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时间多看，挤开人群，穿过铁门向里走去。小区里站满了人，看这架势很快就要开打。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楼，都是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点。由于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地上全是碎砖乱瓦，围墙破了几个大洞，各处都刷满了“拆”字。有一个柴油桶里正在烧橡胶轮胎，我所闻到的焦糊味，正是来自这里。我略感幸运，要是晚来那么几天，恐怕这地方就被推平了。
我扒开人群，找到了1单元楼，门洞口全是老幼妇孺，堵在那儿，我进不去。有人冲我喊：“滚出去！滚出去！”我没理会，把烟掐了，这时我发现事情出了点岔子。
我只有一个并不具体的地址，我不知道斜眼少年住在哪一层哪一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房子大概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作为一个势单力孤的业余侦探，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查案子，这有点说不过去。
我找了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低声问：“小朋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高中生，是个斜眼。”我想做一个斜眼给他看，但我戴着墨镜，就算了吧。小孩看了我半晌，忽然大哭，喊道：“这儿有个j细！他要找斜眼！”说完撒腿就跑。我不明就里，抬起头看，已经被七八个妇女围住，其中有人说：“早就注意到你了，快滚到你同伙那里去！”我说我哪有什么同伙，立刻有两个男人过来，左右架住我，生拉硬拽到人墙那儿，再架出去，把我往前一丢，引来哄堂大笑。
我向远处张望。一块大空地，都推平了，停着两辆带抓斗的履带车，也是灰头土脸锈迹斑斑。这种车子，你很难搞清楚它到底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履带车后面站着三种人，戴安全帽的，穿迷彩服的，架着墨镜的。安全帽最多，都是些建筑工，看热闹似的躲在最后面；迷彩服较少，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面色凝重地围在履带车旁边；架墨镜的最少，仅有十几个人，其相貌外形各异，都叼着烟。我差点笑出来，我的样子和墨镜们非常相似。
电喇叭在喊我：“回来，回来，还不到时候！”人群对我发出一阵嘘声。我就像身陷两军阵前的谁谁谁，与两派全无关系，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墨镜本来是为了挡脸，此时却令我万众瞩目。举着电喇叭的是个上唇留着胡子的墨镜男，穿一件烂糟糟的皮夹克，站在五十米开外对我大吼。我试图退回人墙，被人踹了回来，这样我只能向墨镜们跑去。刚跑到位，举电喇叭的胡子重重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骂道：“乱跑个逑啊！”我捂着头回答道：“上厕所去了。”胡子对我吼道：“后面呆着去！”我走到后面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迷彩服拍了拍我肩膀，很友好地说：“当心点，不要乱跑，第五街这里全是下岗的，他们正想找人垫背呢，落单了让你死得难看。”
那是下午，太阳偏西，但还在我头顶，白昼正在逐渐消逝。我躲在人群里抽烟，冷眼看着他们的举动。胡子一直在看太阳，这让我联想起古战场的将帅，古代没有手表。与此同时，胡子不停地打手机，手机上当然有时间，但他好像是对太阳的位置更敏感。我不无悲凉地想，今天竟遇到了一个如此古典的流氓。对面的居民换了一班，男人们撤下去，一批女人上来，双方都没有实际的行动，在太阳下面耗着。胡子夹着双腿在原地踏步，很像是尿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跑到墙边，拉开裤子尿尿，身后的人也都跟过去尿，几十个人一起尿尿的样子颇为壮观，也引来对面的嘲笑。我预感到事情就要开始了。准干事之前都得把自己尿干净才行。
