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心的讲话的，不料，他所讲的却是前后矛盾的说教，既令人受到鼓舞，又令人沮丧。末了，他向地方长官们保证，虽然在最后时刻他无奇迹武器去拯救德国，但是，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民身上灌输“条顿人的愤怒精神”，战争还是可以打赢的。若全国不予响应，这说明它没有道义价值，灭亡活该。
他对地方长官们的合作和忠诚表示感谢。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健康情况正在变坏。他承认，腿上的抖动已发展到左臂。他还说了句笑话：有希望不会发展到头部。他最后说的话意思含糊，但兆头不吉：将来，他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他希望，如果他采取了他们不理解的措施，请他们不要以为他出卖了他们。
希特勒面临灾难，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主导情绪是蔑视和愤怒。他破口大骂业已屠杀了50万平民的盟国飞行员，也辱骂那些把英国人当作解放者加以欢呼的德国人。3月7日，他愤怒到了极点。这是因为，雷马根的莱茵桥，来不及炸毁便被霍季斯的第一军占领。在希特勒看来，这是另一次叛变；他决心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们。在紧要关头，他令最受他信任的捣乱者奥托·斯科尔兹内将这座桥炸掉。一队斯科尔兹内突击队带着塑料炸药接近了该桥，却被盟国的秘密武器‘运河防御灯“发现——这种灯可发出强大的光柱，光源却无处可寻。
至此时，德国的西部防线已全线告急。莫德尔的b集团军已被消灭，它的残部已退至莱茵河这边。在南部，霍塞尔的c集团军已退至莱茵河西岸，也即将被包围。东线的局势也相差无几。在3月中旬这些绝望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到东线视察。他的将领们警告他，由于局势变化莫测，他可能被俘或被杀，但他就是不听。作为一个妥协，他让肯普卡用“人民之车”而不是著名的“麦塞蒂斯”送他前往，目标是奥得河附近的一个古堡。到那里后，他恳求第九军的各位指挥官阻击俄军，不让他们向柏林进军。他说，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新式秘密武器随时可用。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希特勒无言地坐在肯普卡身旁，沉思着。他知道，他之新秘密武器之说是幻想，而他在不久前也曾向地方长官们承认过：原子弹之造成还不知是何年何月，而其它的所谓秘密武器又仅是非现实的政治武器而已——例如，希望西方会与德国一道征讨布尔什维主义。待他回到城里时，前线的情况他已看得够了。此后他将不再冒险出总理府一步。他的唯一希望是，在最后1分钟出现政治奇迹。
希特勒心里明白，密谋者就在他周围。例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搞谈判，也知道希姆莱在拿犹太人做买卖。但他继续允许这些人去谈判，如像用他的名义去谈似的，即使他宣尔所有谈判都属徒劳。若某个谈判失败，他就抵赖说他不知道；若谈判成功，功劳便可归他自己。
深得希特勒信任的施佩尔敦促各位将领，例如曼特菲尔，抵制勿将桥梁、水坝、工厂等留给敌人而将它们炸毁的命令，希特勒是否知悉，这还是值得怀疑的。3月18日，施佩尔将反对“焦土政策”的抗议，直呈元首。“战争到了这个阶段”，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把会直接打击全国人民生活的设施毁掉，对我们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希特勒把德国变成焦土的决心曾经有所动摇，那末，施佩尔的话便促使他采取行动。在读了这份备忘录后，他便立刻把过去当过建筑师的施佩尔找来，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战争若失败了，人民也就丧失了。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德国人民将会有什么需要，这用不着去担心。相反，我们最好连这些东西都给毁掉。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只属于东方较强的国家（苏联）。不管如何，在这次斗争后只有劣者才会生存下来，因为优者已经被杀掉了。“
（4）
在公元900年时，德国的疆界是奥得河和莱茵河。至1945年3月初，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已被压缩至上述两条河之间，他的千年帝国正在走向灭亡。他的敌人已在东西两面摆好架势，准备大举进攻。他们深信，这次进攻将迅速地带来最后胜利。3月3日上午，蒙哥马利在莱茵河彼岸发动攻击。为了支援步兵，盟国在那里空投了两师兵力——英美各一师。黄昏，德军开始全面退却。在上游150英里处，不可预测的乔治·巴顿也越过了莱茵河，令蒙哥马利和德国人等惊奇不已。这是一次漂亮的秘密行动，且是即兴之作，未打一发炮弹，付出的代价仅是死伤28人。他们在莱茵河上架设了一座浮桥；过桥时，巴顿在桥中间止住了脚步。“这，我已盼望很久了。”说完，他便往河心撒尿。
在此后数星期内，蒙哥马利和巴顿东进神速，令最高统帅部惊恐不已。尤其令希特勒生气的是红衣主教加伦的行径——他竟开车出城，将蒙斯特城献给美军的一支部队。“我若抓住了那只猪猡”，希特勒喊道，“我就把他绞死！”对他的脾气不好而又直言不讳的陆军总参谋长，他也再无法容忍了。古德里安知道这点，遂于3月28日上午去了柏林，决心与希特勒摊牌。特别令他难过的是被包围在俄国战线数百英里后边的库尔兰的20万德军的命运，而他们本来是不应该被围的。一走进部分已被毁的总理府，他和副官便由一名卫兵引下台阶，至一用钢条加固的门前，那门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这是希特勒之新家的进口处：深深埋在总理府花园下的一个大型地堡。
他们下了台阶，来到一狭窄的走廊上，那里水深约1英尺。他们踏着放在地面上的木板、平衡着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一扇门前，又下了一小段台阶，才来到地堡的上层。那里有12个小房，门全向一条共用的走廊开着，这走廊也当饭厅使用。古德里安和他的副官走完这段路后，沿一弧形台阶下走。之后，他们又下了10多级台阶，才最后抵达下层。这里，在元首的地堡内，共有18个小房，由一前厅将它们隔开。前厅本身也被分成两半，一半作客厅，另一半作会议室。在这些房间的尽头，有一条小走廊，里边有个紧急出口。出口外有4个陡峭的楼梯，台阶全用水泥铺成，直通总理府花园。在会议室的左方有一个小地图室、一个元首的卫兵的休息室和6间一套的无首和爱娃·勃劳恩的居住地。地堡内虽设有通风系统，里边的空气仍然很闭——那通风系统发出的单调的尖声长鸣刺透了每个房间。地堡上边，由一厚达12英尺的钢筋水泥天花板作保护；天花板上又另加了30英尺厚的水泥。这就是希特勒未来之墓或取得奇迹般的胜利的堡垒。也许，它能引他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可怕而英勇的战壕生活。
