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发生过几次争吵。
两人的第一次争吵是在1932年4月底前后，当时红军打下了漳州，部队在漳浦地区进行筹粮筹款，“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第二次争吵是在长征途中。当时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时，林彪不执行军委的命令，聂荣臻为此与林彪争吵起来。聂荣臻回忆说，“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争吵的结果是林彪让了步，因为通过调查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两人之间的第三次争吵也是聂荣臻回忆录中提供的。据说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一些胜仗，但也打了一些败仗，因此当时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开始流传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当时红军为了甩掉敌人，走的路比较多，有时还跑了很多的冤枉路。林彪就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后来，林彪又给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写信，说是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下台，并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聂荣臻坚决反对。林彪就自己签字送了上去。在这之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林彪，并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第四次争吵，是争论张国焘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红军已到达甘肃，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不按中央的决定行事。据聂荣臻回忆，张国焘准备“吃掉”中央红军。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准备把中央红军的人调开，让聂荣臻到11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聂荣臻获悉了这一情况，就提醒林彪注意。但林彪却说聂荣臻是宗派主义。接着两人便发生了争吵，并且气氛还非常紧张，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虽然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曾发生过多次争吵，但总的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任何一支部队的政治主官和军事主官之间都很难不发生矛盾，发生争吵是在所难免的。但两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能够带领红一军团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保护党中央到达陕北，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聂荣臻也承认，“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
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宣布之前，林彪和聂荣臻就赶到陕北的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115师召开誓师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人还没有赶回部队。
在洛川会议期间，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1位成员之一。会议结束后，115师已经出发，林彪和聂荣臻就匆匆往西安赶，准备从西安乘火车追赶自己的部队。林彪接到参加洛川会议通知的时候，他还在延安的抗大工作，这次他也没有再回延安。
当时，正是秋季，林彪与聂荣臻骑着马，顺着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往前赶，按理说，两人已好长时间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又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事件，老相识在一起会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话题可讲，可是林彪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好自己一个人想事，只要不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一般不会提起他谈话的兴致，所以在路上，他们两人交谈的时间并不多，偶尔几次也都是关于工作的。
那个季节爱下雨，一下起来就是几天。林彪和聂荣臻也赶上了雨，这可让115师的两位首长吃够了苦头，并且使不爱讲话的林彪说的话更少。他们一路走，雨一路下，每个人的身上都淋得透湿。加上又是简易公路，到处泛着黄泥浆。等他们到西安的时候，满身都是泥水，幸亏随身带着干净衣服，换了换，这才进了西安城，见到先期到达西安的周恩来等人。
根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前往山西前线的领导人分两批走，林彪随第一批出发，到达太原住进阎锡山的招待所。因为周恩来也要去太原，他要求聂荣臻与他同行。因此，聂荣臻比林彪晚3天出发。
三个元帅一台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名元帅中，八路军115师占了3名。这三位元帅都在红一方面军工作过，但罗荣桓与林彪共事的时间要早于聂荣臻。
1930年下半年，罗荣桓就调任当时林彪任军长的红一方面军第4军政委。罗荣桓之所以调到红4军，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位政委都与林彪合不来，林彪经常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不爱听取别人的意见。为了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政委，毛泽东冥思苦想，最后选中了罗荣桓。罗荣桓刚一到任，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毛泽东开始也不怎么放心。但罗荣桓到红4军后，一心扑在部队的建设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把红4军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合作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红4军，不是跟林彪合作得很好吗？”后来，红一方面军扩大编制，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这是3位未来的元帅第一次在一个单位共事。最为有趣的是，3位元帅曾在同一次演出中扮演了角色。
在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前，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编写了一个名为《庐山雪》的剧本。该剧描写的内容是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鼓动下，红4军政委罗瑞卿把军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每人都按实际的职务担任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地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扮演宋美龄。
当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有人报告：
“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报告军团长怎么处理？”
“用船装！”林彪当即给予答复。
接着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委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研究一下，把这一捷报通报给军团所有部队。这时根据剧情发展，该罗荣桓出场了。大家等了半天，仍不见罗荣桓上台。怎么回事，罗荣桓不上台，这戏就演不下去了，就等于冷了场。
关键时刻，我们的罗主任怎么了，大家都在猜测着。
其实，当时罗荣桓就在后台火盆边烤火。因为他正闹疟疾，全身发冷。早在“五卅”运动期间，他就在青岛大学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上过台，可能这次是由于怯场，也许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所以没有按事先协商好的时间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
“罗主任呢？”没有回音。
好在林彪急中生智，接着就给通信员下命令：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
