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2月23日，韦塞尔终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12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冲锋队员喊“在！”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3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4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7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却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尔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交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年轻的斯特拉塞尔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开惩罚叛逆者，而是支持将奥托的党员一一开除出党。6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领导”，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它将一如既往，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论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鸟协会，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别，新的德国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无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便这样做了。后来，斯特拉塞尔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退党，但只有24人响应，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他弟弟永远是个逃兵。我弟弟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斯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引起了报界的轰动，但在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人，一心只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党内身居高位，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面让他难堪时，他也尽力将他们的分岐减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使自己出党似的。现在，互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将于9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4）
1930年，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他的广泛的兴趣的共同点集中在全球的经济萧条上。这次危机是1929年华尔街的冲突引起的，使德国显著的复苏立时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300万，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产党人的词藻表述的。“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戈培尔的《抨击》报是这样宣布的。对农民们（由于世界农产评价格的下降，他们的利润正被化为乌有），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没有工会为他们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希特勒给的是——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但他们是希特勒未来的斗志昂扬而又忠贞的干部。当希特勒宣扬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私自利、保证建立社会大同和一支为实现社会主义、使德国永葆青春而斗争的十字军的尖兵队伍时，他们一个个听得着了迷。他们相信，希特勒将创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政权；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高呼着与他们的共产党敌手们共用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新兴起的一代“觉察到，事物正在发展，可怕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业已结束。”有个追随者回忆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中生活。”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去为吸引大多数青年理想主义者呼吁，而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过来。那年春天，德皇的稚子奥古斯特·威廉（“奥威”）给他的亲爱的战友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从心底里愿意”告诉他，他刚被吸收入党。“这是我深受感动的时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向您表示效忠。”王子害怕共产主义会传播开来；他的转变也影响了菲力气·冯·赫森亲王——德皇的侄儿，维多利亚皇后的孙子。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1930年，希特勒也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团结的感情。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没有阶级界限；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跟随希特勒，在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利益的斗争中，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息。“我们感觉到的，”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们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们的人。你讲话时，就像是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不是坐软席的人，而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军人。”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最后6个星期内，竟发表了20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评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从未如此服从过这种引诱。戈培尔组织了6000个集会——在大厅内，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在露天。还有火把游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纳粹发行的报纸，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且一印就是数百万份，在全德国可说是铺天盖地；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如何操纵选举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虽然可笑，却是可行的忠告。“开玩笑地做，认真地做！要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要刺激他们，让他们发火，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投票总数为3500万；比1928年多出400万。希特勒于午后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兴奋地说：“我们赢了！能得到66个席位！”自1928年以来，他们只占有54个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如果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100个席位才好呢！’”实际上，他们得了107个席位。“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达呢？我们的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对他们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为避免差错，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得6371万张，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2年，希特勒的党便从得81万张一跃而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1326万张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失去了6万张票。这一情况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价的。纳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觉醒者中和在绝望者中争取选票。现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为他们带来好日子的人们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弹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说，但是，使他们走上投票站的却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关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领导人和支部领班的不倦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汉夫施坦格尔的尖酸刻薄的讲话曾使希特勒疏远，但在选举中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却使汉夫施坦格尔重新受宠。赫斯在电话中对他说，元首急于要见他。半小时后，希特勒便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家里。希特勒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党的外国新闻部主任，“我们的前途事业极伟大，用不了几个月，最多一两年，我们便要全面掌权，这是不可阻挡的。你的联系很广，能为我们作出伟大贡献。”
汉夫施坦格尔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3名年轻军官因被指控在军队内进行纳粹宣传而受审。9月25日，希特勒亲自出庭作证，作了一次聪明的、模凌两可的讲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他保证将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权，还向部队表忠，并答应与可耻的凡尔赛条约作斗争，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到那时，1918年的11月革命之仇便能得报，人头将会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灵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时得到满足；对前者，他许诺的是和平愿望，给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他讲话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煽动性言论已不再是一个政客的毫无意义的高调。
汉夫施坦格尔受到外国记者的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草拟了一起文章。“这次大选”，他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发烧——发高烧。这个温度必然会继续上升——以反对现存的条件与无法承受的重负。”他不但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和“青年计划”，而且还要求“归还波兰走廊，因为它像从我们身上割下的一块肉。”然而，他却矢口否认德国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向帝国许下的庄严的诺言。“如果德国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样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那就让我们在‘不行’声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将苦强加给我们。“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步伐。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他将严格地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倘若我们像你们那样活动——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永不致像德国那样，但是，如果她像德国的处境那样，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插刀，那末，英国一旦重新站立起来，她会采取什么态度？英国的爱国者对他们的民族中那些企图破坏国计民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
两星期后，10月13日，107个身穿褐衫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国会以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都高声回答：“有！希特勒万岁！”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对此大吃一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这帮吵吵闹闹，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面孔。我越观察，所见的东西便越使我震惊：许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的面孔。与这伙歹徒同坐一堂，这是多大的堕落！”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国会的讲话是比较稳妥的——“让我们就此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