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的人了，有了盛京内阁这个小朝廷后，很多大事都不需要张云飞亲自出面解决，而是会有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或者其他阁臣出面解决，亦或者张云飞在背后遥控。
作为一个准国家政权，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就要讲究对等原则了，不是任何级别的人都能直接跟张云飞见面了。因此，张云飞在正式会见美国总统特使精棋先生前，先由总理大臣唐绍仪和财政大臣张骞二人分别与之见面会谈事宜。
精棋先生原本是应康有为的邀请，来到中国帮助维新派推行金融改革的。当初张云飞奏请朝廷全面实行金本位制的金融改革一事，如今也有了消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难得一致的都赞成实行统一的货币体制改革，这倒是令张云飞喜出望外。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1933年)和“法币改革”(1935年)以前，中国近代的货币制度处于“历史上罕见的币制混乱”状态。当时中国国内的货币种类已是举不胜举，世界各国都有关于东方古国为何总量gdp占世界六分之一，但是大清财政却只有区区一千万英镑的岁入的论文和学术报告，其中有“中国财政之弊始原于圜法之未备”的说法，就是说大清王朝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
清廷财政税收严重失衡，除了在于币制的紊乱外，还在于国际银价的不稳定性。中国是银、铜都严重缺乏国家，可是却采用银铜本位制的金融体系，一直是世界各国金融专家们无法理解的话题。
19世纪70年代以来银价长期下跌，至20世纪初已发展为暴跌。对国际汇兑来说，国朝币制基于银本位制，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与中国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基本上是根据国际银市场上的银价格(用金本位货币表示)来决定的。国际银价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呈下跌趋势，如以英镑来兑换的海关两的价值，从1872年的79．75便士下跌到1898年的31．2便士，二十多年间跌落了60．9％。
银价长期下跌是因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银货币铸造所需银逐渐减少，而世界银的生产量却持续增加。同时在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俄国等纷纷放弃银本位制而采用金本位制，进入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时，美国停止收购白银，大规模向国际市场抛售白银，导致金银比价达到了历史最低点1：336。
银价的暴跌使清王朝的财政陷入了更为危险的状态，虽然甲午战争没有赔款，但是却因跟日本打仗消耗掉高达九千万两白银的战争经费，这些经费都是各省督抚借巨额外债来的钱，而还债的话，列强规定需要用金来支付。
到1898年1月，国朝金融专家红顶商人盛宣怀推算，清政府镑亏每年将达到760万两。在这种情况下，将随着银价的继续下跌而加重，早晚会让清政府的财政“宣告破产”。1897年，清政府的岁入为8820万两(库平银)，而岁出却为9112万两，赤字已达300万两，故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为避免因甲午战争而带来的镑亏，清政府解释与列强，希望使用白银归还债务，但各国列强并不接受其要求。即使列强接受“还银”的要求，仍无法根本解决镑亏问题。因此，为了彻底解决镑亏问题，摆脱财政赤字，清政府需要另寻方策。
事实上，当时的银价问题并不只是发生于中国，日本和墨西哥也存在类似问题。那时日本、墨西哥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货币使用国家，不过日本人知道白银的磅亏问题后，顶着被英美剥削的情况下，立刻进行了金本位制改革，如今已经很有成效了。
墨西哥政府担心银价会持续下跌，就想使用金(汇兑)本位制来推进本国的币制改革。同时清政府维新派见日本的改革以有成效，加之张云飞奏请币制改革。为此，说服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意改革。这时，墨西哥政府也来说服清政府，在1897年12月与清政府一起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和备忘录，希望美国为两国顺利实行币制改革提供帮助。
关于金储备问题，精棋以为金储备最多相当于新币总额的25％—30％，新制稳定以后，则为10％—15％左右。既然当时中国的银库存(stock)大约19．5亿墨元，铸造新币17亿枚左右就可以代替。而且，在初期新币只试用于4个省的1亿人口中，按照每人4元左右的比例来流通，初期的金储备总额只要13亿就够了。
为了筹备金储备，可以利用铸造差益、捐纳、外债等实现。特别是为了外债的调配，需要适当的抵押。抵押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关税收入的增加、鸦片、酒等的专卖利权。地丁钱粮的增加、矿山利权、铁路、由户部新设各种租税等等。
精棋意识到清政府不可能接受调配更多外债的主张，因此强调在中国还有能够开发的税源，而用此不难调配新外债。如果清政府用外债来筹备金储备，实施金汇兑本位制，所要的款项，比实施银本位制，每年可节省新币3326500元。即使不想引进外债，虽然会拖延改革的速度，但是也有实施金汇兑本位制的可能。