于是几个战士跑到后台，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请”上了台。台下的干部、战士笑得前仰后合，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3位元帅同在一个军团工作的只有这一次，而3位元帅同在一出戏中扮演角色也只有这一次。
3个元帅在一台戏中担任角色，其乐融融，如不是林彪成为一个阴谋家，一个野心家，那么，即使到现在，这件事也会一直传为佳话的。
115师成立后，这3位元帅在师里所担任的职务与在红一军团时一样，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一个是政治部的主任，但他们却没有机会再凑到一块演戏了。在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不久，聂荣臻就到了晋察冀，而林彪则因负伤回了延安。
第三章 一战扬名
当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陆续奔赴山西前线的时候，日军第5师团已侵占山西阳泉、蔚县和广灵，并向浑源、灵丘发动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和茹越口要隘，协同沿同蒲铁路南进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党军第2战区主力，实现右翼迂回，配合华北方面军，歼灭平汉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第1战区主力。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15师作为八路军抗日先遣队最先到达抗日战场，并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打了一个漂亮仗，从此扬名天下。
第一次乘火车
在八路军3个师挺进山西的同时，日军已开始对山西发动进攻。
9月16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以其第21联队主力由广灵西进，占领浑源县城。
同日，第5师团的第9旅团主力由蔚县南下，占领涞源。20日，第21旅团以两个大队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以两个旅团的兵力，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第5师团向国民党军的内长城防线进攻。
在日军向平型关、茹越口的内长城防线进攻的同时，国民党的第2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以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和第33军）和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和第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茹越口和雁门关一线，企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敌之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国民党要求八路军先头部队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其坚守长城防线。
8月31日，罗荣桓率领343旅从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部队刚到侯马，就接到了北上平型关的命令。侯马在山西西南，平型关在山西东北。也就是说，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山西南北。
不过这次部队行动，阎锡山派出了接兵火车，准备沿同蒲路北上，把115师的官兵运到平型关。在乘火车北上途中的所见所闻，使广大指战员非常感动。在列车经过洪洞、临汾、霍县等车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携带着慰问品，在风雨中迎送115师的出征将士。车站两旁贴有很多标语，人们喊着很响亮的口号：
“热烈欢迎抗日的八路军将士上前线！”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中华民族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指战员们。民族的需要，人民的希望，自己的重任，一切的一切都摆在了眼前。那些在列车开动时一闪而过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战士们的记忆中。有的战士开玩笑说：“谁说洪洞县里没好人？胡扯，好人多得很嘛！”
115师的将士们在沿途见的好人确实不少，但他们也见了一些不怎么样的人，或者说从根本上讲就是坏人——那就是大批溃逃的国民党官员。他们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带着搜刮来的财物，你拥我挤，仓皇地爬上南去的列车。老百姓骂他们是民族的败类。有的战士气愤地说：“要不是已经联合了，老子非毙了他们不可！”但也有的说：“他们往南跑去逃命，总比向北去投降日本人、当汉j打中国人要强一点吧。”
在部队到达太原之前，路上还算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到了太原，就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当部队进入原平车站时，接到通知，说前面的铁路已经被炸毁。这时离平型关还有100多公里，为了抢时间，根据阎锡山的安排，部队改乘汽车前进。
杨得志奇遇
在乘汽车前进时，第685团团长杨得志遇到一件有趣的事。
他刚刚到任不久。“七七事变”时，他还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为了抗日，杨得志就提前结业了。随后，他被聂荣臻要到115师任685团团长。杨得志的老单位是红1团，这个团当时被改编成师的独立团。就在准备上任的时候，却碰上老部队的几位战友，他们听说他要去685团当团长，都有些恋恋不舍，就动员他回独立团工作，这些战友说：“这是老红1团嘛，你为什么不回来？”
当时杨得志还非常年轻，转身就去找聂荣臻副师长，说：“我还是去独立团当副团长，685团的团长让别人去干吧。”
“为什么？”聂荣臻听完后，非常严肃地说，“你去685团是命令。命令下达了就要执行。形势这样紧张，部队在等着你，你马上去685团！”杨得志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也就再没有说别的。
因为685团早已出发。杨得志按师首长的指示，日夜兼程地赶往芝川镇。到了芝川镇，部队已渡过了黄河，一直赶到山西的侯马，才见到了自己的部队，并一同乘火车赶往平型关。
到了太原后，因日军轰炸，部队又改乘汽车。当时吉普车很少，团长也得乘卡车。当杨得志正要上车时，司机走到他的面前说：“首长，这一带全是山路，颠得厉害，你到驾驶室里坐吧。”
听他叫“首长”，杨得志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国民党士兵对上级从来是称职务或“长官”，这个司机却非常自然地用了红军中的上下级之间的称呼，这让杨得志感到迷惑不解。随后他找了一个理由，说：“你们的驾驶室里还有副手哩，我坐后边可以。”
“不，不。”那司机急忙解释说，“副手已经到另一辆车上去了。您来坐吧，不会出事的。”司机误会了杨得志的意思，还以为杨得志对他怀有戒心呢。
盛情难却，杨得志只好坐到驾驶室里。
开车以后，杨得志就同司机拉起了家常。原来，这个司机是河南人，已经开了13年的车，刚调到山西来不久。杨得志问他是不是到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他点上一支烟，猛吸了两口，没头没尾地说，“你们到过的地方，我也到过一些。”他见杨得志不解，就惨然一笑，“最后一次‘围剿’你们，我就开车到了山西。后来你们长征——我们的长官说叫‘西窜’——我又开车跟过你们。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过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呀？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不喘气哩！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的面说好听的，要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还能让小东洋欺负着！”
听了司机朴素而真诚的语言，杨得志很感动：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国民党兵，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不清是难免的，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所处的位置如何，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国难当头，就有可能马上唤起他们的那颗爱国之心。同样，卢沟桥的炮声，唤起很多国民党官兵那颗未泯灭的良心，这位司机就是其中一个。
在这以前，杨得志曾接触过东北军、西北军的许多普通官兵，他还接触过庆阳县的县长和镇长们，特别是从侯马到太原这一路上见到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都共同表现出拳拳爱国之心。是啊！偌大的一个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同胞，只要真正团结起来，日本侵略军还够打的吗？同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