽进入攻击阵地，待第111师占领甲子山后打信号弹，各路一齐出击，占领石场，然后乘乱歼灭孙焕彩部。18日晚，部队按部署展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第111师打了信号弹后，西线部队占领了祉坊，但东线部队出了岔子，被向导带错了路，结果是南辕北辙，不是北上石场而是南下到了朱芦。待发现这一错误时，天已经大亮了，再返回去攻石场，必须经过孙焕彩的刘家东山阵地。在此情况下，陈光决定强攻刘家东山。
攻击开始后，敌人凭借用石条修筑的坚固碉堡，用密集的火力进行顽抗。教导5旅伤亡很大，进攻未能奏效。看来，打仗不能光靠死打硬拼，还需要打巧仗。
正在师部参加生产节约大会的罗荣桓，听说战斗打得不顺利，就马上带上一个骑兵排，赶到前线，一直来到距敌只有500米的指挥所，主持指挥员们开会，研究打法。朱瑞和陈光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初战不利的教训，决定改变打法。然后，山东纵队第2旅用炸药包摧毁了敌人的坚固工事，战斗发生了转机。在八路军强大攻势压迫下，孙焕彩支持不住了，很快就率残部仓皇逃跑，甲子山区终于被八路军收复。
第十章 巧用“翻边战术”
第十章 巧用“翻边战术”
在日本人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中，日伪军不断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在日军强大，八路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八路军只能进行敌后游击战，采用“翻边战术”，即不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并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的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人的“扫荡”。这一战术符合当时敌后抗日斗争的实际。因为，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敌占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少，后方空虚，八路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在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中，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到敌占区，袭击日军后方，打击敌伪政权，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
虽然“翻边战术”从1940年就已开始运用，但只是到了1942年，罗荣桓才正式把这一名词提出来。
大洋马
1940年4月中旬，日伪集中了近8000人的兵力，分别从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出动，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之前，一举歼灭八路军。各路敌人互相策应，步步为营，首先在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从21日起，开始向大炉中心区合围，主要目标是115师的指挥中心。
敌人“扫荡”的消息传来时，115师正在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随后，陈光与罗荣桓决定，除师机关率特务团两个营配合鲁南军区四县边联支队坚持在内线与敌周旋外，其他主力部队均置于外线，从背后拖住敌人的后腿。
在完成部署之后，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机动，留在内线的师司令部、政治部和鲁南区党委（1940年4月，鲁南地委改为鲁南区党委）都分散活动。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机关，只带一个连，单独行动。
一次，峄县支队的负责人王六生听说罗荣桓身边只有第3连，就在附近活动。他们感到太不安全，立即派人送信给罗荣桓，说明他们带了两个连，愿意担负保卫师首长和领导机关的任务。罗荣桓回信说，他不需要警卫部队，要他们按原定计划，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115师的领导和机关经常是以小单位分散活动，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特点，但也确实很危险。
机关的特点是知识分子比较多，而参加过实战的人相对较少，为了能够适应这种分散活动的环境，机关的非战斗人员也必须学会作战的基本技能。同时很多部门还要同时兼做多项工作，罗荣桓便让政治部的人兼做司令部的工作，组织部兼作战科工作，敌工部、保卫部兼侦察科工作，宣传部负责训练群众进行游击战。他又把机关干部、战士剧社的演员和机关勤杂人员，分别组成游击小组，有的担任警戒，有的外出侦察敌情。有一次，罗荣桓派组织干事周之同和一个油印员换了便衣出去侦察。他们没有侦察的经验，罗荣桓就教给他们如何分辨敌人的马蹄印、炮车印，如何监视敌人和如何及时报告。就是这样，罗荣桓虽然只带了1个连，但却准确地掌握着敌情，有时在几路敌人的结合部穿插而过，有时尾随一路敌人，不即不离，与敌人“捉迷藏”。
但是，也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天拂晓，人们还没有起床，哨兵突然发现北面有敌情。这时，3连已离开政治部执行其他任务了。保卫罗荣桓和政治部机关的只剩下1个警卫排加1个班。罗荣桓命令1个班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南转移，他带另外3个班爬上村旁的山头，监视敌人的行动。这时，在东北角和西北角两面都发现了敌人，正面被山挡着看不清楚。
突然间，罗荣桓发现山下有几匹无人看守的大洋马，便对警卫班长罗贵明说：“你们派几个人下去看看，把洋马牵来。”
那时候马匹可是宝贝。八路军没有机械化部队，也没有装甲部队，骑兵就是主要的突击力量，马匹的多少已是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并且马也是八路军和大多数日军指挥员的坐骑。现在部队指挥官有越野汽车，那时候连日军都没有，就别说八路军了。八路军行军打仗，干部们主要是骑马。日军的马个头大、体壮，要比中国产的马威风得多，因此是很多八路军指战员理想的坐骑。罗荣桓也不例外。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他还是对山下的几匹大洋马眼热起来。
警卫班的三个战士悄悄地绕到山下，摸到大洋马附近侦察情况。这一看不要紧，几个战士惊出一身冷汗来。原来敌人的大队人马都隐蔽在山沟里，就在离那几匹马不远的地方。
他们急忙赶回山上，向罗荣桓报告所发现的情况。
罗荣桓毕竟身经百战，他听了以后，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着急，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再等一等。”
事情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正面山下的敌人近在咫尺，却没有发现八路军。两翼的敌人虽然距他们的直线距离很近，但“看山跑死马”，山路崎岖，一时还过不来。罗荣桓举起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着，敌人越来越近了：500米、400米、300米……当罗荣桓预计政治部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相距已不到200米时，他才转移。罗荣桓面临强敌如此镇定沉着，泰然自若，给部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治部的干事们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在反“扫荡”中，机关几乎天天转移，随时都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但大家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该开会的开会，该出报的出报”，机关日常工作一直没有停顿过。
