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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通天第119部分阅读

    尾,这也与神农氏尝百草而遇毒的传说相合。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载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从此繁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先祖的寝陵附近。

    据以上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药起源于先民的农业文明时代,尝百草遇毒,果然实有其事,故《墨子贵义》说:“譬若药然草之本”,后世以此称中药学著作为“本草”。汉代把药学名著冠名《神农本草经》,既是“言大道”(《尚书孔安国序》),又是对先人发现药物的尊崇。。。

    华佗妙方“医”贪官的典故

    三国时候,有一位掌管军营粮饷的军需官叫杨宕,官儿虽不大,可油水却捞了不少。但好景不长,杨宕得了一种怪病,既不发烧也不头痛,只是胸口胀满,像石头压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床上更难受。医生请了不少,可连是什么病症都诊断不出,杨宕只好派人去请神医华佗,并声称只要华佗能把他的病治好,不管花多少银两他都愿意。

    华佗医术高明,为人正直。百姓有病请他,他随叫随到,若遇贫困者还解囊相助,然而对于贪官污吏,就算重金相请也拒绝上门。华佗对杨宕的为官之道早有耳闻,因此,杨宕多次派人请他都借故不去。无奈,杨宕只好命儿子亲自跪请华佗,并痛哭流涕。华佗见其情恳,这才随同前往。经过望闻问切,华佗开了两张处方,嘱其依次服用。

    华佗走后,杨宕将第一个处方拿来观看,看着看着,他大惊失色,额头上冷汗直冒。原来处方上写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法夏、毕拔、朱砂。”杨宕把这八味药上下连贯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明明是“二过相连,王法必诛”吗?

    原来,杨宕自从当上军需官,平时经常克扣军饷。最近,其叔父杨修因得罪曹操以“泄露军密”为由问罪处死。后台一倒,杨宕自知自己将好景不长,于是打算趁最近一次押运军饷大捞一把,然后告老还乡。他的这个如意算盘不想被华佗点透,既害怕又担心,出了一身冷汗,但似乎觉得胸中好受了一些。接着他又看第二个处方,一看顿时“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原来处方上写的是:“常山、、官桂、木香、益母草、附块。”这六味药的谐音是“赏汝棺木一付”如此“药方”,杨宕见了,不由气火攻心,肝胆俱裂。家人见状吓慌了,都大哭起来。

    杨宕听见哭号声,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倒觉得心轻身爽。此时华佗不请自来,他对杨宕说:“你之所以胸部闷胀,是因为肚内瘀积,乃贪婪气郁凝集。现在气随汗出,吐尽瘀血,积消瘀化,恶病已除。只是身子虚弱,我再给你开一剂补方,你服后定会痊愈。”杨宕服后果然身体逐渐康复。从此,杨宕再也不敢干克扣军需粮饷之事。。。

    王惟一与针灸铜人

    王惟一,或名惟德,北宋医家,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籍贯不详。王惟一历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医官,仁宗时为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

    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皇帝命令,纂集旧闻,订正廖误,考订针灸著作。他按人形绘制人体正面、侧面图,标明腧|岤的精确位置,并搜采古今临床经验,汇集诸家针灸理论,著成医书3卷,共载腧|岤657个,采用按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岤排列方法,既使人了解经络系统,又便于临证取|岤需要。

    王惟一仁宗以为“古经训诂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0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仁宗下令将一具置于医官院,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两具针灸铜人均仿成年男子而制,躯壳由前后两件构成,内置脏腑,外刻腧|岤,各|岤均与体内相通,外涂黄蜡,内灌水或水银,刺中|岤位,则液体溢出,稍差则针不能入,因而可使医生按此试针,以供教学和考试之用。王氏前所撰针灸著作也名为《铜人腧|岤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后世宋铸铜人丢失,对其去向,说法不一。据传,一具流入襄阳,后来由“赵内仲归之内府”。属何“内府”,尚需考证。另一具,《元史》称“此宣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则这具铜人是贡品,与一般所说金人南侵时曾掠其一而去,到元代又从金人那里夺回的说法不一。

    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视铜人为国宝。《元史·方技工艺传》详载了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的经过。至元二年(1265年),新像修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精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受到世祖嘉奖并赐官。

    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铜像因年久失修,昏暗难辨,下令重铸铜人模型,以代替宋铜人。至此,这一座宋铸铜人的下落,亦趋于不明。