他对此方案的费用也进行了推算。总之，精棋认为，为了筹备金储备所必须引进的外债的抵押并不是不具备的，即使不引进外债也有可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改革。并且与银本位制相比，金汇兑本位制的费用更少。
不过还没有等到维新派高兴两个月，当美国金融货币改革专家精棋来到北京后，准备开始帮助朝廷改革货币制度时，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六月十五日，正兴致勃勃的跟精棋先生研究货币改革事宜的光绪帝，接到了来自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强烈反对奏折。
“国朝如办新圜法，必须聘用专门外国人……聘用专门洋人，立定权限，决不侵国朝之主权。……
臣之所最不解者，则其于新铸银币强定为准三十二换之金价，侈然谓铸头出息可获二分厚之重利，冀以歆动中国也……其法不过使国朝商民以值市价四十换之金一两纳诸政府，勒令抵银三十二两，而外国持银三十二两，一入国朝便可得金一两之用，及以国朝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以银四十两准金一两三点…民必不遵，法必不行，即使强迫行之，亦惟罔内地商民之资财以入之政府，而又括国朝政府之利益，以倾泻于外洋而已。”
关于聘用外国人为大清司泉官的问题，张之洞强调这是外国人欲掌握大清全部财权的阴谋。同时，他认为，为了确保币制的公信，将有关币制的汇兑资料向各国公开，这是列强干涉国朝，欲将国朝作为列强的共同贸易市场的阴谋，是对国朝主权的蔑视。
光绪维新变法时期，国朝官员在内政问题上存在着排斥外国人干涉的倾向，币制问题无疑最为敏感。
由于当时除了户部尚书赵尔巽为首的部分官员以外，大多数的官员还没能完全理解精棋的方案，因此张之洞的奏折对清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强烈的反对，但是人卑言微，他们如何跟封疆大吏们较真，不但无法阻止张之洞的反对，同时还得罪了一大批的地方督抚们。
朝廷六部的主要官员基本上都被光绪帝给罢免了，原本就对金融改革和货币改革知识十分匮乏的国朝中央，此时无法判断美国人精棋的方案是否符合国朝利益？有没有外国利益在内？
因此，张之洞的反对让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抓了瞎，不知该如何是好？
几天后，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升允、甘陕总督谭钟麟、四川总督刘秉璋、两广总督李鸿章、云贵总督于振铎、漕运总督陈夔龙、南河总督张人骏、东河总督李肱等，几乎全国的各个封疆大吏先后上书朝廷反对统一货币，反对进行金本位制改革，要求保持银铜本位制。
由于清朝官僚们“附和”张之洞的主张，致使精棋的改革方案未被采用。
不过，张之洞在反驳精棋方案的同时，提出作为实行币制改革的预备措施，即在湖北铸造库平l两重的新银元。慈禧太后原本也是试试地方督抚们的态度才默认光绪帝的金融改革，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封疆大吏们如此激烈的反对，怕是触动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了。
慈禧太后在暗叹无法控制这些封疆大吏的同时，也顺水推舟同意了张之洞的改革方法，拉拢这些督抚们继续站在慈禧太后一边。
倒是光绪帝的帝党和维新党们却得罪了这些个督抚们，后果可想而知。
清政府接受张之洞的提案，决定在判明新银元的成败之前，不采取任何措施。结果，张之洞不仅使精琪方案成为废物，且以自己的方案主导了清政府的币制改革。
清政府出尔反尔的拒绝了美国的金融专家精棋的方案，令美国很不愉快。
第二天，《北华捷报》(north cha herald)刊登了一篇反驳张之洞的文章，但并没有针对张之洞奏折所据之理由。
“在中国推行币制改革，事实上是向巨大的既得权益和腐败势力进行全面攻击”。
文章强烈的抨击清国地方督抚们的敛财行为，指出，以张之洞的武昌造币厂为首的各省造币厂，大量发行当十铜元，一年内至少可以获得2100万两的铸造差额。张之洞反对精棋方案的根本理由是要保护地方的“既得权益”，即从造币厂的单独运营中所获得的利益。
出于各国在华利益考虑，报纸并没有拥护美国人精棋的理论，只是以指出各省的“既得权益”来表示对张之洞奏折的反对意见。
总理大臣唐绍仪和财政大臣张骞在分别跟美国特使精棋先生会谈结束后，便立刻聚集到了张云飞的东北将军府。
此时的张云飞也对这段时间在北京城发生的事情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精棋突然到访盛京，张云飞也略微的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外乎想在张云飞这里继续推行他的方案而已。
由于奉天省的大规模建设中，很多外资来自于英美各国的各大财团，而尤其是以美国人的最多，因此精棋的到来，怕是想要更进一步的维护美国人在奉天的利益。同时，张云飞水涨船高，接管了东北军务，这还不是明摆着是独自霸占了东北吗？已经在奉天省吃到腥儿的‘美国猫们’，是决计不会放过继续扩大在东北的利益的。
张云飞问道：“精棋不会是想要在我们这里推行他所谓的货币改革吧！”
唐绍仪点点头，回答道：“应该就是这个目的！我看精棋先生的底气似乎很足，怕是有左右我们决定的筹码！”
张骞说道：“其实就算精棋不来劝说我们改革币制，我想大人您的心里怕是也早就准备动手了吧！”
张云飞点点头，回答道：“没错！我既然向朝廷建议进行金融改革，就是准备我们自己先改革！”