居民们在对面聊天骂娘，女的打毛线，男的搬来一张折叠式麻将桌，开始打露天麻将。与之相比，拆迁人员这边显得沉闷而严肃，毕竟是客场作战。胡子尿完了，回到抓斗车旁边，又打手机。
我问那个迷彩服：“社区里还有这么多人，真用推土机推过去？”
迷彩服说：“咦？你刚出来混的，这都不知道？这玩意只能用来吓唬吓唬他们，不是推房子，是推围墙的，推平了，把路都掘开了，把水电都给断了，白天黑夜地在旁边开工，他们就只能搬走了。”
“冷兵器时代的围城战。”我赞叹道。
“其实都没用，人要是遇到拆迁，都会比平时坚强一百倍。我见得多了，一幢房子里只要有一个坚强的，你就不能把房子给推平，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这片街道上全都是我们打跑的，断水断电有什么用啊。他们都是下岗的，饭都吃不饱，对水电的需求很低的。这种人饿得久了，会产生幻觉，以为穷人是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只有挨了打才会明白，今天的世界是谁做主。”
我点点头，佩服，我想看看他们怎么收场。
胡子收起手机，命令抓斗车开向小区围墙。车子轰轰地启动，迷彩服和安全帽们微微弓着身子，跟着向前走，有点像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坦克战，对面是斯大林格勒缺兵少将仅仅拥有轻武器的苏军战士。苏军战士们推开麻将桌，全都站在第一线，砖头瓦片雨点般地飞过来。这场面我见过，我们和lon的装修工打仗也是这样。听见有人喊：“不许推我们的围墙。警察来啦！快去报警！”抓斗车继续向围墙开去，一片轰鸣，一片稀里哗啦，和我说话的迷彩服脑袋上挨了一砖头，血流满面地撤了下去。苏军战士中冲出几个老太太，往围墙边一躺，喊道：“有种就压过来！”抓斗车停了下来，德军战士和苏军战士近距离扭打在一起，卓娅和柳德米娜们尖叫。瓦西里和伊万诺夫被一群海因里希围住了痛打。打麻将用的折凳像风筝一样飞上了天，一名戴墨镜的党卫军战士被绒线针戳中了私密部位，惨叫着穿过人堆向街道上跑去，大概是去挂急诊了。
战局在三十秒钟之内就向着冲锋的一方倾斜，大部分的墨镜都还没有动手，迷彩服已经将局面控制住了，人群退回了小区里，躺在地上的老太太并不能成为抓斗车的障碍，她们被抬起来，但并没有被放下，她们就被个人抬着，既不能反抗也不能自残，紧跟着，抓斗车像武侠小说中的化骨绵掌，轻轻地拍向围墙。温柔的国家机器仅仅是擦碰了这个违章建筑，它便应声倒下。
迷彩服和墨镜们欢呼，手一松，老太像没抓稳的萝卜一样掉在地上。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喜出望外地举着铁锤铁锹奔向围墙的残骸，仿佛是丰收季节奔向稻浪滚滚的田野。
加拿大一枝黄花
“后来呢？”咖啡女孩问。
后来全都撤退了，因为大盖帽来了：场面非常混乱，迷彩服们跳上卡车扬长而去，我跟着墨镜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胡子开的是一辆凯迪拉克，早跑了，剩下一些安全帽留在现场，负责交涉谈判。胡子丢下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你们会主动要求搬家的。”这句话是说给一个躺在地上昏死过去的人听的，再后来，救护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坐在面包车里，强忍着惊恐和惶惑，去了一家酒楼，吃了点冷菜，到热菜上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快要露馅了，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回到了这里。
“太可笑了，”她说，“怎么会感到自己要露馅呢？”
“很简单，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把墨镜摘了下来，我却忘记了。有个家伙过来骂我傻逼，然后很疑惑地问，你这个墨镜哪儿搞来的，和我们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你既没有做侦探的天赋，也没有当卧底的素质。”
“这一点我承认，幸好溜得还算快。”
“马桶是怎么回事？”
“出门之前觉得要干点什么，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心脏像低血糖一样犯潮。擦马桶是一种调剂。我擦得不错吧？”
