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吃的讲究，古代时是为祭祀，天和在天上的祖宗要闻到飘上来的味儿，才知道俗世搞了些什么名堂，是否有诚意，所以供品要做出香味，味要分得出级别与种类，所谓“味道”。远古的“燎祭”，其中就包括送味道上天。《诗经》、《礼记》里这类郑重描写不在少数。
前些年文化热时，用的一句“魂兮归来”，在屈原的《楚辞·招魂》里，是引出无数佳肴名称与做法的开场白，屈子历数人间烹调美味，诱亡魂归来，高雅得不得了的经典，放松来读，是食谱。
咱们现在到无论多么现代化管理的餐厅，照例要送上菜单，这是古法，只不过我们这种“神”或“祖宗”要付钞票。
商王汤时候有个厨师伊尹，因为烹调技术高，汤就让他做了宰相，烹而优则仕。那里煮饭的锅，也就是鼎，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闽南话现在仍称锅为鼎。
极端的例子是烹调技术可以用于做人肉，《左传》、《史记》都有记录，《礼记》则说孔子的学生子路“醢矣”，“醢”读如“海”，就是人肉酱。
转回来说这供馔最后要由人来吃，世俗之人嘴越吃越刁，终于造就一门艺术。
香港的饭馆里大红大绿大金大银，语声喧哗，北人皆以为俗气，其实你读唐诗，正是这种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
香港人好鲜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贪言中华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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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人总讲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么都有，端看你要什么。比如你可以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书，很快就来了，端看你订不订，这怎么是沙漠？
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来的内地人，保持着自己带去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世俗精致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你们若是喜欢看香港电影，不知道了不了解香港是没有电影学院的。依我看香港的电影实在令人惊奇。以香港的人口计算，香港好演员的比例惊人。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过，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
香港演员的好，都是从世俗带过来的。这就像以前中国电影演员的好，比如阮玲玉、石挥、赵丹、上官云珠、李纬的好，也是从世俗带过来的。现在呢，《阿飞正传》这种电影，也只有香港才拍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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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书人对世俗的迷恋把玩，是有传统的，而且不断地将所谓“雅”带向俗世，将所谓“俗”弄成“雅”，俗到极时便是雅，雅至极处亦为俗，颇有点“前‘后现代’”的意思。不过现在有不少雅士的玩儿俗，一派“雅”腔，倒是所谓的媚俗了。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读明末清初的张岱，此公是个典型的迷恋世俗的读书人，荤素不避，他的《陶庵梦忆》有一篇“方物”，以各地吃食名目成为一篇散文，也只有好性情的人才写得来。
当代的文学家汪曾祺常常将俗物写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萝卜、马铃薯。古家具专家王世襄亦是将鹰，狗，鸽子，蛐蛐儿写得好。肯定这些，写好这些，靠的是好性情。
中国前十年文化热里有个民俗热，从其中一派惊叹声中，我们倒可以知道雅士们与世俗隔绝太久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雅士去关怀俗世匠人，说你这是艺术呀，弄得匠人们手艺大乱。
野麦子没人管，长得风风火火，养成家麦子，问题来了，锄草，施肥，灭虫，防灾，还常常颗粒无收。对野麦子说你是伟大的家麦子，又无能力当家麦子来养它，却只在客厅里摆一束野麦子示雅，个人玩儿玩儿还不打紧，“兼济天下”，恐怕也有“时日何丧”的问题。
我希望的态度是只观察或欣赏，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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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世俗中的卑陋丑恶来质问，我也真是无话可说。
说起来自己这几十年，恶的经验比善的经验要多多了，自己亦是爬滚混摸，靠闪避得逞至今。所谓“俗不可耐”，觉到了看到了也是无可奈何得满胸满腹，再想想却又常常笑起来。
揭露声讨世俗人情中的坏，从《诗经》就开始，直到今天，继续下去是无疑的。
中国世俗中的所谓卑鄙丑恶，除了生命本能在道德意义上的盲目以外，我想还与几百年来“礼下庶人”造成的结果有关，不妨略说一说。
本来《礼记》中记载古代规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讲的是礼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俗世，因此俗世得以有宽松变通的余地，常保生机。
孔子懂得这个意思，所以他以仁讲礼是针对权力阶层的。
战国时代是养士，士要自己推荐自己，尚无礼下庶人的迹象。
西汉开始荐举，荐举是由官员据世俗舆论，也就是“清议”来推荐新的官员，这当中还有许多重要因素，但世俗舆论中的道德评判标准，无疑是荐举的标准之一。汉代实现“名教”，“清议”说明“名教”扩散到俗世间，开始礼下庶人。
汉承秦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是否促进了礼下庶人呢？
魏晋南北朝的臧否人物和那时的名士行为，正是对汉代延续下来的名教的反动。
从记载上看，隋唐好一些。
礼下庶人，大概是宋开始严重起来的吧，朱熹讲到有个老太太说我虽不识字，却可以堂堂正正做人。这豪气正说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实庶人不必有礼的“堂堂正正”
，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
明代是礼下庶人最厉害的时候，因此贞节牌坊大量出现，苦贞、苦节，荼害世俗。晚明读书人的颓风，或李贽式的特立独行，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动。
清在礼下庶人这一点上是照抄明。王利器先生辑录过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三部分，仅这样的分法，就见得出礼下庶人的理路。略读之下，已经头皮发紧了。
民国初年的反“吃人的礼教”，是宋以后礼下庶人的反弹，只不过当时的读书人一竿子打到孔子。孔子是“从周”的，周是“礼不下庶人”的。我说过了，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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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不上大夫”是维护权力阶层的道德尊严，这一层的道德由不下庶人的礼来规定执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非常谨慎，看来他对礼并非全盘掌握，可见礼的专业化程度，就像现在一个画家进到录音棚，虽然也是搞艺术的，仍要“每事问”。孔子大概懂刑，所以后来做过鲁国的司寇，但看他的运用刑，却是防患于未然，有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
先秦以前世俗间本来是只靠刑来治理，所谓犯了什么刑条，依例该怎么罚。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反对当时晋的赵简子将刑条铸在鼎上公之于众，看来刑的制定和彝器，规定是不让“民”看到而知之。