希特勒从隔壁房间曳步出来，午间的军事会议便开始了。首先由布赛将军报告他为奥得河东岸一城镇解围未遂情况。希特勒批评了布赛，但被古德里安的强烈辩护所打断。希特勒被刺痛了，刷地站了起来，动作之灵活令与会者惊诧不已。古德里安不甘示弱。他勇敢地把他与希特勒争论了多少个星期的问题提了出来。“元首是否要将困在库尔兰的部队撤出来？”他问。“不撤！”希特勒把手一挥，喊道。在他苍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大块红斑。古德里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他便朝希特勒走过去。约德尔和他的副手连忙把古德里安拉开，但他说话声仍很大。后来，他的副官叫他，“听电话”，将他骗到厅里。待古德里安重返会议室时，他已控制住了自己。
希特勒已回到座位上，脸绷得紧紧的。他双手虽仍在抖动，却也恢复了平静。他安静地叫大家出去，只留下古德里安和凯特尔。他说，“古德里安将军，你身体不好，需要立刻请病假6个星期。”古德里安准备走时，希特勒又叫他开完会再走。会议继续进行，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似的。几小时后——古德里安觉得长得不得了——会议结束了，但他还不走。“请多多保重”，元首请求地说，“6个星期后局势将变得非常严重。到那时，我会急需要你的。”古德里安说，他会找个周末前不会失陷的地方休息的。说完，他便行了个抬手礼，走了出去。
在复活节星期天，鲁尔地区的抵抗全部崩溃，希特勒于是被迫面对全面失败的局面——帝国将被胜利者肢解，他的人民将受苏美两国的蹂躏。但是，在向鲍曼作的口述中，他预言，“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较量，或在军事上，或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内。同样，这些规律也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两个大国变成欧洲的敌人。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或迟或早，这两个大国会觉得，从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民族即日耳曼人民那里寻求支持是可取的。我要尽可能强调说，我们日耳曼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为两个阵营中的哪个扮演马前卒的角色。”
鲍曼于当天，4月2日，写信给妻子，描述了柏林最近一次遭空袭的情况，以及笼罩柏林全城的绝望的情绪。他警告她，在维也纳也要作最坏打算；如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堡垒，她就该逃离上萨尔茨堡。数日后，红军像流水似地开进了维也纳；身怀偷来的通行证，臂戴伪造的“人民冲锋队”袖章的抵抗力量战士，公开在街道上游弋，见到穿德军制服者便开枪射击。至傍晚，人们疯狂地逃离维也纳。逃难者越来越多；消防队员、防空纠察队员甚至连警察也加入了混乱的逃难行列。
（5）
尽管前线处处崩溃，希特勒仍竭力向人们灌输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敌人在雅尔塔为“勇敢的新欧洲”奠下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这不是主观臆测。在草拟这个计划时“三巨头”是比较和谐的，但在执行时，他们已卷入纷争。为了建立波兰新政府，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兰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则争辩说，必须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兰人也包括进去。
这个冲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罢了。数月来，卡尔·沃尔夫将军——原希姆莱的私人副官，现任党卫军驻意大利首脑——就一直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处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元首曾含混地答应让他去探讨此事，但是，沃尔夫却自作主张，建议让驻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接着，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纳秘密地会见了两名盟国的将军，讨论如何瞒着希特勒去将此事办完。
从一开始，盟国便把“日出战役”通知了斯大林；从一开始，他便强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积极参加谈判。盟国据理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是永远不会前来谈判的，但这却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当他得悉在阿斯科纳会晤的消息时，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指责盟国“瞒着在对德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与德国私通，并将此事称为“不是一个误解，而是更糟的什么”。