“我看行！”唐绍仪说道：“先不说国朝其他诸省的货币有多么杂乱！单说东北三省就有十几个钱庄和外国银行发行的钱币，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更是七八十种之多！而且货币之间的兑换时时刻刻都变化，不但老百姓们吃不消，就是商人都不停的在提心吊胆，生怕赔了进去！他们钱庄和银行倒是赚了个够，可是对于政府来说，那是吃了大大的哑巴亏啊！”
张骞义愤填膺的说道：“不错！我早就看不惯这些个督抚们中饱私囊了！他们都是老百姓的吸血虫，只是以前咱人卑言微，说的话还赶不上放个屁有影响力！现在有张大人主事，咱不能再眼看着不管了啊！”
张云飞说道：“金本位制改革没有问题，咱们有的是黄金储备！不过在币制改革上，东北三省的现有的那些个‘陋规’等势力人群，我们如何处理？”
张云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也不是有没有人会改革，而是改革必将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目前的张云飞全心准备对俄战争，不想在其他方面消耗精力。
咸丰以来，清政府即想让面临崩溃的传统制钱体制(特别是京师地区)得到恢复。1887年清政府采取措施，让临江临海各省使用新式机械来铸造优质钱币，同时用制钱来征收一部分厘金和盐税，通过海路运送到京师。可是，收支基本不平衡的大规模的制钱发行政策未能成功，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尽管如此，这项举措仍成为中国币制运营中的新“转机”，它引发各省开始单独铸造中国银元，带来了“通货发行的地方化”现象。
具体言之，1887年2月，两广总督张之洞指出外国银元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流通，他以驱逐外国银元和填补铸造钱币所产生的损失为名，奏请利用新式机械来自铸银元。得到清政府同意后，广东于1890年发行了银元。后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在1893年获得了在湖北自铸银元的许可，并于1895年开始在湖北发行银元。
甲午战争以后，在逐渐活跃的币制问题讨论中，又有人提出扩大银元铸造的建议，同时，由于银元铸造具有巨大利益，各省都先后开始了银元铸造，到1898年为止，奉天、吉林、直隶、江苏、福建、安徽、新疆、湖南、浙江等也都自铸银元。各省的银元铸造存在着很多问题。各省所铸银元的平色(重量和纯度)不一致。1897年吉林铸造的大银元(面额1元)，重量只有0．6988两(库平)；1898年直隶北洋机器局所铸大银元为0．7289两；1897年奉天发行的大银元的纯度是0．845，而湖北的为0．904。
由于各省银元的平色不同，这些银元离开所铸造的省份进行流通，就会大幅贬值，即使在省内流通，也比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便宜。
第294章 掌控东北
更为严重的是，铸造利益的扩大使得小银元大量发行。大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只不过为2％左右，但是纯度为0．82的小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却是10％左右，因此各省所铸造的银元中面额为二角的小银元占了绝大多数。
这样一来，大银元和小银元之间的法定比价就崩溃了，小银元的实际流通价格比面额更便宜。此外，铸造利益也使各省间产生了矛盾。譬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确保湖北银元局所铸银元的销路，便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开设江南银元局，而刘坤一则置之不理，强行铸造银元。
以上种种理由说明各省的银元铸造给晚清的货币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出于铸造利益而滥发银元，跟制钱铸造的不振一起加速了“银贱钱贵”的现象。为了解决“钱贵”现象，有人数次提出了铸造当十铜元的建议，但鉴于咸丰年间发行当十大钱的失败教训，清政府对当十铜元的发行犹豫不决。
不过，在香港所发行的“当十铜仙”广泛流通的广东，终于在1898年开始铸造最初的当十铜元。主事者是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着，闽浙总督升允也奏请铸造铜元并获得许可。1898年2月，清朝政府劝告临江临海各省铸造铜元。由于“钱贵”现象严重，所以初期的铜元发行在民间得到了响应，得以高出法定价值流通。但是，因为铜元高达30％—50％的巨大铸造利益导致了滥发，便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老百姓的生活被严重的打击，更加加速了清政府的财政赤字。
1898年3月底《北华捷报》的文章就是以上述情况为背景的。从清政府来讲，不可能对这种“通货发行的地方化”现象置之不理。
1898年4月，光绪帝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所有的造币厂停止铸银，试图依靠湖北和广东的两个造币厂来划一银元。但到六月，慈禧便命令直隶总督荣禄在天津的北洋造币局继续铸造，为其掠夺财富。
不久，刘坤一的江宁造币局和李鸿章的广州造币局，以及升允的福建造币局也先后获得了铸银许可。
结果统一银元的计划，因为势力强大的督抚们的反对，实际上是失败了。
五月光绪帝又一次发布上谕，除了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上谕特别说明，银元是以库平七钱二分来换算，京饷为首的各种公共岁出入的30％可用银元来办理。但没过多久，江南、山东、四川、广东等仍然获得了继续铸银的许可。并且，清政府责令各省银元局提交有关银元铸造的报告书，但除了广东