“古怪。”她说，“走的时候连房门都没关。”
“关了。”
“没关，门开着。”
“我记得是关了嘛。”我嘟哝了一声，有点迷惘，人们大多记不清自己是不是关了房门，那顺手的一下子在记忆中总是模糊的。“这扇门真可怕。”我故意说。
我来说说草丛吧。
我说：“那种草的学名，叫‘加拿大一枝黄花’。”
她抬起头看我，不明白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仍自顾说下去。
“是三十年代从北美洲进口的，当时作为观赏植物对待。没想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命力超强，和水葫芦是同一种类型。水葫芦当初是作为猪食被引进的，尚且还有点实用价值，加拿大一枝黄花则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完全是用来看的。我至今仍不能明白，它那么丑陋，开出来的花还不如稻子好看，当初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观赏植物。它在花鸟市场有个很滑稽的名字叫‘幸福草’。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物种入侵当然没有概念。半个世纪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危害，喷药，焚烧，生物抗衡，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它还继续长着，公路边，河滩上，还有那个凶杀案的现场，它步步为营地吞噬着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只要你稍不注意，它就会像亡魂大军一样复活，占领了全世界。
“我家乡也是，麦乡到处都是这种草，甚至长到了屋顶上。念中学的时候，上劳动课就是去操场上、公路边拔草，拔掉了还必须堆起来烧，否则种子还是会四处传播。起初还觉得挺好玩，真干了才知道累，草都纠集在一起，比人还高，根特别深，强悍得不可思议。再后来，凡劳动课去拔草就觉得头皮发麻。
“那草丛是很难进去的，踢球的时候，要是球飞进去了才叫麻烦。里面可能会有昆虫，有老鼠，有蛇，是一个很完整的生物圈，就像珊瑚礁一样。有一次我进去，踩到了一只死猫，猫不太可能是迷路死在里面的吧？也不太可能像非洲象一样，找个没有象的地方孤独地死去。反正很可怕，踩到猫的尸体。那时候我就想，不知道哪天进去捡球，会踩到人的尸体，这个念头纠缠着我，没想到若干年后成真了。
“这种恶性杂草的能量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仅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倒像是天生具有一种人格：强悍而团结，造就了一个铁幕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杀死其他的植物，却又不会使自己的同类死于营养不良，既残暴又无私地控制着它们的领域。
“有人叫它生物杀手，其实它不是杀手。那种绞杀乔木的藤蔓才是杀手，是一对一的谋杀。加拿大一枝黄花应该是生物纳粹。不同的是，纳粹自认为高贵，以高贵的名义屠杀人类，而加拿大一枝黄花假如有知，它一定会承认自己是卑贱的，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具体的行动上，它都是用卑贱征服世界。”
她说：“啊，这可比你讲的那个音乐老师的故事可怕。”
“不，音乐老师才可怕。”我说，“比讲的故事一点都不差的。”
次日清晨，我离开了筒子楼，独自回学校。走过食堂门口时看见好多人围在那儿，有个女生扶着肚子在吐，从呕吐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天早餐的菜单。我有点恶心，问：“是不是怀孕了？”女生在呕吐的间歇抬起头骂道：“去你妈的，没看见墙上贴的什么玩意吗？”我走过去一看，墙上贴着的是一张认尸启事，被河水浸得像气球般的人体，加注一个面部特写，还是彩色复印件。女生抱怨道：“都他妈的什么变态啊，把这个贴食堂门口！”旁边的人安慰道：“保卫科的人一贯变态的，没贴你床头就算不错了。”
有认识的人问我：“夏小凡，这是你那天撞见的尸体吗？”我说不是。他们还想再撬我的嘴，我就什么都不肯说了。我告诉他们：“凶案现场的事情是不能乱说的，也许凶手就在你们中间，也许你们中间有个把变态的，就按照这个模式去作案，会很麻烦。”这伙人说：“你就装二百五吧。”