115师机关在内线与敌人周旋的同时，第686团、苏鲁支队、教导大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外线狠狠打击日军，有力地牵制了在中心区进行“扫荡”的敌人。日军遭到的损失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把正在进行“扫荡”的一部分部队撤了回去。
在这次反“扫荡”结束时，罗荣桓总结了经验。5月14日，他在葫芦套召开的干部会上说，要普遍组织游击小组，“凡属我们的部队及机关都要这样做……我们自己先做出一个榜样来，我们要大力宣传，大力鼓吹。”他认为，机关人员“除了固定职务工作外，还要接受军事锻炼……将来可以出现大批的有作为的指导员干部。”
罗荣桓还指出，敌人“利用青黄不接、部队与群众粮食困难之际来扫荡山区，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如果把主力运动到敌人的后方去活动，很容易解决粮食问题。再过一个月青纱帐又起，我们还可以到平原上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是后来提出的“翻边战术”的萌芽。
无声的战斗
1941年3、4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7月至9月，搞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敌人将“扫荡”的重点放在沂蒙山区。
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于1941年8月，决定合并山东纵队和115师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也由115师指挥。10月2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115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115师分别发出粉碎日军“扫荡”的指示。
115师指示的大意是：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的作战意识，不要在遭受敌人的第一次合击后陷于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60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指示下达后，罗荣桓又亲自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地察看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精干的游击小组，为彻底粉碎日军的大“扫荡”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1月初，侵华日军推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这期间，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调动3个师团、4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向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尔后采取分区“清剿”和“辗转抉剔”的战法，企图消灭共产党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这次行动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5日清晨，敌人分为11路，在坦克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此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共2000余人，就住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115师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一个特务连。
上午，日伪军已将留田团团围住。敌人离留田最近的只有七八里路，远的也不过十余里。115师的指挥机关、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的处境十分危险。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的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庄里，有一间草房，里面挤满了人。其中罗荣桓、朱瑞、陈光、萧华和陈士榘，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在罗荣桓主持下讨论行动方案（陈光此时从滨海区养病刚刚回来，尚未进入情况）。炕上摊放着军用地图，罗荣桓、陈光等人都围着地图在沉思，研究突围的方向。讨论已经有个把钟头了，需要赶快作出决定，因为敌人正在逼近。然而，又不能匆忙做出决定，怕万一撞到敌人的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人主张向东，想想又不合适，转而又主张向西，但仍然是没有把握。作为军事主官的罗荣桓一直没有说话。
提出的方案有3个：一是向东，过沂河、沐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向南，因为南面是临沂，那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此次日军“扫荡”的总指挥就坐镇在那里。
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后，罗荣桓第一次担任军事主官，就遇到了如此严峻的考验。
以前罗荣桓也曾多次指挥过部队作战，但每一次都没有这次责任重大。115师机关、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罗荣桓感到肩上的压力太大了。这时只有他最有权力决定部队如何行动。下达命令也许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要定下决心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好在十几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他的文韬武略，在困难中作出抉择，已不是什么新的课题。
当大家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罗荣桓静静地倾听，从中发现有益的东西，同时他又冥思苦想，努力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既然我们自己认为向南突围是不合适的，那么日军也一定会认为八路军不会向南突围。“对！就向南突围”。罗荣桓作出这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决定。
战争的历史告诉人们：往往是最危险的行动，也极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往往是最容易失败的事，结果却获得了成功。战争需要冒险，胜利之神也常常将胜利的天平倒向冒险者一边。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分析了敌情：
东面，沂河、沐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日军预料到八路军可能要到滨海，如果八路军东去，很可能钻进日军布下的口袋。
北面，日军正疯狂南压，而沂蒙区北部控制在东北军第51军手中。8月间蒋介石将沈鸿烈调走而任命国民党第51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后，于学忠与蒋介石的矛盾有所缓和，东北军同八路军的关系便逐渐恶化。此时，第51军正在北沂蒙一带与山东纵队搞摩擦。如果八路军北上，很可能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
西面，临沂至蒙阴公路已成为日军合击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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