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划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10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之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作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讯工具最现代化，但所作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词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作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8时后夏季于晚9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9时30分前，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应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5）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末，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百分之一。”两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
电话里出现深沉的嗓音——里宾特洛甫。“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他叫对方不要说出他的名字。“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他指的是霍拉斯·威尔逊勋爵——把这话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的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那末，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与你将此建议递交给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大吃一惊。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灵，在最后的时刻使元首的思想开了窍？抑或这纯粹是文字游戏，看着德国人战刀在头上飞舞的情况下，能作出多大的妥协？赫塞让里宾特洛甫将建议重述一遍。他重述了，并补充说：“不要有什么误解，你要再次指出，你是按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行事的，绝不是你个人的私人行动。”
赫塞给唐宁街十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数分钟后，即晚7时44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我们在那里等待着，与法庭等待陪审团的结论一样。”哈罗德·尼科尔逊回忆道。但是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的声音带着某种感情，好像患了感冒，身体有病似的。他是个陌生的人。我们原以为他会发表一篇激烈的讲话。但没有。”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接着，张伯伦又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这使听众又吃一惊。“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但应明白，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的。”
换言之，张伯伦仍在摇摆不定（后来，据肯尼迪大使说，他说过“是美国人和世界的犹太人迫使他进行战争的”）。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跳了起来：有人愤怒地高呼“代英国说话，阿瑟！”“我想知道”，他说，“当英国和英国所维护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文明，都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
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之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动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末，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士一张纸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蜡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纸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
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哀的美敦书。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6）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呆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9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之精明能干不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那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作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毛山榉树下的一张摺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之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之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作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作出的不折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11时15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作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11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仑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之怨恨的首当其冲者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末，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作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时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它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未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毋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