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1904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燥无味。同年5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x）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x）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x）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百~万\小!说、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1906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1859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1865年首次演出——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10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嘲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11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