大而言之，我体会“礼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区隔。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难过了。
解决的方法似乎应该是刑既上大夫也下庶人，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礼呢，则依权力层次递减，也就是越到下层越宽松，生机越多。
你们看我在这里也开起药方来，真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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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读书人总免不了要开药方，各不相同。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正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戏剧性场面的那段时期，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抄家，揪斗走资派，著名的街道改换名称。一天中午，我经过西单十字路口，在长安大戏院的旁边有一群人围着，中国永远是有人围着，我也是喜欢围上去搞个明白的俗人，于是围了上去。
原来是张大字报，写的是革命倡议，倡议革命男女群众夏天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要穿长衣长裤，是不是要穿袜子记不清了，我记得是不需要戴帽子。
围着的人都不说话，好像在看一张讣告。我自己大致想象了一下，这不是要大家当落汤鸡吗？
游泳穿长衣的革命倡议，还没有出几百年来礼下庶人的恶劣意识，倒是围着的人的不说话，有意思。
像我当时那样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你不提穿长衣游泳，我倒还没有想到原来是露着的，这样一提，真是有鲁迅说的“短袖子”的激发力。我猜当时围着的成年人的不说话，大概都在发挥想象力，顾不上说什么了。我想现在还有许多北京人记得西单的那张大字报吧？
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我们不妨来篇《礼下庶人的湿衣》。
我在美国，看选举中竞选者若有桃色新闻，立刻败掉，一般公民则无所谓，也就是“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因此美国有元气的另一个特点是学英雄而少学圣贤。我体会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有英雄的意思，但要求英雄还要有理性，实在太难了，所以虽然教育普及读书人多，可称知识分子的还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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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改造国民性”。
也许有办法改造国民性，比如改变教科书内容曾改变了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国”，是个稳妥可行的办法，只是中国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过读书改造了自己的“国民性”的大部分读书人，又书生气太重，胸怀新“礼”性，眼里揉不进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导革命。
我在云南的时候，每天扛着个砍刀看热带雨林，明白眼前的这高高低低是亿万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样也不能少，迁一草木而动全林，更不要说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内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后不能恢复，道理都就在这里。
我后来躺在草房里也想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而且它们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都不是，皮、毛到底还是可以分开的。
糟粕、精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鲁迅懂得的。但终其一生，鲁迅有喜剧，就在于他批判揭露“礼下庶人”的残酷与虚伪，几百年来的统治权力对这种批判总是扑杀的。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
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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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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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观过了世俗，再来试观中国小说。
“五四”以前的小说一路开列上去不免罗嗦，但总而观之，世俗情态溢于言表。
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
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
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
我读《史记》，是当它小说。史是什么？某年月日，谁杀谁。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杀”为“弑”，弑是臣杀君，于礼不合，一字之易，是为“春秋笔法”，但还是史的传统，据实，虽然藏着判断，但不可以有关于行为的想象。
太史公司马迁家传史官，他当然有写史的训练，明白写史的规定，可你们看他却是写来活灵活现，他怎么会看到陈胜年轻时望到大雁飞过而长叹？鸿门宴一场，千古噱谈，太史公被汉武帝割了卵子，心里恨着刘汉诸皇，于是有倾向性的细节出现笔下了。
他也讲到写这书是“发愤”，“发愤”可不是史官应为，却是做小说的动机之一种。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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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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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还有和尚的“俗讲”，就是用白话讲佛的本生故事，一边唱，用来吸引信徒。我们现在看敦煌卷子里的那些俗讲抄本，见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说初型。
宋元时候，“说话”非常发达，鲁迅说宋传奇没有创造，因有说话人在。
不过《太平广记》里记载隋朝就有“说话”人了，唐的话本，在敦煌卷子里有些残本，例如有个残篇《伍子胥》，读来非常像现在北方的曲艺比如京韵大鼓的唱词，节奏变化应该是随音乐的，因为有很强的呼吸感。
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州一地就有说话人百名，不少还是妇女，而且组织行会叫“书会”。说话人所据的底本就是“话本”。
我们看前些年出土的汉说书俑，形态生动得不得了，应该是汉时就有说书人了，可惜没有文字留下来，但你们不觉得《史记》里的“记”“传”就可以直接成为说的书，尤其是《刺客列传》？
宋元话本，鲁迅认为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变迁。我想，除了说话人，宋元时民间有条件大量使用纸，也是原因。那么多说话人，总不能只有一册“话本”传来传去吧？
汉《乐府》可唱，唐诗可唱，我觉得宋诗不可唱。宋诗入理，理唱起来多可怕，好比文化大革命的语录歌，当然语录歌是观念，强迫的。宋词是唱的。
中国人自古就讲究说故事，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