他们告诉我：“听说上次那个敲头凶手被抓到了。”我说：“哪个敲头的？”他们说：“噢，就是在女厕所行凶的那个，够神速的。”我说：“如果当成大案重案来对待，一般来说一个月之内就能解决问题。是连环杀手吗？”他们说：“这就不知道了，应该不是吧，听说凶手杀了人就潜逃到外地去了，你看到的那个尸体和他没关系。”我问：“凶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说：“居然是隔壁loft的装修工，一个泥瓦匠，听说是个惯犯，刚进场第一天，还没开工就忍不住蹿到我们学校来杀人了。”
上帝保佑那个被锤杀的女生。上帝保佑这个世界是丁字形分割的，已死的人们将不会再被伤害，而留在这个世界的我们，就只能看运气了。有时你会不明白，为何上帝不能再劳驾一点，将世界十字分割，但你再想想，丁字分割的世界已然是神对我们的眷顾了。
可是贴在食堂门口的尸体照片又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文字描述，这具尸体发现在t市的另一头，隔着整整一个市区，为什么认尸的照片偏偏贴到了我们的眼前。如果每一起认尸启事都贴到食堂里的话，这饭就别吃了，但它只是定期出现，有时是浸泡过的，有时是宰得血肉模糊的，有时是被火车轧成零件状的。不得不承认，这个随机程序背后的意志力还是很体谅我们吃饭的胃口的。
我踢开寝室的门，还是上午，老星穿戴整齐坐在凳子上，看脸色是一夜没睡了。他身边是两个穿夹克衫的中年男人，一左一右坐在下铺的床沿上。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是那天报警时找我问话的警官。他是穿便衣的。
我问老星：“怎么了？布告上那具尸体和你有关系吗？”
老星咽了一口唾沫，用很钝的嗓音说：“齐娜死了。”在我手脚冰凉的瞬间之后，他补充道：“你那天发现的尸体，是齐娜。”
变态记忆
二〇〇0年的冬天，我曾经和齐娜一起去面试过一家公司，位于市区商业街一条支路上的破旧大楼里，大楼外墙是土黄铯的，八十年代的钢窗，窗玻璃都是灰蒙蒙的，看不到里面的内容。大楼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也都蒙着一层灰，疑似无主。仅六层楼的房子居然还装了一部电梯，听说那楼房以前是什么机关学校，后来废弃了，给人开公司。
那次齐娜本不想去的（在她看来，德国公司的文秘职位非她莫属），但面试通知发到了我和她的电子邮箱里，我要去，她便也答应陪我，纯粹是想锻炼一下面试技巧罢了。
那是一家广告公司，邮件上写着是6f，我应聘的职务是电脑维护，齐娜应聘文案。去的时候齐娜就提醒我，肯定不是什么好公司，好公司面试都会用电话通知，不会发什么邮件。我反驳道：“传销公司通知面试的时候恨不得脱光了抱着你呢。”尽管嘴硬，但我心里也知道，这事不是很靠谱。
我们走进大楼，齐娜按了电梯按钮，过了一会儿听见头顶上方传来隆隆的声音，那铁皮方盒子像巨灵神下凡一样降了下来，哐哨一声落定，又像八十岁的老妇人打开双腿般开启了两扇门，里面有一个中年电梯员，光头，连眉毛都掉干净了，骨瘦如柴双目如鹰，裹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齐娜嘀咕了一声：“这狗东西不会把我们运到地狱去吧？”
看上去确实很像地狱班车，电梯员则是地狱班车的司机。我们站在门口犹豫，电梯员说：“进不进来啊？”齐娜一步走了进去，我也跟着进去，不料那电梯门忽的一声合拢，把我夹在了中间，我大骇，电梯员拚命敲打着按键面板，它总算弹开了，我差不多是掉进了电梯里。
我交叉双臂，捂着胳膊骂道：“手都快给夹断了。”电梯员严肃地说：“所以刚才催你们快进来。这电梯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把个孕妇夹得流产了，正好夹在肚子上。你们去几楼？”我们骇然地听着，说：“六楼。”
电梯轰轰地启动，从内部看来，它简直像是撒旦的芓宫，金属壁板上的油漆从中间部位磨损，形成几个黑色的漩涡，头顶上有两盏日光灯，一盏尚好，另一盏吧嗒吧嗒地闪着，几秒钟之内让人眼压升高，头晕，想睡，完全是高血压的症状，幸好我们都没有幽闭恐惧症。齐娜对电梯员说：“你这工作条件很恶劣啊。”电梯员答道：“小空间，大责任，条件恶劣才显出我的价值。”齐娜嘲笑道：“敬业，敬业。”
我注意到面板上亮着的是5，以为他按错了键，想伸手去按6，被电梯员挡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