    明清两代,公私铸造铜人很多。现存于世的,大多是明清两代所造,包括流传于国外的。日本帝室博物馆藏有一具大型铜人模型,有人认为这就是宋铜人。但是,据亲眼目睹这铜人的人描述,这铜人为“二个断片缀合组成”,而不是“背面二器相合,浑然全身”,故不能“中实以汞”。其腧|岤名称于鎏金书写的,而不是镶嵌“错金而书|岤名于旁”。据此,可以断定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的这具铜人,绝非宋铜人。

    《铜人腧|岤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负责,将全书内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

    宋代,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图经》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建成“针灸石壁堂”(1042改称“仁济殿”)。

    元代至元(1277-1294)或元贞(公元1295-1296年)年间,将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岤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1445-1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劈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

    1965年至1971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为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刘通讳使然。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岤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看出,使经|岤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岤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岤理论。

    《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岤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岤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

    中医典故,立夏吃乌米饭的由来

    孙膑和庞涓本是同窗学友,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两人学业、智谋都不相上下,但孙膑为人诚实厚道,庞涓却富有心计。两人跟随师父苦学三年,庞涓见学业已就,就要下山立功扬名,就拜别了师父,来到了魏国。孙膑认为自己尚未学成,继续随师傅学习。鬼谷子早就看中了这位老实忠厚的学生,就教他兵书阵法,期望他能拯救乱世,一展宏图。

    两年过去了,一天,孙膑收到了庞涓的一封信,说是自己已当上了大将军,邀请他到魏国,共同辅佐魏王。孙膑很lwen2,就找老师商量。老师看了信沉默不语,但还是同意孙膑下山。

    孙膑一到魏国,庞涓就把他推荐给魏王,很得魏王赏识。从此,二人经常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谈论富国强兵之道,并研讨阵法和用兵之策。庞涓见孙膑高出自己许多,才知道先生已把兵书传授给了孙膑。他想借兵书来读,孙膑只好以实相告,先生不让带下山来。庞涓闷闷不乐。

    突然有一天,孙膑被一群刀斧手绑架,用了一顿大刑,还被挖去了两只膝盖骨,然后抛进监狱。孙膑痛得死去活来,不仅大声责问士卒,士卒并不答话,只说是魏王的命令。孙膑感到自己冤枉,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不知为何受此大刑,他多么盼望庞涓能替自己说句公道话啊!庞涓果然来了,他抱住孙膑的废腿哭得涕泪横流:“魏王怎么干出这种事来呀!”孙膑也泣不成声,请庞涓搭救。庞涓绝望地说:“若是旁人还成,可对魏王,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庞涓每天都到狱中来看望,还让人送来好茶好饭供孙膑食用。孙膑非常感动,心想患难识知己,还是老同学好啊。孙膑自从两腿残废以后,万念俱灰,心想自己饱读兵书,而今却成废人,不能建功立业,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几次想自寻短见,却被庞涓劝阻,并说愿意伺候他一辈子。孙膑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一天,庞涓又来看孙膑,闲聊起来。庞涓说:“师弟啊,你要振作起来,你虽然残废了,不能统兵打仗,建功立业。但是,你还可以把自己的用兵之道写下来,著书立说,传之后世,同样可以流芳百世啊!”听着庞涓语重心长的话,孙膑感到很有道理,不禁点头称是。

    自那天以后,孙膑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每天写兵书不停。庞涓来得更勤了,嘘寒问暖,察看写兵书的进度,还劝他当心身体。孙膑感谢庞涓深厚的友情,更加勤奋,心想写成后送给庞涓,以答谢他的照顾之恩。

    几个月过去了,兵书很快就要写成了。一天,看守孙膑的老狱卒热心地对孙膑说:“先生的兵书写成之后,我一定设法给你送回家去。”孙膑微微一笑,说:“老人家,不必了,兵书写成之后我就送给庞大将军。我们是同窗好友,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狱卒一听,惊讶得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孙膑惊奇地问:“你这是怎么了?”老狱卒长叹一声,悲凉地说:“先生,你太仁厚了,害你的正是庞将军啊!是他嫉恨你的才学,才设计陷害你的啊!”的确如此,庞涓虽然足智多谋,可是心胸狭窄,妒贤嫉能。他见孙膑熟读兵法,惟恐影响自己的前程,就设计陷害,并用了刖刑,使他不能统兵上阵,并想法骗取兵书。