3月底，斯大林指责说，由于阿斯科纳会晤之故，德国人觉得将3个师从意大利调至东线也无妨。他进一步抱怨说，在雅尔塔达成的从东西南三方同时进攻希特勒的协议，盟国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对此，罗斯福作了解释，但结果却惹出斯大林一封忿忿不平的电报，公开指责盟国玩弄欺骗的把戏。这便激怒了罗斯福总统。4月5日，他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愤怒的电报：“坦率地说，对您之情报提供人，不管他们是谁，本人均不能不觉得愤恨，因为他们如此恶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实的部下的行为。”斯大林匆匆复电说，他对罗斯福的正直和可靠从未怀疑过。但这是强硬的道歉；他补充说，阿斯科纳会议本应有苏联人参加的。他将自己的看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盟国营垒中不和的详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这回事，且是他预见到的。它又抱着会奇迹出现的一线希望。当戈培尔将卡利勒对“七年战争”的年月的描写读给他听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普鲁士，由于眼看着要失败，腓特烈大帝闷闷不乐。他宣布，若在2月15日前改变不了战局，他就服毒自杀。“勇敢的国王呀”，卡利勒写道，“再待呆一会儿吧，你受苦受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你的好运的太阳已经站在云彩的后头，很快就会升起，照临在你的身上。”2月12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变化。
“听了这动人的故事后”，戈培尔后来对施维林·冯·克罗西格说，“元首眼中出现了泪花。”它也勾起了他对自己的星宿的兴趣，派人把希姆莱的研究部门里那两名占星学家找来。两人都预言，1941年前是胜利，然后是一系列失败，高峰是大灾难——时间是1945年4月中上旬。但是到4月下半月，将会出现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个间歇，8月取得和平。德国在1948年前将忍受困苦，1948年后将东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尔是不会反对抓稻草的。这个历史先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4月12日到奥得河附近的布赛将军的司令部视察时，他又讲了这个故事。有个军官刻薄地问：“嗯，这次沙皇之妻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命运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戈培尔答道。说完，他便趁慢慢黑下来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在佐治亚的温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喃喃地说：“我头痛得。”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2小时20分钟后，他便与世长辞。戈培尔一回到办公室便得悉了这个消息。“这就是转折点！”他喊了一声。接着，他便不相信地问：“这确是真的吗？”他给元首打电话时，10多个人弯腰曲背地将他团团围住。“我的元首”，他说，“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星上写着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这是奇迹！他听了听希特勒说话，然后说，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些。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戈培尔把电话挂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好像战争就快完了似的。
里宾特洛甫可没有他那份热情！次日上午，4月13日，他与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暂视察回来，情绪很坏。“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戈培尔那个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罗斯福之死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多么胡说八道，多么罪恶！罗斯福之死怎么能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关于杜鲁门，戈培尔要报界客观地、含糊地发表评论；不说会惹怒新总统的话；要掩藏罗斯福之死带来的喜悦。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的兴奋便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来电询问罗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时，戈培尔半心半意地回答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看看。”前线发回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之更迭丝毫未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向工作人员承认，“也许命运再次对我们太残酷并愚弄我们。也许我们是未孵化好的鸡。”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透露了一个拯救柏林的古怪战略：由向柏林退却的德军组成坚强的防卫核心，把俄国军队引来。这便能减轻其它部队的压力，使他们能从外围攻打布尔什维克。决战之役将在柏林赢得——他对一群半信半疑的听众说。为了鼓舞将士，他也将留在城内。有几个人劝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对此不予考虑。作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德国人民的领袖，他有义务留在首都。他草拟了一份长达8页的通告——这是他最后给部队起草的文件——交给了戈培尔。连宣传部长都觉得它之激烈言辞太荒谬可笑。他用绿色铅笔着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将它扔进废纸篓。过一会儿，他又将它拾起来，改了几句。15日，戈培尔连最后的清稿都未过目便在前线散发。它说，东线的士兵若人人尽责，亚洲的最后攻击便会失败。因为命运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