    孙膑一听老狱卒的话,犹如青天霹雳,惊的他目瞪口呆。他思前想后,终于恍然大悟,识破了庞涓的险恶用心。他愤怒已极,没想到自己敬重的同窗好友,竟是一个j诈小人。他把写好的兵书全部烧毁,并想好了对策。

    第二天,庞涓来到狱中,见孙膑蓬头垢面,又哭又笑,疯疯癫癫,写好的兵书也已烧毁,气得他立刻命人把孙膑关进猪圈里,监视起来,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谁知,不一会儿,孙膑便枕着猪槽呼呼大睡了。

    从此,孙膑不吃不喝,疯疯傻傻,整日与猪厮混在一起。老狱卒非常同情孙膑的遭遇,见他一天天消瘦下去,整天闷闷不乐。这事被老狱卒的老伴知道了,献计道:“用乌树叶子浸拌糯米,煮成饭后捏成小团子,跟猪粪的颜色、形状差不多,既可瞒过庞涓,又可救孙膑的性命。”老狱卒听后大喜,忙让老伴快做。这天正好是立夏,老狱卒在值班时,就把乌米团子塞给了孙膑。

    聪明的孙膑不点自明,等庞涓来看他时,就笑嘻嘻地顺手抓起身边的猪粪,“噼里啪啦”地朝庞涓扔去。庞涓左躲右闪,还是扔了一身猪粪。孙膑拍手笑道:“这猪粪这么好,你不吃,我可要吃了。”说着,他摸起一个个“猪粪”吃起来。庞涓看到孙膑吃猪粪,这才相信他是真疯了,就这样放松了对他的看管。

    齐国早就听说孙膑的才名。田忌就派人同老狱卒一起设计救出了孙膑。孙膑来到齐国,被拜为军师,坐在轮椅上指挥打仗。后来,齐国和魏国交兵,在马陵道这个地方,孙膑打败魏军,射杀了庞涓,终于报仇雪恨。

    孙膑十分感激那位老狱卒,每到立夏,他就要吃一顿乌树叶糯米团。人们钦佩孙膑的气节才华,也在立夏时做乌米饭吃。立夏吃乌米饭的风俗便形成了。据说,吃乌米饭还能祛风败毒,连蚊虫也不会叮咬了。。。

    蛊毒

    。蛊毒,指以神秘方式配制的巫化了的毒物。

    偏远的苗族聚居地区,如果小孩不小心嘴里起了血泡,做母亲的便一边慌忙找针把血泡扎破,一边愤愤地骂道:“着蛊了,着蛊了。挨刀砍脑壳的,谁放的蛊我已知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要是吃鱼不慎,鱼骨卡在了喉咙,母亲就会叫孩子不加咀嚼地吞咽几大口饭,将鱼刺一股脑儿地吞下肚里。随后叫小孩到大门口默念着某某人(被认为有蛊者)的名字,高声喊叫:“某某家有蛊啊,她放盅着我,我知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哪天我要抬粪淋她家门,拣石砸她家的屋顶,让大家都知道她家有蛊,有儿娶不来,有女嫁不去哩!”喊声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据说通过这种喊寨的方式,“放蛊”的人听见了,心里害怕,就会自动将“蛊”收回去。蛊在苗族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他们认为除上述一些突发症外,一些较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等,以及内脏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的慢性疾病,都是着了蛊。属于突发性的,可用喊寨的方式让所谓放蛊的人自行将蛊收回就好了;属于慢性患者,就要请巫师作法“驱毒”了。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传说中制造毒蛊的方法,一般是将多种带有剧毒的毒虫如蛇蝎、晰蝎等放进同一器物内,使其互相啮食、残杀,最后剩下的唯一存活的毒虫便是蛊。蛊的种类极多,影响较大的有蛇蛊、犬蛊、猫鬼蛊、蝎蛊、蛤蟆蛊、虫蛊、飞蛊等。虽然蛊表面上看是有形之物,但自古以来,蛊就被认为是能飞游、变幻、发光,像鬼怪一样来去无踪的神秘之物。造蛊者可用法术遥控蛊虫给施术对象带来各种疾病甚至将其害死。对于毒蛊致病的法术,古人深信不疑,宋仁宗于庆历八年(1048年)曾颁行介绍治蛊方法的《庆历善治方》一书,就连《诸病而侯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书中都有对中蛊症状的细致分析和治疗的医方。在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